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十三）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

本节要点：

1）毛泽东带何叔衡同行参加中共一大，而不是夏曦、易礼容等人精，可见两人忘年交情之深。

2）何叔衡是博古中央的受害者。

何叔衡（一八七六－一九三五）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沙田一小康农家，年少时断断续续读了八年私塾。

一八九二年，何叔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不识文墨、但通情达理的袁少娥为妻。

一九0二年，二十六岁的何叔衡考上秀才，随后在乡下教了五年私塾。

一九0九年，何叔衡在宁乡县云山学校教文史。

一九一三年，三十七岁的何叔衡报名求学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并入省立一师），他对负责招生的人表示，自己长时间处在孤陋寡闻的地方，不知道外面办学的风气已经如此高涨，得知消息之后就急切赶来，希望能够学习新的知识和思想。作为当时学校里年纪最大的学生，他的出现一时引起了不小的喧哗。在校期间，他与毛泽东和蔡和森结为忘年交。结业后何叔衡在长沙楚怡小学堂和第一师范附小任教。

一九一八年，何叔衡与毛泽东、肖瑜和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在五四运动中，新民学会是湖南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领导核心。

一九二0年，何叔衡积极支持毛泽东发起的“驱张（敬尧）运动”，还慷慨解囊资助毛泽东办文化书社。同年，他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人形容毛泽东和何叔衡之间的友谊是：“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何叔衡还曾被湖南省教委委派为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并主办《湖南通俗报》。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最年长的代表。在十三名代表中，超过三十岁的仅三人：三十一岁的李达、三十五岁的董必武和四十五岁的何叔衡。当时陈独秀四十二岁，而李大钊才三十二岁。在一大代表中，何叔衡是爱穿长衫、读线装书的旧式学究模样，“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何叔衡为人真诚，与人谈话时动情处常常就会哭起来。毛泽东说过：“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一九二一年八月，何叔衡协助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十月，他参与组建中共湖南支部，任支部委员。自修大学被军阀查封后，何叔衡又组建了湘江学校并任校长。

一九二二年，何叔衡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何叔衡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湖南省法院陪审员、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员和《湖南民报》馆馆长等职。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以后，何叔衡前往上海转入地下，与谢觉哉和徐特立等创办中共印刷机构聚成印刷公司，并任经理。

一九二八年一月，何叔衡和几个同伙奉命在一个工人区的街头活动（如在工厂上工或放工时混在人群中突然喊几句“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之类的口号，或散发传单、涂写标语等）时被捕而解往捕房。警察看他的模样，以为误抓了个老学究，他也顺水推舟跟审讯他的警察胡扯了一通孔夫子的“之乎者也”，就被放了出来。他赶紧找到李维汉，要求快设法去营救其他被捕的人。李维汉和当时在场的张国焘马上感觉不对，怀疑他如此轻易被释放，很可能是警察在“放线钓鱼”，而缺乏经验的何叔衡根本没有把握判断身后有没有跟踪的人。实际上他果然带来了“尾巴”，结果害得李维汉和张国焘费了很大的劲才摆脱了敌人的陷阱。

六月，何叔衡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九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专为大龄学员办的特别班学习。

一九三0年七月，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何叔衡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组织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以及将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输送到苏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何叔衡化装成富商，经香港、广东和闽西进入中央苏区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先后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农工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工农监察部部长和教育委员会委员兼苏维埃政府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何叔衡兢兢业业，工作时总是随时背着三件宝：他自己设计、请人缝制的袋中有袋的布袋子；因视力差、所以夜间行路不可或缺的手电筒以及无事不记的记事簿。

一九三三年初，中共临时政治局从上海迁入苏区。后不久，因为在他分管的监察司法领域里采取审慎稳妥的方针，反对用简单化、死刑化代替司法公正的裁决，何叔衡在六、七月间被指控执行了“罗明路线”、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九月三日，《红色中华》报点名何叔衡是“拿法律观念来代替残酷的阶级斗争”，十一月，他被撤销全部职务。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被留下，尽管他积极争取参加，还连夜编织了两双草鞋。

一九三五年二月，由于苏区形势日益严峻，何叔衡与病弱的瞿秋白和项英的怀孕的妻子张亮等被转移去闽西。二十四日凌晨，在他们走到长汀水口镇附近时，被当地的国民党保安团发现。何叔衡牺牲，时年五十九岁。

关于何叔衡是如何牺牲的，先后有六种说法：1）被俘后拒辱被杀；2）被包围后用手枪自杀；3）坠崖牺牲；4）坠崖同时遭枪击而死；5）拒捕被打死；6）被国民党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与一个名叫熊辉的传令兵枪杀。

“被俘后拒辱被杀”与“被包围手枪自击”这两种说法源自何叔衡的生前好友谢觉哉一九四二年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题为《忆叔衡同志》的文章，文中写道：叔衡同志牺牲……有两说：一说“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叔衡同志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不肯走，被杀死。”一说“被包围在山上，围者逼近了，特务员拖他走，叔衡同志说：‘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掏出手枪自击而死’。”

“坠崖牺牲”的说法也源自谢觉哉。一九五二年《忆叔衡同志》一文被辑入《湖南革命烈士传》一书，谢觉哉为此写了一个《补记》，文中说：关于叔衡同志殉难情况，现已查清楚。邓子恢同志说：“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我们——叔衡、秋白、子恢……被送出封锁线，护送队长某，非本地人，不熟地形，夜里走，天将晓，入一村庄休息，正在煮饭，被敌人发现，三路包围来，知不能敌，上山逃。秋白及几个女的，坐担架，不能走，藏在树林里，被搜捕了。叔衡同志初尚能鼓起勇气走。后来走不动了，面色全白，说：‘子恢！枪杀我吧！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我要特务员架着他走。走至一大悬崖处，叔衡抓特务员的枪要自杀，特务员护枪，手一松，叔衡同志趁势向崖下一跃，坠崖牺牲了（文革中何叔衡竟曾因此被斥为自杀从而等于叛党！）。”

“坠崖同时遭枪击而死”的说法源自邓子恢的另一个回忆，邓子恢说，突围中，何叔衡同志跑不动，举枪自杀，未死；坠崖时又遭敌机枪射击，中弹，壮烈牺牲，即坠崖同时遭枪击而死。

“拒捕被打死”的说法源自萧三在《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记述：“何叔衡被反革命逮捕，他拒捕被打死。”

一九六二年四月，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对直接参与当年抓捕的国民党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队长李玉进行审讯，李玉供称：据特务连士兵说，曾起（该团特务连代理连长）当时带一个传令兵在山脚下发现一个老头，先搜他的身，发现有钞票，将钞票拿去已离开几步要走，但一会回头去，把那个老头枪毙杀害。

这个老头指的就是何叔衡，据当时知情的人说，何叔衡一行从江西出发时，每人发港币一百元，五个人的港币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与传令兵将何叔衡身上的款搜去后，恐怕别人知道此事，就起意杀人灭口，然后把搜到的款分掉。

何叔衡妻子袁少娥，育有二子（夭折）和三女：何实懿、何实山和何实嗣。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