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一）

中国共产党的问世

本节要点：

1）中共的诞生是时势的必然。

2）陈独秀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

3）中共成立于一九二0年八月。

4）俄共（共产国际）是中共诞生的助产婆。中共诞生以后，俄共（共产国际）是其乳母。

5）中共的“初心”：生产资料公有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实现共产主义。

时代背景

一百一十年前，中国摆脱帝制，走上了共和。然而，国家的积弱积贫并没有随之有丝毫的改观，反而有江河日下之势。令当时的社会精英尤为扼腕切齿的，莫过于千余年来往往以华为师的小日本，不守“师道尊严”的古训，竟然胆敢把“老师”打得满地找牙，并且携日俄战争胜利的余威，持续不断地蚕食大中国的权益。一时间，得风气之先的国人纷纷奋起寻找救国救民的自强之道，实验主义、“好政府主义”、“科学救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工团主义、立宪、联省自治、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等理论主张纷至沓来，争奇斗艳。不像一九二八年以后青天白日旗下的党国，在五色旗下的民国，新闻出版、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方方面面，都有充分的自由，想办报就办报，想组党就组党。于是各派主义扯旗立寨，鸣锣击鼓，招兵买马，尽力扩大自己的场子。

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会上各国列强欺软怕硬，默认“强权即公理”。同年七月，自身立足未稳的苏俄政府却发表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主动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统统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的一切特权。苏俄于次年九月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这一鲜明的对比，使许多人对苏俄奉行的共产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好感。

李大钊和陈独秀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倡导共产主义的两面大旗。

不过虽然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的推进，李大钊一开始并没有组党以及与苏俄联络的打算。他在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不过没有具体进行。他和一些朋友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杂志，原希望通过这个组织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然而因会员们不尽赞成马克思主义，他的愿望无法实现。李大钊认为应该先成立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时不过问实际政治，主要做翻译、研究和介绍等工作，同时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

陈独秀本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起步略迟，直到一九一八年三月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受李大钊等朋辈的影响，到一九二0年一月被迫离开北京以后，他才逐渐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沉疴的良方。不过由于其声望，陈独秀的加盟大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他身体力行的发起、鼓动、策划和筹备则直接导致了中共的诞生。

苏俄的促进

布尔什维克执政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一心想趁热打铁发动世界革命，不过中国一开始并不是他们主要的关注对象，他们聚焦他们更为熟悉的德国，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强大，德国的革命时机最为成熟。直到德国革命成功的希望落空后，莫斯科才把目光转向远东，转向中国，以求寻找新朋友打破苏俄的孤立处境。一九一九年八月，俄共中央下达在东亚展开共产主义运动的指示。一九二0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西伯利亚，打通了与中国东北的陆上交通，不久即在伊尔库斯克建立了俄共远东局（即共产国际远东局），以负责促进在中国及其他远东国家建立共产党的工作。四月，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汉名为吴廷康的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在一九二0、一九二一、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年曾先后七次来华指导中共工作。他是少数得以善终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之一，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他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回国以后就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政治事务而专心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身分携妻前往北京。维经斯基中等身材，体格健强，目光深黯，英语流利。他于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国做工，革命时回国，是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创建者之一。维经斯基给人的最初印象就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党人。

维经斯基的助手兼翻译是有俄共党籍的旅俄山东籍华侨杨明斋。维经斯基他们初次来华时，对于中国的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可是不知找谁。通过在京的俄籍汉学家伊凤阁（Aleksei Ivanov）等人的介绍，他们联系到了李大钊。同时他们又从一些俄侨口中了解到有关五四运动的情形，得知迁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于是他们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他们在五月中旬见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为正在筹备中的中国共产党将会得到苏俄的支持而高兴。他觉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还太薄弱，那时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还没有中文译本。他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与苏俄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有望得到莫大的帮助。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维经斯基的鼓励和推动下，从一九二0年五、六月间就开始酝酿的中国共产党于八月下旬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住宅兼《新青年》杂志社正式成立。党的名称是李大钊提议的（当时中国还有东方共产党、支那共产党、社会共产党、社会共产社、兵丁贫民共产团等许多以“共产”为名的组织）。中共最初的成员除了陈独秀以外，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和施存统六人。陈独秀被众人推为书记。同盟会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不过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因为他表示只要孙中山在世一天，他就不能心生二意而参加其他政党。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沈雁冰（茅盾）和俞秀松等人也加入了中共，杨明斋则由俄共党籍转成了中共党员。中共上海支部每次开会，维经斯基基本上都参加。

陈独秀和他身边的人随即自封为中共临时中央。

八月二十二日，俞秀松、施存统等八人在戴季陶家中又成立了中共的外围群众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共发起成立时，戴季陶和李汉俊等曾起草过一份“党章草案”，其中的要点是“劳工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合作”。他们的“生产合作”指局部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生产组织，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与苏俄模式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陈独秀并不在乎。他认为先把组织建立起来，以后可以边干边学习，逐渐完善党纲。

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于一九二0年十一月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由三个部分组成：1）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2）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将机器、工厂、原料、土地和交通工具等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公有，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要废除军队、法庭等国家机构；3）阶级斗争的近期状态：组织产业工会并成立工会总联合会，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开展阶级斗争，通过总同盟罢工推翻资本制度，由产业工会主管社会的经济运行。在夺取政权后，为了抵御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中共最初的“初心”。

十一月七日，在苏俄十月革命三周年之日，由李达主编的理论刊物《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该刊卷首的“短言”声称：要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致发生；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力都归劳动者执掌。

中共成立以后，陈独秀等马上积极向其他城市的志同道合者通风报信，进行串联。一九二0年十月以后，在北京、天津、武汉、西安、广州、长沙、济南、青岛、开封、杭州、南京、芜湖和安庆等地先后成立了中共（或青年团）的支部（或小组）。十一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宣言》逐渐成了各地吸纳党员的标准，即加入中共的人，必须赞同《宣言》所表明的各项原则。这样，许多原来参加了各地中共支部的无政府主义者便自动退出了。

维经斯基随身带来了许多珠宝，变卖以后所得款项，除了维持中共临时中央机关的日常开支以外，主要花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了上海外国语学社（招牌挂在戴季陶的住处外面），招募青年学生培训俄语；二是从那些学生中挑选苗子，把他们送去莫斯科东方大学等院校，为中共培训干部，为苏俄培养亲俄人才（一九二0年冬出发的第一批八个留学生为刘少奇、彭述之、罗觉、任弼时、卜士奇、袁达时、抱朴和廖化平）；三是办了一个印刷厂，恢复《新青年》，把它在事实上变成了中共的公开刊物，创办《共产党》、《劳动界》和《上海伙友》（一九二一年一月，维经斯基离开中国，资金一时中断，《劳动界》和《上海伙友》便从一月十六日起停刊；《共产党》也陷入停顿状态）。

一九二0年十二月，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主任，他的中共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一九二一年二月间，关于在党内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陈、李二人在通信中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陈独秀主张采前者，李汉俊则赞成后者。李达在两人间努力调解，强调共产党刚刚成立，大家要团结不要吵架，但他的调解没有效果，以致李汉俊愤然辞去了代理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刊。李汉俊把党员名单及所有文件都交给了李达。这样，从一九二一年二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代理书记的职务。

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初被派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他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代表。

早期的中共党人对于中共成立于一九二0年没有任何异议。

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演讲时告诉听众:“一九二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在一九二七年存放于苏俄驻北京使馆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一九二0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一九二八年在苏联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演讲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一九二0年为其开端。”

陈独秀在一九二九底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论及：“我自从一九二0年（民国九年）隨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

邓仲夏于一九三0年在莫斯科完稿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一九二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九三七年，董必武告诉访问延安的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中国共产党建立于一九二0年五月。”

李达在一九五四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中说明:“一九二0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

毛泽东在填写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时，把入党年份填为一九二0年。

后人为了编造毛泽东是中共缔造者的神话，需要突出中共一大的意义，于是他们把一九二0年八月在上海成立的那个小组织称作“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共早期组织”，把一九二0下半年至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在各地成立的共产党（或青年团）支部称作“XX共产主义小组”或“XX中共早期组织”。这些人的软肋是现在庆祝的一大既然是党代会，那就不证自明在一大以前必定已经有了党和党员。伪史编纂专家只有一个补救办法：赶快编造一系列一百年前各地党员决定召开一个正式成立大会、然后在会上举行正式入党宣誓仪式等等故事。否则，就应该老老实实把“七一”拨乱反正，叫做“中共一大纪念日”而不是“中共成立纪念日”。

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应该有纠错的机制和勇气，不能为了某种荒唐的目的永远把生日推迟近一年而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