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十二）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

本节要点：

1）李达既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早期领导人之一。

2）李达脱党原因众多，他天生不是个革命党人。

3）与毛泽东的旧谊未能让李达逃脱文革的灭顶之灾。

李达（一八九0—一九六六）出生于湖南永州零陵县一个普通农家。

一九0五年，李达在投考永州中学时，为被录取者的垫底，而第一学期结束时，他已跃居年级榜首。

一九0九年，李达中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一九一二年秋，因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回到湖南，先在一所中学任教，后又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和湖南优级师范就读。

一九一三年，李达以第二名考取湖南公费留日生资格，进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采矿实业，后因肺病回国休养。在养病的三年中，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当了三年药商。

一九一七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預科）。

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学生因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在东京签订卖国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留日学生罢读归国。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百多人到北京请愿抗议，但不见任何效果。就此李达在观念上由和平渐进的“实业救国”转向了激进的“革命救国”。他发现要想救国，只有由民众起来推翻反动政府，走像俄国那样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六月，李达弃理从文，在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家河上肇门下系统攻读马克思著作，其中包括绝大多数中共党人一辈子也没通读过的《资本论》。

一九二0年，海归的李达和妻子王会悟借住在陈独秀家里。李达与王会悟简单的婚礼是由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操办的。那时的李达手不释卷，每天都埋头写作。

李达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个发起人之一。

一九二0年十一月七日，李达担任主编的《共产党》杂志问世（毛泽东当时在长沙办的文化书社就代售过这本杂志）。李达还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一九二一年六月，毛泽东收到李达寄给他的通知，要他在七月二十日到上海开共产党代表大会。

到上海后，毛泽东向李达报到，李达问毛泽东：“你是CP （共产党）还是CY（共青团）？”毛泽东回答：“是CY”。那时湖南只成立了青年团，还没有共产党。李达说：“我们这儿是要开CP的大会，你既然来了就参加CP吧，等回到湖南就去组织CP”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李达可算是毛泽东的入党介绍人。

张国焘记忆中的一大时的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李达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宣传主任。他那时满口湖南土话，说话有时别人听不懂。

会后，李达主持建立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一九二一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李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

一九二二年，李达等筹建了上海平民女校，他担任业务主任兼代数教员，其妻王会悟是语文教员，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和高君曼等担任各科教员。学校有学生约三十人，丁玲是其中之一，还有王一知（当时施存统的夫人）、王剑虹（当时瞿秋白的夫人）和张琴秋（当时沈泽民的夫人）等。

同年七月，中共二大在李达家中召开。在选举新的中央时，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觉得自己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较适宜，加之准备去湖南教书，所以请求不再担任宣传的工作。

十一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了自修大学《新时代》杂志的创刊号。毛泽东一面操持这个学校，同时也在里面学习。其间，毛泽东与杨开慧跟李达夫妇同住清水塘，比邻而居。毛泽东经常敲门而入，向李达请教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强令关闭后，李达在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一九二三年酝酿国共合作时，陈独秀接受了共产国际党内合作的主张，而李达坚持党外联合，两人互不相让多次大吵。其实陈独秀开始时对国共党内合作是非常怀疑的，只是一旦做了选择，他这“大家长”就不能容忍别人的挑战，而李达则受不了陈独秀以“老头子”自居的霸道作风和独断专行的一言堂，因此与中央逐渐疏远，甚至未参加不久后召开的中共三大。他多次说，陈独秀“这草莽英雄怎可领导中国革命的大事业？”

李达在一九二三年秋脱党。

尽管离开了组织，但李达自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未动摇，他说：我虽然脱离开了党，却绝不脱离马列主义。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初，李达先后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以及武汉图书馆馆长。

一九二七年春，李达曾在毛泽东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社会科学概论。

一九二七年五月马日事变以后，李达脱离政治活动，先后担任了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和湖南大学等校的教授和系主任。他坚持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是国统区著名的“红色教授”。

一九三七年五月，李达在上海出版了《社会学大纲》，他把该书和他写的另一本书《经济学大纲》寄给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把《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在书中空白处写满批注。毛泽东称誉该书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中共的高级干部学习。他甚至赞扬李达为“理论界的鲁迅”。毛泽东也仔细读了李达所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有关西方马列主义这一块，受益于李达不少。

一九四一年七月，李达在广东中山大学任内被教育部解聘。此后五年多时间里，他不得不在老家零陵务农为生。一九四六年，李达在零陵创办了辅仁小学并亲任校长。

李达从未与汪伪政权同流合污。

一九四七年秋天，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几次邀请李达去解放区，而他因健康状况欠佳未能成行。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致信李达：“鹤鸣兄（李达号鹤鸣）：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一九四九年，李达参与策动了湖南政权的和平移交。不久，由地下党安排，李达从长沙经香港、天津辗转抵达北平。他在五月十八日应邀到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的居所叙谈。李达向毛泽东检讨了他早年离开中共的错误。对此，毛泽东说：“早年离开了党，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两人畅聊至深夜。当晚，李达就睡在毛泽东的硬板床上，毛泽东则批阅文件一宿未眠。李达事后跟朋友讲起此事时用了东汉严子陵与光武帝同床而眠，把脚放到光武帝肚子上的典故，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由毛泽东等人作历史证明，由刘少奇介绍，李达获准重新加入中共，破例没有预备期。

在重新入党时，李达在自传中检查了自己当年“脱离组织的动机”。他说原因之一“是不满意于陈独秀的鲁莽暴烈的草寇式作风”，二是认为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无研究，陈独秀在党的二大前发表的文章“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的水平”。此外，李达还检讨自己当年退党的原因，有“不愿意参加示威行列”、“不愿意做国民党员”、“要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愿分心于他务”、“自己当时患有肺病”、“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负担颇重”、“在主观上，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等等。最后李达总结为：“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重，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这是当年离开党组织的总的原因。”

重新入党后，李达被委任为中国政治大学副校长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因为不愿当京官而希望从事教育工作，李达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被毛泽东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是由新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一九五0年二月，李达就职湖南大学，不久他配合政治需要对湖南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主持了岳麓山上爱晚亭的重建工作。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还兼任过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及院长等职。

李达在五十年代积极跟风，热情地投入了毛泽东发动的各个政治批判运动。他在武大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李达是著名的反右权威，发表过一系列反右文章。不过他不赞成在学生中抓右派。同时，即使是被划为右派的专家教授，他也会请到武大委以教学和科研重任，如他邀请了著名的有机化学家、曾国藩曾孙、大右派曾昭伦到武大组建化学教研室。

一九五八年在武汉东湖客舍同南巡的毛泽东讨论哲学问题时，据说李达曾直言批评大跃进中出现的主观唯心倾向，他嘲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之类的口号。他对毛泽东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而毛泽东则坚持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无限放大。两人争到脸红脖粗，不欢而散。李达对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连毛主席也这么认为，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李达趋向沉默。

不过在六十年代中，他曾表示不同意林彪和陶铸的“顶峰论”，说“顶峰论”违反辩证法。

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打算抛出李达丢卒保车。然而他们深知毛泽东与李达的交情，所以王任重三次请示毛泽东可否批李达。毛泽东前兩次均未答复，第三次表示可在校内批判一下，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又指示王任重說：“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

当李达看到揭发材料中有他曾经对人讲过毛泽东去参加中共一大时还不是CP这一条时，惊呼：“后悔啊，我不该把这事讲出来惹来大祸！”

从六月二十日起，李达作为“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头子被公开批判和声讨。武大红卫兵大会小会斗得他苦求把他送到拘留所，说那里安静，好写检讨。进入七月中旬，酷热难当，批斗也达到高潮。高音喇叭架在李达居所的上方，“打倒李达”的广播日夜不断；他的住所被一批批涌来的群众包围；有农民要用锄头把他打死；曾受过李达批评的邻居教师甚至直接跑进书房指着他的鼻子骂娘。他的生活秘书刘长森是安插在他身边的卧底，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李达心力衰竭，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曾高达226/114，常感头顶发麻，但他仍被迫多次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广播。校卫生科停止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所需的常服药也停止供应。

毛泽东在六月到武汉，七月十六日畅游长江。李达从在门外玩的小孩口中听到消息，悄悄对夫人石曼华说，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信，让他救我一命。石曼华说，不行，我出门都有人跟着。李达没法，就跟刘长森说，你帮我个忙，给毛主席送封信，我知道活不长了，请毛主席救我一命。他的信极简单：“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其实，毛泽东已于七月十八日晨离汉返京了。就在十七日晚上，湖北省委召开常委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说到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一个是李达，一个是张体学。）

毛泽东直到八月十日才看到了李达求救的请求，不是信，而是一张字条：“李达要主席救他一命”。毛泽东批了一句：“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当日，陶鑄批：“即送任重同志”。（当年章士钊向毛泽东求救时，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第二天就有当兵的到章家门口站岗放哨了。）

八月十二日凌晨五时，石曼华听到一阵响动，跑进卧室一看，李达仰卧在地，脸色苍白，鲜血喷溅到墙上。上午九时，学校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李达的血压已降至90/50，随时有休克的危险。医生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但被工作队拒绝。李达悲愤交加地说：“印度战俘有病，也会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就算把我当敌人，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也应当让我治病。”

八月二十二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才被人送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允许石曼华陪同。李达以“李三”的化名（“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他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仅有的两位六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八月二十四日，李达在无一亲人陪伴的情况下死去，终年七十六岁。第二天，他的遗体被火化。

武大工作队随即抄了李达的家，将李达的书籍、手稿和衣物洗劫而去。李达的妻女二人被逐出寓所。石曼华开始了长达六年半边挨批斗边拉板车的劳改生涯。

李达死后被《人民日报》定性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武汉大学为李达举行追悼大会。

一九八0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一九九六年九月，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李达曾自省说脱党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不过在文革中被批斗时，他曾自辩说：“我叛变的是陈独秀的党，不是毛主席的党”。

李达一生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专著和译著，主要有《现代社会学》（一九二六年）、《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九二九年）、《经济学大纲》（一九三五年）、《社会学大纲》（一九三七年）、《社会进化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其中的两本《解说》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极好”。主编有《唯物辩证法大纲》。

李达的原配妻子王会悟，育有女儿李心田、李心怡和儿子李心天。第二任妻子石曼华，育有女儿李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