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二十一-上）

中共第一任最高领导人陈独秀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九二七年七月期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具体职称迭有变化）。

本节要点：

1）陈独秀是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狂飙突进、大破四旧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是那个时代站在民族前列的先驱。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刊物之一，启蒙了一代人中的精英分子。陈独秀不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杰出的政论家。

2）陈独秀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发起者和设计者。

3）陈独秀在位时对共产国际的指挥棒不乏质疑和抗争，但更多的是因为仰人鼻息而被迫的让步屈从。

4）陈独秀是个一身傲骨的性情中人，到中晚年更充分表现出了他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本性。

5）陈独秀是中共冤案史上的第一大蒙冤人。中共欠陈独秀一个道歉。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出生于安徽怀宁（安庆）北门一个“习儒业十二世”的“小户人家”，字仲甫，独秀为其最响亮的笔名。

三岁时其父因瘟疫而病卒，陈独秀由祖父和长兄相继抚养成人。他在随祖父修习《四书》、《五经》时，常因背不出书而遭到祖父棍棒伺候，但他“无论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气得祖父常骂“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不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狠强盗。”一八八九年祖父死后，家里又请来塾师教他八股文，以备应试。陈独秀讨厌八股，对塾师大不敬，学业无进。为此，家里为他换了好几位塾师，仍不奏效，最后决定由大哥孟吉教他读书。孟吉忠厚老实，性格温和，拗不过弟弟，总顺着他，于是教他读《昭明文选》。陈独秀的母亲查氏望子成龙心切，看到儿子常因读书和祖父、塾师闹别扭，不时恳求他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中个举人博个功名替父亲争气。陈独秀很爱母亲，顺着母命，在一八九六年去参加县府考试，出人意料考上了秀才。那次的考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后来调侃道： “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在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尽管鄙薄科举，院试后，因为查氏命他准备参加次年的乡试，陈独秀还是违心“用功读书”备考。一八九七年夏，他带着母亲的厚望与期待，第一次离开安庆去南京，参加苏皖两省考举人的江南乡试，不过这次未能蒙混过关而中举。南京的大千世界给他印象深刻，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康梁新学，觉得康梁的维新变法适乎时势，于是科举仕途之念在他心目中彻底寿终正寝。

同年，陈独秀接受家族包办的婚姻，与比他年长三岁的官宦大户之女高晓岚完婚。陈少年得志，而高是不通文墨的旧式女子；陈倾向维新革命，而高恪守古训。夫妇两人“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随着陈独秀社会活动越来越多，长年在外，二人的婚姻很快就名存实亡。

江南乡试后，陈独秀和皖省的维新人士交往密切，他们阅读《时务报》，讨论康梁文章。当康有为等受到乡里“瞀儒”们的攻击时，陈独秀经常在大庭广众下“为康先生辩护”，被人指责为康党和孔教罪人。然而在陈独秀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百日维新”失败了，血的事实证明清王朝顽固派反对任何革新，维新之路不通。

陈独秀曾被没有子嗣的叔父陈衍庶（曾任吉林怀德和柳河知县等职）过继（陈衍庶又是被招安的土匪张作霖的干爹。张作霖曾对人说：“义父待我恩重如山，没有义父就没有我张作霖的今天。”少年张学良很反叛，不满父亲的一些作为，对义叔陈独秀的家国情怀则非常敬仰）。

一八九八年，陈独秀考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英、法文和造船，不久因反清言论不为书院所容，前往南京，后又投奔在东北的陈衍庶。

一九0一年十月，陈独秀初次留学日本，进宏文学院学日语。年底参加留学生组织励志社，不过很快就因社内分裂而退出。其间陈独秀的思想开始从“改良”转向“革命”，由“康党”变为“乱党”。

一九0二年三月，陈独秀回国，在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九月，因藏书楼活动被通缉，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其间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年冬，他与张继、蒋千里和苏曼殊等组织“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

一九0三年，因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在日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声称准备开赴东北战场。清廷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义勇队，陈独秀十分气愤，在三月三十一日晚伙同邹容、张继等五人闯入平素作风卑劣的湖北陆军学监姚昱家中，强行剪去姚的辫子，以割发代首抒发心头之恨，此事在留学生中轰动一时。姚向清政府驻日公使告状，公使照会日本外务部，于是陈独秀等五人被强行遣送回国。

五月中，陈独秀与人创建安徽拒俄爱国演说会，控诉沙俄在我国东北奸淫掳掠、残杀无辜的罪行，号召公众“思起而救亡”，并抨击时政，以致又上了缉捕名单。得友人通风报信后，陈独秀逃往上海，参加章士钊、张继等人办的《国民日日报》编辑部，他一度与章士钊两人总理编辑事务，包括全部文字的校对。不久，《国民日日报》被禁止出售，陈独秀遂返回安庆。

一九0四年三月，陈独秀与人合作创办旨在“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的白话文《安徽俗话报》，他独自承担所有编辑和发行事务。该报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陈独秀用“三爱”的笔名在第一期至十九期上发表了近五十篇文章，借古喻今，批判恶俗，呼吁国家振兴。

十一月，应章士钊邀请，陈独秀到上海月余，参加由黄兴创建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活动，天天捣弄试验炸药，其间结识了同为暗杀团成员的蔡元培。

一九0五年初，陈独秀在芜湖安徽公学执教国文，并与柏文蔚等人发起以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为号召的带军事色彩的反清组织岳王会，他自任总会会长。

陈独秀在那年春天与闻了刺杀满清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的阴谋。暑假中，为了壮大岳王会的势力，他与柏文蔚等“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江淮南北”，四处寻访侠义之士，物色革命同志。

一九0六年，陈独秀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创徽州公学，任该校监学以及教育、地理、东语课程教员。同时他还在芜湖皖江中学任教，与章士钊为同事。

暑假中，陈独秀偕苏曼殊东游日本。

一九0七年春，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他与同盟会的章太炎、张继和刘师培等过从甚密，不过没有参加同盟会，而是加入了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去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的亚洲和亲会。

一九0八年秋，陈独秀回国度假，年底返回日本。

一九0九年九、十月间，陈独秀回国。年底，他在杭州与高晓岚同父异母之妹、比高晓岚小十岁、在北京女子师院读过书、酷爱文学、活泼洒脱、长相也好的高君曼公开同居。其时陈独秀在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并开始研究甲骨文。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陈独秀撰写多篇声援的小字报，四处张贴。

十二月，陈独秀应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同时与人合作创办辛亥革命后安徽的第一份革命报纸《安徽船报》并任总编。

一九一二年一月，因一意孤行搞衙门改革而得罪上下左右，陈独秀的秘书长职务被人接替。不久他在原安徽高等学堂的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自任教务主任。

六月，陈独秀担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后改任都督府顾问。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刺以后，柏文蔚积极策划抗袁，复任陈独秀为秘书。七月，安徽宣布独立，陈独秀为柏文蔚起草《独立宣言》曰：“临时总统袁世凯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八月，因“二次革命”失败而逃离安庆的陈独秀在芜湖被捕入狱，被友人营救后亡命上海。这是陈独秀生平第一次坐监。

是年冬至翌年春，陈独秀闲居上海，帮助朋友办亚东图书馆，写《字义类例》，编《新华英文教科书》。

一九一四年七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赴日协助编辑《甲寅》杂志，同时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就读。在《甲寅》上他初次使用笔名“独秀”。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提出“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福利者也。不此之物，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该文引起舆论哗然，陈独秀一时被不少人指责为不知爱国的“狂徒”。而他则自傲地声称：“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陈独秀参加有黄兴、程潜、陈炯明、李书城和沈钧儒等百余会员的欧事研究会。

一九一五年夏，陈独秀因高君曼咯血病重返回上海。其长子延年和次子乔年不满父亲喜新厌旧、弃母与高君曼同居，加上陈独秀是个霸道父亲，父子成水火之势。

痛感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动心”，陈独秀在九月创办月刊《青年杂志》，自任总编，冀借以唤醒民众，尤其是青年。他在其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倡青年该有六种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陈独秀大力倡导独立人格精神，痛恨把人变成驯服工具的封建思想。陈独秀说：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和礼俗，都是残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纲之说，把人束缚在罗网之中而不自知，“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陈独秀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青年杂志》的问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

一九一六年九月，《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陈独秀发表《新青年》一文，又提倡“新青年”应生理上体格强壮，心理上“斩尽涤绝”当官发财思想，“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十月，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批评康有为要求政府“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的主张，吹响了“打倒孔家店”的号角。陈独秀的武器是“西洋文明”和“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在十一月的另一篇文章里，陈独秀说：“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然多数国人犹在梦中，而自以为是。”

十二月底，刚从法国回国准备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乘陈独秀在京办事的机会，多次登门力邀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一九一七年一月，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新青年》社同步迁至北京陈独秀宅中。为了让讲究资历的教育部下发委任状，蔡元培替陈独秀伪造了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履历。

二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呼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皆有肉无骨，有形无神，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受这种文学熏陶，国民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等劣根性，要有尽有，此是革新政治的大障碍，因此革新文学势在必行。他还发誓：若有明目张胆高呼文学革命者，“予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

四月，《新青年》发表毛泽东署名“二十八划生”的文章《体育之研究》，这是迄今已知的毛泽东的第一篇面世的文章。

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由一人主编改制为不接投稿的同人刊物，编委会成员除了陈独秀以外，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魯迅、周作人和李大钊等。同人轮流编辑，而陈独秀仍负总责。魯迅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五部小说，奠定了其文坛巨匠的地位。鲁迅说过：“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著力的一个。”

《新青年》杂志的初旨是鼓吹启蒙而非政治革命。不过陈独秀难免会打“擦边球”，如他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著文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

十一月，陈独秀、李大钊和周作人等合办“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每周评论》杂志。

十二月，陈独秀担任北大附设国史馆编纂处编纂股股长和《北京大学日刊》编辑。

一九一九年一月，陈独秀发表《除三害》一文，主张在清除军人、官僚和政客三害的同时，“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

二月，陈独秀出版《汉译英文选》。

三月一日，蔡元培召开北大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决定暑假以后“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教务长”。这是蔡元培已经构思了半年之久的改革，目的是将学长任命制改为教务长选举制，由各系的教授会主任选举产生教务长，以推动合议制民主治校。

陈独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反儒排孔、提倡白話，一直饱受守旧派的反对和攻击。他的北大文科学长职务也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在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多时间里，陈独秀结怨颇多。据当时在北大教印度哲学的梁漱溟回忆，“陈（独秀）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在北大期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却没有写过一篇学术论文，也令其他教师不忿。更要紧的是，陈独秀任内推行的废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换聘约等改革措施，严重得罪了一批教师。

不幸陈独秀还有嫖娼之诟。嫖娼在当时乃合法行为，名流出入妓馆，本来屡见不鲜。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前，北大师生甚至有八大胡同“探艳团”之恶名。为了匡正歪风邪气，蔡元培组织了进德会，提倡戒賭戒嫖戒毒戒酒不纳妾等等。陈独秀是进德会承诺了“不嫖、不赌、不娶妾”的最基本条件的甲种会员，然而他不能信守诺言，更不能以身作则。他的大名在一次嫖妓时因爭风吃醋泄憤挖伤某妓下体而上了小报。

蔡元培原本有意不予深究，他在三月二十一日写道：“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側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為消遣者，茍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墮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然而舆情沸腾，蔡元培不得不有所作为。三月二十六日晚，蔡元培与马叙伦、沈尹默和汤尔和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处置陈独秀的丑闻。沈、汤当初本是举荐陈独秀之人，而此时却都“力言其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于是蔡元培同意提前实施改制。四月八日，北大召开教授会主任会议，决议提前实施《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结果马寅初被选为教務长，原文理学长陈独秀和夏元瑮被续聘为教授。此后，与陈独秀同时陷入“嫖妓门”的夏元瑮得到一笔经費出国遊学，陈独秀则给假一年。陈独秀以脾气火爆出名，不过这次没有抗议，没有喧哗，而是悄悄地从北大辞了职。

胡适在后来批评卷入此事的汤尔和时说：“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个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胡适还评论说：“独秀在北大，頗受我与（陶）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陈独秀原先对社会主义思想确实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一九一七年一月，有人写信要求《新青年》宣传社会主义时，他回复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也甚复杂，唯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等人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杂志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刊，而陈独秀没有撰文。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过激派”有功有过尚待观察。在那以后，陈独秀才以简短的文字发表了一些同情俄国革命的随感录，如《二十世纪俄罗斯新革命》、《克伦斯基与列宁》及《过激派与世界和平》等。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六月八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隨感录”栏目发表短文《研究室与监狱》说：“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六月十一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他执笔的《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宣言》要求政府废除跟日本签订的密约、罢免与密约有涉的官员、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部等官府，并威胁“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声援与帮助下，陈独秀于九月十六日获保释出狱，不过活动仍受限制，重大行动需事先得到当局批准。

十月，《新青年》编辑部开会，决定自第七卷第一号起，全由陈独秀一人编辑。

十二月，陈独秀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

一九二0年一月底，陈独秀未获许可就应汪精卫等的邀请，去上海接受西南大学筹办员的职务，然后在二月初由沪抵汉，在文华大学、文华书院和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处作演讲。二月中旬他回到北京时，在西车站被李大钊等截住接往朋友家暂避，因为当局从报纸上发现他不告而别去了上海和武汉，派了警察在他的寓所外等着抓他。李大钊随即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从那里他乘外国班船前往上海。在从北京到天津的途中，李大钊同陈独秀商讨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设想。

上海有一批聚集在戴季陶办的《星期评论》周围的社会主义者。《星期评论》一九二0年的新年号显现出非同一般的赤色：“希望我们的体力劳动者组织一个东方无产阶级的大联合来，迎着红灼灼的太阳光，高呼无产阶级万岁！” 《星期评论》不仅曾刊登多文讨论劳工问题，还以其马克思主义倾向，引起过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重视。

陈独秀一家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戴季陶住在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前楼，两人相见恨晚，朝夕相处。陈独秀在此期间先后写了《实行民治的基础》和《劳动者底觉悟》等含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

二月，陈独秀跟张国焘、沈玄庐和戴季陶等二十余人发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不过这个计划在仅仅一个多月后就因“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而破产。

四月二日，陈独秀与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等参加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四月中旬，陈独秀等联合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在他的指导下，上海各业五千多名工人于五月一日举行庆祝五一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并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新青年》同时出了“劳动节专号”，探讨劳工问题。

五月，陈独秀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与李大钊等在三月成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遥相呼应，又从上海和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以及海外一批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了联系（如陈独秀在五月会晤了从北京到上海的毛泽东）。

接着，通过维经斯基，陈独秀接触到了列宁版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更坚定了他建立共产党的决心和信心。不过他认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最重要的是急起直追地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进一步做翻译介绍。陈独秀还认为，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也不能没有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工会。现在的工会不是组织落后，就是根本不是工人的工会，因此我们须从头做起，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陈独秀主张中国共产党不应采党魁制，如孙中山之任国民党的总理那样。他主张中共采用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方面的工作。他还强调减少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的作风，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

在维金斯基的支持下，陈独秀等人在八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被推为书记。

胡适因为反对陈独秀违反专注文化、“不谈政治”的办刊宗旨而逐渐退出《新青年》编辑部以后，《新青年》完全由陈独秀说了算。九月的《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大张旗鼓地宣扬马克思主义，并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从此以后，《新青年》成为变相的中共机关刊物。

到是年年底，陈独秀已经完全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马列主义关于革命的观念也很合他胃口。他这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假民主，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最终的无阶级的真民主。“若不经过阶级战爭，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時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一九二0年陈炯明占领广州以后，孙中山率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十二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行前他将中共书记的职务移交给李汉俊，《共产党》主编事交给李达，《新青年》主编事则交给陈望道，

一九二一年一月，陈独秀陪同到广州的维经斯基拜访了孙中山。

三、四月间，陈独秀与谭平山、陈公博等酝酿并创建广东中共支部，接着又办起了以陈公博为所长的“宣传员养成所”以及俄语学校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中共在广东的党团组织。

四月，包惠僧受李汉俊委派到穗，希望陈独秀回沪主持党务，或者把中共机关搬到广州。陈独秀表示广州的无政府主义势力太大，地理也不适中，因而不同意中共机关搬家。对于李汉俊的催促，陈独秀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陈独秀注重中共的独立，他不想由于中共接受外援而被敌对势力诬蔑为“卢布党”，他对包惠僧说，我们不要拿共产国际的钱，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受制于人。

七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没有出席，而是让包惠僧和陈公博带去了他的信件和四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要求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陈独秀在会上被缺席选为中央书记。

八月，陈望道应陈独秀之约，根据日语译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该书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后出版。

因为不满于陈独秀身为中央书记却长期滞留广州，马林又派包惠僧赴粤催他回沪。马林抱怨说，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陈独秀于是在九月十一日偕包惠僧返沪。因为陈炯明不同意他辞职，他是请假离粤。

到上海后，陈独秀听说马林作风蛮横，又未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擅自派张太雷去日本落实日本社会主义者参加远东各国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事宜，大发雷霆，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他对张国焘为俄国人拟出劳动组合书记处的工作计划、预算以及工作人员薪金的规定也非常不满，斥之为“雇佣革命”。他强调：“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他说：“每月只拿他们二千多元，事事要受支配，令人难受。中国一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不过事实上，这只能是一句空口大话。中共没有党产，不能搞社会募捐，更无权从国库中任意支取钱款，党员所缴党费只是杯水车薪。没有共产国际的金钱，中共能否生存都大成问题，别提开展工作、扩大影响了（根据有关资料，中共从创建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其经费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来源于苏俄的帮助。陈独秀曾在中共三大上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中共财务完全是黑箱操作，从不提交中央会议讨论。这个传统保持到今天，谁也不知道中共每年花费了国家的多少钱）。更重要的是，中共在二大以后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两者是上下级关系，哪怕在经济上完全不依赖共产国际，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纪律上也必须服从。

十月四日，陈独秀住宅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他和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五人被捕。在交了五百元保证金后，陈独秀等在关押两天后保外候审。十月二十六日，租界会审公堂以陈独秀“违背禁令”，出售禁书《新青年》杂志等罪名，判陈独秀罚洋一百元，抄出书籍等予以销毁结案。当时已经与陈独秀分道扬镳的胡适听到此事，一改斯文，大骂：“法国人真不要脸”，并积极找人营救。陈独秀被捕，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经费打通关系。

获释以后，陈独秀正式辞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转而接受了王云五和沈雁冰的邀请，当了商务印书馆的名誉编辑。

同月，陈独秀以中共中央书记的身份，首次召开中央会议。会后，他与马林会晤，双方冰释前嫌。陈独秀从此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告，他们并且具体商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西方外援便成了惯例。

十一月，陈独秀筹划组织了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

一九二二年，马林指示中共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表示愿意两党合作，不过反对加入国民党。四月六日，陈独秀给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写信，提出六条意见反对马林的提议。

六月十五日，陈独秀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表达了中共与国民党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的意向。

在筹备中共二大时，陈独秀与张国焘商定，二大代表不通过各地民主选举，而基本上由参加远东各国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各省中共代表参加。

七月，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在八月的西湖会议上，在马林的压力之下，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勉强同意加入国民党，

八月九日，陈独秀在家再次被捕，罪名还是藏有违禁书籍。中共立即发动各阶层，开展了大规模的援救活动。八月十五日，北京报纸刊登了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十个团体的“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宣言书。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租界会审公堂判决陈独秀罚洋四百元，交保释放，抄出的书籍底稿一并销毁。

陈独秀是孙中山指定的国民党九人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不过他一直以客卿自居，不愿对国民党内部事务多表示意见。

陈独秀出席了于十一月五日—十二月五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他出国期间，中共中央机关迁移到北京，由张国焘代理中央执委会委员长的职务。

一九二三年二月，陈独秀随中共中央从北京迁回上海。

二七惨案发生以后，一些工人由于参加罢工而被开除，生活无着，因而开始怀疑甚至责怪中共的领导。陈独秀由此不止一次地感慨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以及流氓无产者的色彩。他说，当职工运动顺利时，这些工人都是可爱的英雄，但一遭挫折，便原形毕露了。

四月，孙中山委任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与马林共同制定了改组国民党的计划。

四月二十五日，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这时的陈独秀由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前重视工人阶级，转为更重视资产阶级。他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和社会基础，“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六月十二日，陈独秀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三大，并再度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