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六）

中共五大及五大前后

本节要点：

1）蒋介石、汪精卫相继“清党”和“分共”，造成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2）尽管已被批判为“右倾投降”，为大革命失败背上了黑锅，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仍然当选为总书记。

3）在共产国际主导的具有历史意义、然而并不合法的八七会议上，中共改弦更张，开始谋求独立发展。同时，陈独秀终于被正式免职，瞿秋白成为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

4）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独裁政权”，自下而上发动暴动以实现土地革命，中共从此走上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从“右倾投降”转向“左倾盲动”。

五大之前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批判“取消主义”，认为“鼓吹脱离国民党，等于是鼓吹取消中国革命”。

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彭述之、顾顺章和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成功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

四月二日，托洛茨基发表《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一文，警告中国革命分裂的危机“不可避免”，主张“共产党完全独立”。托洛茨基赞扬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提议“是无条件正确的”。

四月五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说，批驳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分裂的危机“不可避免”的警告，并公开赞扬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外，不能有其他的作为”。这个会议通过的决议批评中共要求脱离国民党的主张“极端错误”。

从二月底至四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陈果夫和李宗仁等在上海多次密会策划“清党”。他们审定了既有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也有邓演达、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的共一百七十九人的黑名单，要求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分别看管，制止活动”。四月九日，蔡元培与吴稚晖、张静江和李石曾等人联名发出“护党救国”通电，痛斥武汉政府的联共政策，严词谴责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大造舆论。

四月上旬，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工人纠察队服从中共的命令自动放下武器，而中共的命令则源自共产国际），捕杀工人和中共党员。随后，广东、江苏和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中共党员。李大钊、赵世炎、汪寿华和萧楚女等中共领导人先后牺牲。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蒋经国立即发表了著名的《公开声明》：“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四一二使中山大学的许多学生转而同情托洛茨基的立场，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威信顿时大打折扣。四月十四日，季诺维也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中国革命提纲》，批判斯大林四月五日的演讲。

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四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诡辩蒋介石的政变证明了坚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的正确性。共产国际接着把它对蒋介石的希望（或幻想）转移到汪精卫身上，宣布“武汉成了革命的中心”。五月十三日，斯大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回答中国学生提出的关于中国局势和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他仍坚决为国民党辩护，称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正如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他依然认为蒋介石在反共的同时，也在“进行一场……反对奴役中国、从而削弱帝国主义的战争”。斯大林还高度评价了两个月后即向中共挥起屠刀的武汉政府的革命潜力。

斯大林们丝毫没有嗅出从中国飘来的大屠杀的血腥气味。也许事情的变化比他们预料的要快，更可能的是因为托洛茨基早就预见到会有大难临头，所以斯大林本能地怀疑任何可能证实托洛茨基的观点的情报。毫无疑问的是，斯大林用了很大的力气企图拉住蒋介石。

中共五大

中共五大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昌都府堤二十号召开，与会者八十二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

大会主要讨论中共在蒋介石实行“清共”、国共合作岌岌可危的形势下的对策。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七大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自五卅运动以来，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决议案继续指望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反蒋立场。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强调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不过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身上。

在五大上，不少人觉得应该彻底检讨过去，才能争取未来的生机。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发现难以着手。陈独秀的地位是动摇了，可谁能够在这紧要关头接替他，实在大伤脑筋。再说检讨过去，就会涉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一贯正确的疑问。一向不太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的鲍罗庭认为不应损害现有的领导，他主张少检讨过去，多策划一些将来。

大会选出了由三十一名中央委员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旋即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和谭平山七人为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周恩来、陈延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和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仍旧被选为总书记。

罗易、鲍罗庭、维经斯基等出席了五大，罗易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赞扬五大是“布尔什维克的大会”，成功地解决了两个问题，即“确定了党的正确政策和选出了在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和谭延闿等也曾出席五大并致祝词。

五大没有讨论修改党章的问题，不过五大闭幕以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一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该决议案对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作了许多补充和修正，其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规定入党者的年龄必须在十八岁以上；第一次把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列入党章，并规定“青年团中央，应派代表出席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代表应有表决权。”

五大以后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三十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八大在莫斯科召开，苏共中央随即根据会议的精神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发出给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馆三人“五月紧急指示”，要求中共“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多吸收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以改变国民党的构成；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滲入国民党內并组成可靠的武裝部队。鲍罗廷等人在六月一日收到这个指示时，均表示一时无法执行。中共党人更是啼笑皆非，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根本谈不上惩办反动军官和组建数万人的新军之类。六月十五日，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委婉地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过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六月五日，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罗易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向汪精卫出示这个指示，并在第二天又按照汪精卫的要求，给了他一份副本。汪精卫把副本给他周围的要人传阅，众人一致认为这份电报的内容完全违反了当年的《孙文越飞宣言》，足以证明不是国民党不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出尔反尔，别具“消灭国民党”和实行共产革命的阴谋。

此事以后不久，罗易和维经斯基等人就从武汉消失了，一切烂摊子都留给鲍罗庭应付，而鲍罗庭也已经垂头丧气。

周恩来在六月底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将队里一千多条枪自动上缴给军方。这事后来被共产国际斥为“可耻的机会主义”，其实这是鲍罗廷的提议，而鲍罗廷又是根据共产国际制定的尽力息事宁人的原则决定的。

七月二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仍然承认汪精卫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表示“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的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令范围以外，同时，“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另一方面，决议要求国民党应保护工农组织及其利益。这个决议案是鲍罗廷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草拟的，标志着莫斯科退让政策的底线。

七月十二日，鉴于陈独秀躲在武昌一偏僻的工人住宅区自行“躺平”，而鲍罗廷又不打招呼带着瞿秋白离开了武汉，张国焘倡议召开中共临时政治局会议，改组了中央，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和李立三五人组成临时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会议建议陈独秀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中共中央在次日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公开的赞助反革命军官”，“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又表示“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

七月十四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决议》，一改其原定的中国革命政策，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要求。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分共”，几乎同时，曾被苏俄寄予厚望的冯玉祥也公开反共，从一九二四年初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次合作注定不可能有圆满的结局，因为双方始终是同床异梦：国民党指望得到苏俄更多的援助以加强其实力，中共则企图借国民党之鸡生共产党之蛋、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地盘；国民党抓住国民革命的口号忽悠民众，但并无意实行，更不想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中共打着国民革命的口号，实际上是想借其掩护而逐步推行自己的纲领。

跟蒋经国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也曾公开发表过一个声明，声明说：“父亲,……现在你我属于敌对阵营，你在反革命阵营，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与工农为敌的父亲进行斗争。这是我对反革命父亲的诀别之言。”

八七会议

瞿秋白在七月二十一日从庐山回到武汉以后，恢复了其中共中央常委的职权。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他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共新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蔡和森、苏兆征、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和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李震瀛、陆沉，加上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和王荷波，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和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以及以专程来华的共产国际“钦差大臣”、二十九岁的格鲁吉亚人罗明纳兹（Vissarion Lominadze。他回国后在当年十二月举行的苏共十五大上受到批判，又在一九三0年因反对斯大林过分集中的政策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而被开除出党、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在得知即将被逮捕后开枪自杀，第二天在抢救过程中死亡）为首的三个苏俄代表。

会议完成了四项议程。第一.罗明纳兹用将近半天的时间，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为会议定调；第二.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工作报告；第三.通过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以及关于农民斗争、职工运动和中共组织问题的三个决议案；第四.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据中共官方党史，八七会议“决定了中国革命走向”，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具体表现为会议取得的三大成果：1）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会议指责陈独秀完全放弃中共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不想武装工农，不想组织真正的革命军队，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解决土地问题。2）确立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目标，并决定通过“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会议明确提出中共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在尽可能广大的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3）正式罢免了陈独秀，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瞿秋白、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和任弼时九人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李立三、张太雷和彭公达七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不过问题是，八七会议既不是“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不是有共产国际的背书，这次会议完全可以被认作是一次“党内政变”，是非法的，因为五大选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境外势力”罗明纳兹拒之门外，而政治局常委中张国焘、李立三和谭平山三人都在南昌暴动以后南撤的途中，所以只有留在武汉的瞿秋白、李维汉和张太雷参加了会议；同时，五大的三十一个中央委员中只有十人到会，十四个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三人到会，因此如果严格地从组织原则上说，这次会议通过的一切决定都是无效的。

其次，八七会议的一切都取决于罗明纳兹这个不懂中文、第一次到中国的“毛头小伙子”（瞿秋白语）的部署和指挥，中共中央自瞿秋白以下，都不过是他操纵的木偶。

第三，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急需替罪羊，中共中央一些人忙于撇清责任，中共基层许多人呼吁问责，陈独秀知道自己难辞其咎，实际上他在七月十二日已经被免去了职务，在次日他向中央递交了辞职信，八七会议不过是确认了既定事实。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还是被选为总书记，大大出乎莫斯科的意料。在共产国际看来，陈独秀以往时不时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在需要挺身而出背起黑锅的时候又不情不愿，早就非除去不可了。

最后，八七会议鼓吹的武装起义直接导致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八七会议与会人员中最活跃的是毛泽东。根据会议记录，在讨论罗明纳兹和瞿秋白的报告时，先后有十四人发言共五十六次，其中毛泽东发言七次。毛泽东首先表态：“国际代表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接着他回顾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说：“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不知道毛泽东凭什么居然会认为国民党是人人可据为己有的“无主房”，也不知道从中共三大到五大那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在什么场合鼓吹宣传过他的这个判断。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对陈独秀中央忌讳过火的农运、扣压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他在会议上强烈谴责“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毛泽东着重讨论的另外两个问题是军事问题和中共的组织问题。毛泽东认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远见显然远远超过其他人（会议以后，毛泽东就身体力行，主动回湖南去发动秋收起义、入草为寇了）。中共希望能当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领导者，但对于如何夺取政权，却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至于组织问题，那时不在中央核心的毛泽东很自然地强调“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

八月九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从此成为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

同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正式认定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陷入了右倾”。决议又说：“现在……革命转入了自己发展的更高阶段，即直接为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斗争的阶段。……在短时期内，新的革命高涨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九月底－十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武汉陆续迁回上海。

中央扩大会议

十一月九－十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罗米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正式决定要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独裁政权”，以自下而上发动暴动的办法实现土地革命。这时，中共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中共党员从五大时的近六万人在半年里锐减至一万多人。然而在罗米纳兹的影响下，这次会议却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因此反对退却而要求继续进攻。斯大林希望中共能打几个胜仗以证明他的中国政策的正确性和托洛茨基的消极悲观的错误。

这次扩大会议增选了周恩来和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十二月十一日，趁粤桂军阀混战、广州国民党兵力空虚之机，以共产国际提供的二百多万美元为资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国民革命军中的教导团、广州工人赤卫队和市郊农民发动广州暴动，烧了几条街的店铺，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然而仅仅三天，暴动就失败了，张太雷被流弹击中牺牲，直接参与暴动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等五人被捕后游街并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