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七-C）

中共六大及六大以后至一九四三年三月

一九三七年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1）停止内战，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民生。电文承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共愿停止执行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将工农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坚决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二月－六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和蒋介石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和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蒋介石在原则上接受了国共合作，并同意将红军整编为八路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余人。

三月二十三－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再次着重批判张国焘，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声明“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七月七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贺龙等包括二十多位红军将领在内的四十六位中共高层联名致书蒋介石及西北各军将领，呼吁：“国势垂危，不容再行箕豆之争。……深望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红军愿作前驱，愿担任一定的战线，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

七月十三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面交蒋介石。中共声明愿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作为共同奋斗之目标，并承诺：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终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苏维埃政府；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奔赴抗日前线。在这个宣言之后，中共还明文宣称准备立即实行这些诺言中的取消苏区和改编红军等部分。

八月二十一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许诺将大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给中国政府贷款用以购买苏联军火和军需物资。

八月二十二－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负责人共二十三人，即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和周昆（不久，阎锡山主动邀请八路军进驻山西，让晋军被服厂给八路军供应缝有“八路”臂章的蓝布新军装，并送给八路军六万法币的“盘缠钱”。不料这个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的周昆偷拿三万法币后开了小差，从此人间蒸发）。

张闻天在会上作《形势报告》称：蒋介石一贯反共，中共在抗战中应效仿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策略，让蒋、日火拼，两败俱伤。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警告大家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不与日军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扩充八路军的实力。毛泽东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地保持独立自主，要吸取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红军虽将改称为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此后仍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命令，概应用各种借口，予以推脱；中共所控制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在国统区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公开露面以外，主体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状态。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会议决定成立新的由十一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和周恩来为副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长江沿岸委员会。

洛川会议确定了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坚定不移的策略。七七事变后信誓旦旦的“红军愿作前驱”等等豪言壮语早就被置之脑后了。

据说毛泽东有个恐怕永远无法证实或者证伪的“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七二一方针”。不过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确实大言不惭地说过：“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无论如何，从毛泽东对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的多次责备，从吴法宪等前线将领不约而同的“日进我退”的抗战回忆，从中共悠闲从容大搞整风，从中共把几乎所有的党政军领导人召回延安参加七大等等事实看，中共绝对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日本的战败投降，既不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功劳，更不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胜利。

（撇开道德评价，毛泽东为中共制定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抗日方针绝对英明正确。而如果毛泽东讲道德的话，他就不是毛泽东了！当杨开慧在长沙带着三个儿子苦苦地“念兹远行人”时，毛泽东已经娶了贺子珍为压寨夫人；毛泽东在一九三0年率军进攻长沙，直接导致了杨开慧的被杀，而他事先却过家门而不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嘲笑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的道德观最清晰地表现在他去世前的一段言论里。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在她口述的《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说到，一九七五年八月，毛泽东与众人看了一部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故事大意是千金小姐跌落枯井，员外贴出告示，谁救出小姐便许之为妻。两个青年同时应召，商定一个用筐拴上绳子把另一个青年放到井下先救小姐，再让青年上来。救出小姐以后，在井上的青年用大石堵死井口闷杀了另一青年，再抱着小姐领赏成全婚姻美事。毛泽东问看电影的人们，“你们说说看，两个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众人异口同声说，当然是在井底的青年好啦。毛泽东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众人发问为什么。毛泽东答道：“井下的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众人不服气，说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实。毛泽东答道：“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他还说，小姐只有一个，他不害另一个，他能得到她吗？）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颁布将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八路军出师前后，中共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兰州、迪化、重庆、广州、香港、南宁、洛阳和贵阳等地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的通讯联络机构。

九月十七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

九月二十日，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苏维埃中央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久以后，张国焘被委任为代主席。

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九月二十二日，国府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了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斃伤千余人，首战告捷，是为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仗。

九、十月间，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将湘、赣、闽、粤、浙、鄂、豫和皖八省边界十余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一万零三百人。叶挺被国民政府指定为新四军军长。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在去国六年后返回延安。毛泽东率领其他中共要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前往机场迎接他和同行的康生、陈云等，并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中央三位领导同志驾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久别重逢，家人团聚，……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十二月九－十四日，根据怀揣“尚方宝剑”的王明的要求，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他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介石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王明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他还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

这次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和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同时由周恩来、博古、项英和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共在南方的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二者合并，新机构由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和林伯渠七人组成，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在武汉，王明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一时变得微妙。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满意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他被派遣回国，目的是为了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共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监督。共产国际虽然已经认可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毛泽东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还是放心不下。苏联政府尤其是斯大林，关注的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而不大在意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他们一直担心中共独立自主的原则会惹怒蒋介石，造成国共再次分裂，以致中日战场拖不住日本，使苏联两面受敌，分散苏联在西方战线对抗希特勒的兵力。王明的使命便是督促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服从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

一九三八年

三月，中共政治局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的形势、中共的状况、八路军的作战表现，尤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和困难等。任弼时还向季米特洛夫等介绍了王明回国以后的情况。

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四月，张国焘出走边区，在武汉投入国民党怀抱。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新指示回到延安。王稼祥是在一九三六年底去苏联治伤的。在回国前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时，他简要地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共、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政策方针。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很有成效的，我们全党、全军和全体爱国人民，都支持并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参加接见的季米特洛夫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他又补充一句：“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最后，季米特洛夫责成王稼祥回国以后向中共领导转达他说的这些话。王稼祥表态：“感谢国际执委会和您的信任，我一定牢记您的指示，保证负责传达。”

九月十四—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破天荒地明确表示要“以毛泽东为首”，使在中共党内军内欠缺根基人脉、全凭狐假虎威的王明头上一直戴着的光环顿时失色。王明的贵人和后台米夫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托派反革命的罪名被捕无疑跟共产国际的扬毛抑王大有关系（斯大林卸磨杀驴、米夫被揭发为政治反革命和托派分子以后，王明当即落井下石，批判米夫，跟他划清了界线。米夫在十二月被捕，在一九三八年七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同年九月十日被秘密处决，享年三十七岁），而同时毛泽东继续从他与王稼祥并肩躺在担架上长征时结下的友谊得益。

九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六日，中共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一九二六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王明、周恩来、康生、朱德、彭德怀、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项英和张闻天被选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王稼祥在会上再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特别强调了季米特洛夫“以毛泽东为首”那句话。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首次提出“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十一月五、六日两天，毛泽东作会议结论，着重讲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以及战争和战略问题。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因为“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对于已经灰头土脸的王明，毛泽东说：“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说得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一些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他认为中央苏区对肖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和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人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他说应区别对待四方面军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和张国焘；博古、李维汉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等等。

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强调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统区合法运动的错误。全会重申中共的独立自主、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部署。鉴于在抗战新环境下中共党内存在的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的现象以及张国焘出逃等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方面的文件。

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王明被调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等职。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说到：“中国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六届六中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把王明淘汰出局了。

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五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

十二月，汪精卫公开投敌。

一九三九年

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博古、吴克全、吴克坚、叶剑英和董必武六人为常委。

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刘少奇为书记，委员为刘少奇、朱瑞（未到职）、朱理治、彭雪枫和郑位三。三月底刘少奇去延安后，由朱理治代理书记。

七月三日－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张浩、孔原、林伯渠、张鼎丞、邓小平、高岗、谭政和滕代远等。周恩来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总结两年的抗战，分析时局的特点，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危机和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工作原则，并汇报南方党与军队的工作情况。博古作《南方工作报告》，张鼎丞作《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一九四0年

二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使命。

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实行“三三制”，即中共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

八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和《中央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强调“要让全党党员深刻认识，争取二百万友军的继续抗战，是今天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而扩大交朋友的方式，是今天友军工作最主要的方式”。指示重申，“我们的策略是要尽力团结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是要善于争取广大的中间力量，是只打击当前直接与我磨擦的少数最顽固的势力”。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应经常派人与当地友军联络，主动的、积极的亲近友军，疏通彼此间的关系，解释与消除一切不必要的误会，以虚心诚恳的态度交换工作经验”。

八月二十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

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认识抗日战争没有长期艰苦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敌后大城市工作的第二号通知，提出选拔从事敌后工作干部的条件。

一九四一年

一月，皖南事变发生，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跟应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时一样，斯大林坚决压制中共进行反击的强烈要求。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郑位三、彭雪枫、黄克诚、张鼎丞、谭震林和刘英等人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六月二十二日，德军入侵苏联。中共中央在次日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全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苏俄和共产国际此后一时无暇无力操心中共的事务。以推动世界革命为使命的共产国际在一九四三年五月自行解散。

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共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开始全面彻底清算所谓的“王明路线”。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日，中国政府终于斗胆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

一九四二年

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二月四日，又发布《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两个文件规定：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实行减租减息以后，农民须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地权、财权和人权，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

二月一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八日，他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以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为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此开始。

五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以领导整风运动。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和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规定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有最后的决定权。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从此正式成为中共第六任中共领导人，同时成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