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痛文革

刚开始批“三家村”和北京市委，韦君宜就知道在劫难逃，因为杨述跟彭真、邓拓的关系人人皆知。她随大队从四清处刚回到北京站，立刻就成了等外之民。人群中只有文学所的叶水夫跟她点头握手告别。回到机关以后，马不停蹄就被送往文化部文艺界的总“牛棚”社会主义学院关押批斗。

在那里，邵荃麟病重不能起床，其妻葛琴因为照顾他，也被贴了大字报。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有次田汉在食堂吃饭，咬不动一根肉骨头，吐了出来，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并被迫把吐出来的东西都咽下去。孙维世被戴上了“苏修代理人”的帽子，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行。翻译家孙用在旧社会当过一个小镇的邮政局长，他承认自己是贪官污吏还不够，还得承认旧社会的邮政系统全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因此他本人也跟特务有涉。孙用是个极其讷于言语的人，直逼得他满脸血红血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接着，众“牛鬼蛇神”被各单位领回去批斗。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里挨斗次数最多，规模最大。

韦君宜的大罪状之一是有次为了纪念毛泽东的若干岁寿诞，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本《毛泽东论文艺》，因为毛泽东的著作都已编入印数巨大的《毛选》，书店怕销量有限，提出先印一万册，韦君宜不假思索批了“同意”两字，这就成了她“反党反毛”的险恶行径。

而就在两年多前，韦君宜亲自抓《毛主席诗词》的出版，半夜三更去印刷厂看清样，以确保天亮能送到毛泽东的手里。那书好像印了一百万册。

宣传部长陆定一曾经布置说，我们老是反帝反封建，这不够，也应该出几本书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应命而动，勉强搞出了三本“反资文学”。文革一来，陆定一倒了，他的一切言行都成了反革命言行，他倡导的“反资文学”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吹鼓手文学”。

1969年9月底，国庆节前两天，韦君宜被送到湖北咸宁干校。

刚到时的一天，韦君宜跟舒芜奉命挖个粪坑以修建临时厕所。两人累得大汗淋漓，刚挖好，上级传来指示，厕所改址了。

研究鲁迅的杨霁云是鲁迅的朋友。他素无干力气活的习惯，铲土只能一次小半铲，被连队里首先解放的第一任指导员取了个绰号“二两半”，还在大会上当众讥笑他。

凡历史上确实查不出认识一个国民党的，通常“解放”较早，而沾点国民党边的，就拉扯不休，以致最后不是斗“走资派”，而变成斗国民党、斗叛徒了。上至刘少奇和贺龙，下至一般群众，无不如此。

邵荃麟被诬告为曾经投降过国民党。他病得不能起床大小便，拉在裤子上，也不准看医生（他后来死于狱中，其妻葛琴长年瘫痪）。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里，许觉民因为曾请假离开桂林去上海，没能找到党的关系，只得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个书店谋生，于是获得罪名“奸商兼叛徒”。王士菁和蒋路在中学毕业时按当局规定履行过加入三青团的手续，就是“混入我党的反动党团员”。赵少侯在沦陷区参加过新民会，成了“老牌特务”。牛汉是“胡风分子”，因为他在学生时期参加过革命组织，所以是“反革命混入革命队伍”。向云休在重庆时曾参加过国民党的妇女指导委员会，自然是“特务”。程代熙曾在孔令俊（孔二小姐）手下当过职员，罪名为“国民党嫡系反革命”。刘岗山曾被国民党关押在五台山集中营，出来时被列名于《劝共党青年脱党书》，“叛徒”。萧乾，“老右派加叛徒”。老党员陆耿圣在被日本人拘捕时写过一句“我是良民”，“叛徒”。丁玉坤和马义民在旧社会当过警察，“反动党团”。董恒山原是京剧小生演员，在旧社会参加过民社党，“反动党团”。周汝昌在抗战胜利国军回到天津时写过篇文章《箪壶迎师记》，“反动派奴才”。陆浮在南洋曾被人诬告出卖同志，尽管公安系统早已甄别平反，还是“叛徒”。张健婆家是地主，“地主阶级孝子贤孙”。郭凤兰丈夫办过个缝纫学校，“阶级异己分子”。杨立平因丈夫重病不能教书，夫妇一起回她娘家，而娘家是地主，罪名也是“阶级异己分子”。社里解放前在二十岁以上的人，如此这般被揪出的竟达半数。

还有黄爱因在《毛选》上胡画胡批，成了“现行反革命”

韦君宜在1938年曾受党派遣去襄阳，其间她的外祖父去襄阳把她叫回了武汉。凑巧在她离开襄阳期间与她一起工作过的刘某被捕，于是她被怀疑出卖了刘某。韦君宜力辩刘某被捕跟她无关，因为刘某被捕时她早就离开襄阳了。幸运的是她正好有证人：在武汉庆祝台儿庄大捷游行那天，她碰见过张光年和于光远两人。

十三痛同事朋友

原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1957年被划为右派，留在社里当普通编辑。

1965年时，冯雪峰已经六十五岁了，还有胃病，却固执地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他以化名在乡下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被不明底细的地方干部评为“四清”工作团模范干部。文革中这成了韦君宜“招降纳叛”的罪状之一。

文革初的牛棚里，“牛鬼蛇神”们除了“请罪”和随时承受各种批斗和辱骂以外，就是不停地写检查，写材料和应付四面八方来的外调。冯雪峰资格最老，自然成了各路外调人马争夺的对象。为了防止别人胡乱记录传抄他的话，尤其是关于三十年代左联的那一段经历，他认真仔细地写了一篇长材料，不管谁找他，他就给这一份，文中没有顺从造反派的口径诬陷任何一个人（这篇材料后来刊登于《新文学史料》第二期）。

1969年，将近七十岁的冯雪峰戴着叛徒的帽子被下放到干校。

1972年春，在对旧案进行复查、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发现冯雪峰当年在上饶集中营不但没有叛变过，而且还帮助过其他同志越狱逃跑。他根本没有在那份国民党当局公布的上饶集中营自首人员声明上签过字。还有就是有个解放后在押的国民党特务因希图出狱而胡乱咬人，咬了冯雪峰一口。不过在那时，能够替冯雪峰平反的也就这一部分。

1975年，冯雪峰发现肺癌，开刀后九个月，到冬天由感冒转成肺炎，突然恶化，几天后就去世了。

尽管冯雪峰被开除了党籍，生平事迹不可与人道，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为他举行了一个特殊的追悼会，会上只有一个议程：奏哀乐，默哀，一句话也没有。

冯雪峰逝世三周年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韦君宜的主持下为他补开了正式的追悼会。

向阳湖是咸宁的一片沼泽地。从1969年9月至1974年12月，文化部系统六千多文化人及部分家属曾先后被下放在那里的干校务农。

不到二百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向阳湖失去了八个同事。

人文社冤魂一：公勤人员兼电工老艾。他一向体弱，那晚去收拾刚到的锅炉，没人帮手，他一个人使劲扛，竟倒毙在锅炉跟前。他身后留下了妻子和三个幼女。

人文社冤魂二：期刊发行处科员周玉祥。因为所有的文学期刊都停办了，他没了业务，所以被送到干校。他病了一场，好像情况不严重，不过当地没有像样的医生，始终也没弄清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头天晚上他还没事，第二天早晨就稀里糊涂离开了人世。

人文社冤魂三：校对程穗。她是“历史反革命”，老也解放不了。她年轻时在重庆政府机关当过小职员，当局要求大家必须登记参加国民党，她听话登记了，只是她的登记表上还有“监察员”三个字。文革当权者要她坦白，她什么都交待了，包括一切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却就是交待不出这个“监察员”来，完全可能她确实不知道她还在纸面上被委任过这个所谓的官。程穗是“地富反坏右”里最底层的人，谁都可以任意打她骂她，包括孩子。到了最后，她实在熬不过去了，于是下定决心离开充满苦难的人间，先是服毒，被救了回来，她就一口饭不吃，喂她的饭偷偷吐掉，活活绝食而死。

人文社冤魂四：古典编辑室的秘书刘敏如。他是个胖子，有高血压。抗战时他是家乡一个小学的校长。那里是日伪军和八路军拉锯争夺的地区，八路军这边先委任他当地下村长，日伪那边也要村民推举个村长，老乡们认为一客不烦两主，也归他去应付，于是被打成“汉奸”。三伏天烈日当头，他被逼下地，在弯腰锄地时，一跤跌在地下，再也叫不醒了。造反派当场作主把他就地掩埋，连坟头也没立。

人文社冤魂五：现代编辑室编辑谢思洁。他年轻时曾是共青团员，被国民党抓去以后由资本家父亲花钱赎了出来，就此脱离了组织关系，在一家公司当差。他跟郭沫若很熟悉。文革中他被定为“叛徒”，他父亲留下的钱又害他成了“资本家”。他在向阳湖得了癌症，后来死在武汉的医院里。

人文社冤魂六：校对孙昌雯。她和丈夫本是作为革命群众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向阳湖的。不料造反派发现孙昌雯曾经跟另一个女校对在北京时有过有损江青光辉形象的言行，无非是聊过江青年轻时当电影明星、有过几个丈夫之类的八卦，还传看过有关的照片，于是她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日夜审讯，要她供出背后的主谋。大冷天她被罚在院子里站立，一站站半夜。她身体本来就欠佳，就此弄出一身重病。后来军宣队允许她带着孩子回北京，一查已是癌症病入膏肓了。

人文社冤魂七：翻译家金人。他是被揪出来的“反革命”。当年他是共产党员，还是沈阳地下党的负责人。抗战结束苏军和国军进入沈阳时，把他找了出来，不知让他公开办了个什么手续，把他的党籍给弄掉了。多少年来他对此事从不隐讳，但还是循例被打倒，戴上了帽子。他年纪既老，身体又坏，造反派手里没有多少材料，对他兴趣不大，把他与一群老弱病残一起发配去了丹江。丹江是干校丧失劳动力的人的收容处，那里没有生产任务，但那些人得自己拉煤、种菜、做饭。金人就死在那里。

人文社冤魂八：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主管戏剧的副总编辑孟超。他写的昆曲“李慧娘”深得同乡康生的欣赏，康生还曾让孟超陪着剧团去钓鱼台演过一场。不料不久以后冒出个“有鬼无害论”事件，孟超成了那事件的主角，“李慧娘”被指控为影射党中央。康生率先翻脸拍案大怒，江青接着批示：“谁同意给这个反党分子提级的？有阴谋，要追查”（大概江青太忙，没顾得上追查这个首先同意给孟超提级的人，而那就是韦君宜！）

在文革前两年，孟超的名字已经不能见人了。文革一爆发，他自然成了人所共知、全国共讨之的罪犯。在向阳湖，他是长期的永久性的斗争对象。他病倒了，女儿从北京来侍侯。他去武汉治病，治完了，还是回向阳湖。他是向阳湖干校的末班“毕业生”。回京以后不久就悄悄地死了。

韦君宜另有两个熟人也死在向阳湖。

一个是中华书局的金灿然。他是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和老延安。在延安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还出过书。他领导的中华书局成绩斐然。然而在干校里，他似乎已经失智了，成天光知道睡觉，还有就是抬粪，抬完粪就呼呼大睡。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和怎么死的。

另一个是作协的评论家侯金镜。他因为在闲谈中对林彪有不敬之处，成了“现行反革命”。他有高血压，晚上还无异，天亮之后却不能动弹了。连里卫生员无法救治，送进县医院时早已来不及了。

在追思那些冤魂时，韦君宜写道：“我不想描画那些临死悲惨的场面。现在记下他们，只为的是让今天主事拿权的中年人即当年的孩子们，想起这些糊里糊涂送了命的叔叔阿姨。不该忘掉的，好好想想看，你们还想得起来吗？”

十四痛清华校友

在清华比韦君宜高三级的熊大缜平时不大活动，读书很用功。抗战开始以后，这个书呆子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学助教不当，跑去冀中参加革命。他是学工科的，在军队里搞科研，制作炸药、手榴弹等，还曾回城为部队采购药品和电台，后来却以特务的罪名被枪毙了，而且正式通报，明正典刑，以致校友们都以为他是“隐藏的敌人”。过了几十年后才查清，原来是场冤狱！

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明目张胆地侵犯华北，而蒋介石却天天呼吁亲善睦邻。韦君宜和她的几个女同学成天像发了疯似的聚在一起，为国家的命运焦虑担忧。她们的头头韦毓梅这时已是共青团员，她带领大家成立了清华第一个女生的革命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而韦毓梅的上级是蒋南翔，蒋南翔也参加过她们的会议。

韦毓梅在1936年毕业以后去了上海，成了职业革命家，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后来去新四军控制的解放区当了县长。解放后，她先后担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和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她离了婚，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文革中，在被斗挨打后没有人劝慰她，拉她一把。那天她被打得遍体鳞伤，扔在空屋里，她艰难地爬上阳台，从那里跳了下去。在她跳下去时，胳膊和腿都被马路边的电线杆挂断了。

十五痛“一二·九运动”战友

王文彬是领导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学联常委。1938年他在武汉负责筹备全国学联大会，会散后，领导上要他留在武汉，他却执意要回微山湖地区拉队伍拿枪杆打鬼子。这样的一个人，却在“湖西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而枪毙了！因为他是学运中的名人，消息传出时，只能含糊地说他在抗日中牺牲了。杨述当时还写了悼念他的诗：“我闻君就义，矢志与君同”，好久以后才知道他是这么一种死法。

十六痛蒋南翔

蒋南翔也是清华的学生，更是中共清华党支部的书记。后来他担任了北平学委书记。

《清华救国会宣言》出自蒋南翔的手笔，其中的名言“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如野火般瞬间传诵全国。

 蒋介石在“双十二”西安事变中被扣，左派学生欣喜若狂，大喊大叫，要求公审和枪毙蒋介石，中共负责干部如黄敬们也是如此，只有蒋南翔说不要这样提，因为广大民众恐怕不会赞成。十二月十四日据说传来了延安要求公审的消息，而第二天正式消息来了，说周恩来已飞往西安，提出了和平解决事件的主张。

1937年平津沦陷以后，学生们流亡四方，北方局领导刘少奇主张学生、尤其是学生骨干，应留在华北抗日，集中到太原去，不要去南方。蒋南翔则认为不应该绝对化，南方来的学生多半会希望回南方，再说南方开展工作同样需要人，他自己也去了南方，结果受到批评。解放以后，陈云还出面调解过这事。陈云认为当时双方都没错，北方需要人，南方也需要人。

延安整风变成审干，审干变成“抢救失足者”，蒋南翔从一开始对那一套就极不赞成。审干结束以后，康生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运动如何有成绩。1945年，蒋南翔上书提出应该明确用搞运动的方式审干是错误的；坚持强调“抢救运动”成绩为主是错误的；只相信工农干部而歧视知识分子干部，更是错误的。他的意见书交给刘少奇送中央，却被“留中不发”。蒋南翔的意见非但未被接受，他反而受到了党内批判，被指责为犯了严重错误，随即被派到东北做一个省下面的宣传工作。这个处分直到1985年中组部为蒋南翔彻底平反时才被撤销（他的这份意见书可见于《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四期）。

 刚进城时，蒋南翔任团中央书记，1952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后来又担任了高教部部长（梁注：当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始终头脑清醒的蒋南翔，却把清华大学搞成了“反右”的“先进”样板，在全校揪出了五百七十一个右派，包括钱伟长、叶企孙、曾绍抡和黄万里等大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蒋南翔一直紧跟毛泽东的教育路线，毛泽东还是把教育系统说成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为此蒋南翔在文革中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最多的一天他被审讯、批斗二十七次，承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令人发指）。

1984年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蒋南翔心脏病发作。之后，他为消化系统的癌症几进几出医院，在医院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四年。

十七痛周扬

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以后，以周扬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文章，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1979年，韦君宜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向周扬约《周扬文集》的稿，而周扬却非常为难非常勉强，韦君宜对他说：“要弄清现代中国文学史，就离不开你的这些文章，无论如何也得出。”为这事韦君宜追了周扬好几年，后来才了解了周扬整理这些旧稿时痛苦的心情。

周扬解释说：“这里面有些文章，有些段落，是毛主席改的，还有毛主席写的。那篇《大辩论》就是。如果要用我的名义发表，我必须一一说明，所以很费事。”

以前，周扬还说过，他当初并不想把艾青划为右派。

周扬从延安时代起就是共产党在文艺方面说一不二的“沙皇”，多少作家一生的荣辱都决定在他手里。而到了晚年，他对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周扬在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上梗咽流泪，说：“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对不起大家。”他向许多被他批过整过的人赔礼道歉。他跟冯雪峰一向不和，还是出席了冯雪峰的追悼会。他的坦诚，使二十多年遍体鳞伤的文艺界弹冠相庆，大家全身放松，都同情周扬，谅解了周扬。

周扬的醒悟本身就是中国文艺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十八痛杨述

（梁注：杨述（1913-1980），江苏淮安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加入“中华民族先锋队”，编辑《北平学生》等报刊，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骨干作用。1936年参加中共，任清华大学支部宣传委员。抗战爆发后，参加平津大学生南下工作团，到达武汉后任“青年救国团”组织委员。不久调任中共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1939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次年任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党总支书记。1943年在“抢救运动”中被戴上“特务”帽子隔离审查。其后相继在马列学院、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工作。抗战胜利后以新华社特派记者身份随中共代表团参加重庆谈判。1948年调中共中共“青委”筹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成立后，任常委、宣传部长、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中国青年报》报社社长。1953年调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高校党委第二书记。1961年调任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196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文革”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倍遭摧残。1978年获平反昭雪。1979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据“百度”）

韦君宜跟杨述共同生活了三十九年。

“一二·九”时，韦君宜跟杨述都在清华读书。

1939年，韦君宜由重庆经成都前往延安。杨述那时在重庆工作，他介绍韦君宜去他家住，并通过他家的关系跟四川省委取得联系。

杨述的家庭是淮安的商人兼地主。其父在杨述十岁时就去世了，寡母尽管备受族房里的欺负，还是独力带大了六个孩子。家里大哥继承父业，老二杨述是兄弟姐妹中唯一的大学生。他在中学里就受到革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开始受到当局的注意。他母亲想了解儿子到底在外面干些什么，也读了儿子买回家的《母亲》、《语丝》（以梁遇春、周作人、鲁迅和林语堂等人的作品为主的文学刊物）和《拓荒者》（蒋光慈和钱杏邨主编的文学刊物）等进步书刊，而杨述则以唯有革命才能破除家族里的封建陈规和挽救民族于危亡的道理，教育母亲、兄长和弟妹们。他在武汉为党工作时，写信让全家赶紧出来，不要当亡国奴，而他的母亲竟真的听了他的话，丢弃了土地、房屋和商店等财产，率领他的哥嫂和弟妹一起到了武汉。杨述随即把三个较大的弟妹送去了延安，接着他的母亲、哥嫂、小弟以及侄儿撤到了四川，杨述将他们托付给成都的党组织，要他们一切听党组织的安排。他母亲把带出来的细软变卖捐作了党的活动经费，家里则成了党的地下机关，在那里还召开过四川省委的扩大会议。杨述的哥哥油印机密文件，他母亲站岗放哨，母亲兄嫂都入了党。他的哥哥后来被捕被活埋，母亲失去关系后穷居乡村，是周恩来指示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四处找寻，才把她接回延安的。

很多进步青年背叛家庭参加革命，但像杨述这样把全家统统带进革命队伍里来的很少见。

杨述是个老实忠厚的人，有时到了迂呆的程度，无论是对党还是对朋友。他成天谈工作，写旧诗，嘴里老是滔滔不绝，可是在生活中傻到令人同情，他的鞋子全是破的，床上的褥子肮脏破烂不堪。

在延安时，毛泽东曾经就杨述写的一首诗写过评语。

1943年，杨述遭到“抢救”，被打成特务。他是被彭真保下来的（梁注：彭真与毛泽东、刘少奇和康生同为延安整风的主要操盘人）。

杨述是学历史的，他曾有过写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想法，还草拟过若干篇章。他那时动辄能下笔千言，写过题为《二千年哲学的总清算》那样大而无当的文章；到大会上卖一回《北平学生》刊物，就能来一篇《编者卖报记》，但是后来在党内工作的时间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就越来越谨慎，文章越来越短，思想越来越放不开了。他写东西必先弄清当前党的宣传中心，然后照着去构思，从不越轨。他在1940年写过本小册子《一二·九漫语》，文字活泼真切，可是解放后在把这本小书收入他的《记一二·九》时，他亲手把那些富有生活气息的以及不符合当前宣传要求的东西大加删削，使人读了索然无味。1957年时，杨述知道把许多大学生和二十来岁的青年干部打成右派实在不近情理，也争辩过，但最后还是执行了。他已经习惯于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那个圈子里转，不能越雷池半步了。

“反右”期间，韦君宜因为言论出了圈，受到严厉的批判。作为丈夫，杨述是同情的，在韦君宜苦恼到极点时，他会陪韦君宜外出散步，然而在散步时，他们俩却几乎没有什么话可以交谈。当时韦君宜就发现，他们两个经常说不到一起去了，他们的心恐怕已经不能相通了。

三年困难时期，杨述自己吃着咸菜，眼看着老百姓饿得腿都浮肿了，多少人在发牢骚，他对谁却都还是一本正经地宣传党的政策，要大家相信党，“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人前人后，从无二话，以致有的亲戚开玩笑说他是个真正的“彻底的宣传家”，宣传不择对象（笔者有个同学是韦君宜的外甥，他每年暑假去北京玩，就住在韦君宜家。记得他回来后多次说过，他姨夫总是要他多读毛主席著作）。

然而，在“三家村”被点名以后，这么一个标准忠实朴素的干部，立刻被作为“三家村干将”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在全国报章上点名批判，他被挂黑牌、剃阴阳头、拳打脚踢，所受的残酷折磨和精神压迫，到了“逼得石头要说话”的地步。

在关锋等人的授意下，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吴传启是揪斗杨述的急先锋。

使杨述最痛苦的，还不是肉体的摧残，而是人家把他的信仰，他对党、对马列主义、对毛泽东的信仰，当作耍猴儿的道具反复耍弄。

可是回到家中，见到造他反的十七岁的女儿杨团，他还是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会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党走。”

韦君宜一度被斗得受不了了，在还允许回家的那一阵，有一次夫妻俩单独在一起，韦君宜对杨述说：“我实在没法忍受这种侮辱了。看这形势如水下坡，是不能扭转了，我们不如去厨房，把煤气打开，了却残生，免得零碎受苦吧。”杨述声音很低，却是义正词严，像平时开会分析问题一样说：“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

 杨述被隔离审查后，有一次给家里送条子，要跌打丸和接骨膏。他死后韦君宜才知道，造反派用直径一寸多的铁棍把他打倒在地，又打得他在地上爬，肋骨都被打断了。

 下干校时，杨述已经五十九岁了，他有心绞痛，被迫从事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的心绞痛越来越厉害。

1973年，韦君宜和杨述从干校回来，那时群众性狂潮已过，只剩下四人帮在作威作福。在机关里却还是每天上班必须说假话，不说不行。他们家每天吃了晚饭，就拉紧窗帘，关了大灯，一家人围着一盏台灯议论时局。这个在永定门外沙子口那两间狭小简陋但温暖的小屋里的 “家庭政治小组会”总要开到十点才散。他们自己作过“政治排队”，思想最左的是杨述，女儿杨团其次，再次是儿子杨郁郁，最右的是韦君宜。

杨团认为她的真正的大学就是在那四年（1973-1976）里完成的。她说：“如果说文革头七年的遭遇和磨难是锻造我的意志的铁砧，那么后四年的家庭讨论会则是开启我心灵的钥匙。”

关于自己的遭遇，杨述先前总认为是造反派的胡搞，吴传启大概是混进来的国民党，后来又认为最多加个关锋，中央是不知道的，所以他成天写申诉信、控告信，复写，重抄，自己寄，托人送，还打听“门路”，在国务院门外的树林里等信访处的人出来，送给这个组织那个组织，所有领导都找过了，但无论如何，都是石沉大海。他还不断地研究政策，拿自己的情况去跟那些划分敌我的“杠杠”对照，然后再写信，说明自己够不上“杠杠”。所有这些，他足足坚持了六年！六年里他就在这个磨子缝里活着。

跟杨述同病相怜的许多人，除了进监狱的以外，都在家里挂着等结论。这时兴起了一股风气，大家互相来往起来了，一串联就知道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剧。这时杨述已经没法相信这都是国民党的阴谋诡计了，因为他知道，国民党绝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杨述空前频繁地出去找朋友。大家的境遇都一样，人人都顶着可怕的“叛徒”、“特务”或“反革命”之类的帽子。从前杨述是不跟已经“定性”的人交往的，那不光是怕沾边，也是因为他认为既然党给人定了性，那人就一定有问题，不应该对其表示同情的。可是现在不同了。杨述说：“真奇怪，过去一个人出了问题，戴了帽子，就会被孤立起来，自己也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了。现在不管戴多大的帽子，大家还是来来往往满不在乎！”他自己只要听到什么老朋友从监狱里放出来，必然连忙赶去看望，也不问自己会不会连累人家或人家会不会连累自己。

学部整党时，杨述有点明白了，他知道不管如何给自己无限上纲，还是没有可能恢复组织生活的，于是他决定只承认错误，再也不肯承认反党和叛徒了。

从1973年起，杨述恢复了工资，并被发还了冻结工资，但不做结论，不恢复党籍。他整日整月整年地忧愁，弄成一场大病。他不能忍受的是他心目中最要紧的党不承认他是党员。他一见到那种“开除党籍，给以生活出路”的政策，就气得发抖，说：“我要生活出路干什么？”他说过：“只要能恢复党籍，咱们宁可全家搬到（女儿下乡的）云南去，全家老小去插队。”他写过五十多次申诉书。他无法接受别人的劝告：实在没有必要这样认真，对这种世态，只有玩世不恭才是办法。他未必不知道当时把持着党权的是些什么东西，也知道他的申诉书上去只能落在那些人的手里。但是他总觉得党是个最神圣的徽号，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和理想，能否留在党内，决不能不认真对待。

 批林批孔时，杨述曾想去看望郭沫若，安慰他老人家。不过郭沫若的秘书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有求于郭沫若，挡了驾。

 周恩来去世后，按规定他的旧部都允许参加辞灵，杨述合乎这个规定，他一再打报告要求，却不被批准，甚至连跟着群众参加追悼会都不行。

“四·五”的前一周，杨述带领全家，整顿衣冠去广场行礼致哀。“四·五”前一天，杨述夫妇又去了广场，回来后杨述在灯下写了首诗，不过次日没来得及贴出去（诗后来被收入了《周总理，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一书）。

“四·五”以后，韦君宜家的“家庭政治小组会”的内容有了改变。以前杨述说话不多，还常常提醒别人“可不要说过了头”，从那时起，他的话越来越多了。他说了许多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刘少奇在天津关于资本家的讲话，其实并不是他个人的主张；说彭真的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完全是冤枉；马南邨（邓拓）写的“健忘症”并非指向中央，等等。杨述尤其无法理解毛泽东对迟群等人的评价的朝三暮四。

悼念毛泽东的规模那么大，瞻仰遗容不仅韦君宜能去，连杨述带进革命队伍的弟弟妹妹等，还有他的女儿女婿都能去，只有他不能去，气得他简直发狂。

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知道杨述是不可能被定成敌我矛盾的，但是因为他的案子是御笔亲批的，上面不表态就没法改结论，只能在下面对他宽松一点，他要求工作，就让他到一个研究所看看稿子；他要求自费外出疗养，也就同意了。四人帮倒台时，杨述正在上海，于是他跟着群众在街头喊口号、跳脚，并口占诗二首，其中两句是“一片欢腾人海里，老夫聊作旧时狂”。那时他六十三岁。

杨述的案子又拖了两年，这两年才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其间他的心血管病转化成了脑血栓。

在经受了整整十二年的磨难之后，杨述在1978年11月终于等来了组织结论，那是一句“维持原有结论”（指延安审干最后否认他是叛徒的结论）！好比绕地球一周回到了原地。

得到平反结论时，当年那个壮健的中年人已经变成了说不出几句话，也走不了几步路的奄奄一息的老人了。

为了杨述的摘帽问题，韦君宜找过新的党中央，跑过中组部，求见过邓颖超，都没有效果。中组部一个新来的副部长曾推心置腹地对她说：“杨述没有问题，我们知道。可是，他和XXX同志是过去的中央画过圈的，现在的中央专案组就不许我们推翻，毛主席的话要句句照办。这事怎么解决？只能慢慢想办法。”

有人建议韦君宜去找新上任的组织部长胡耀邦。1952年韦君宜在团中央工作时，胡耀邦从川北行政公署调任团中央书记，他们经常见面。韦君宜记得胡耀邦几乎每一件事都要考虑“不知主席的盘子怎么样？”但是韦君宜没好意思去求，同时她相信该怎么办胡耀邦自然会办的。

后来，有人告诉韦君宜说杨述跟那位XXX的事大概快了。据说胡耀邦对人说，对于这些事，他比当事人还着急。再后来，又听人说：“快了，中组部正在跟他们顶”。

不久杨述果然被“解放”了。

当时轰动九城，大门外排了长队的地方，只有一个中组部。各式各样受冤几十年的人写血书上告，城里到处流传着“胡青天”的故事。

韦君宜那个当年被“平衡”为右派的同事李兴华以前不知道申诉过多少次了，这一回又写了申诉书，让妻子去中组部排队递交，自己却一点不着急。尽管已得了癌症，他居然安心地躺在家里跟朋友们聊文坛近况，自己还想写些文章。对于交上去的申诉书，他胸有成竹：“会有结果的。”果然，他在去世以前收到了平反通知，得以安然瞑目。中央负责干部能得到党员群众如此的信任，在韦君宜的经验中，是除了抗日初期大家投身革命那时以外，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的。

十九痛自己

共产主义信仰曾使韦君宜认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和民主。

然而延安整风整得她灰头土脸。在那期间，她写了首诗：

“八年来

对人说

这儿是我们的家

可是如今在家里

我们却成了外人

……

究竟谁是手足？

谁是仇人？

谁是亲人？

谁是奸臣？

光明的世界里

却搅在一团糊打混

我们如今成了外人

有辱骂

有冷眼

有绳索

有监狱

……

八年只算个飞腾的梦

梦里醒来

高原的老北风

吹的热身子冰冷

把心撕碎放在牙缝里咬

看还知道痛不知道！

……

家呀

（让我再呼唤这一声！）

我们对得住你

你愧对了我们

世界

人生

革命

学来好大个聪明！

如今

已变成无家的流民

夜晚寻不上宿头

让我弹一曲没弦的琴

你听

站在旷野里

呆望着

最远的星星

……”

几年以后，改天换地，从老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一下子摆脱了长年身受歧视的境遇，一变而成了“老干部”，终于扬眉吐气了。

可惜好景不长，层出不穷的“运动”一次又一次地考验人的良心和意志。

韦君宜发现自己竟然常常会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她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

在“反右”时，她极度悲痛失望，同时下定决心情愿同罪，决不卖友。韦君宜曾对人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然而在实际上，跟从前一样，她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努力说服自己，继续当“驯服工具”。同时只要气候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又欢欣鼓舞了。

直到经历了文革，在眼泪都已经干涸的晚年，韦君宜才大彻大悟。她问自己，穷尽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奋斗，换来的究竟是什么？当她重温年轻时的理想，不能不承认自己牺牲一切所追求的，许多都与自己那时的理想相悖。

她认识到她所属的党专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人，往往借着“群众”的名义，一哄而起，一拥而上，以势压人，视战友如草芥。而盲目的、毫无法律依据的“中央精神”和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竟然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

她和绝大多数人都宁可化自己为乌有，化自己的个性和人格为乌有，心灵一生都在痛苦中煎熬，还得自己亲手捆绑，活生生的心灵，被石碾子千万遍地碾过，变得麻木、僵硬，甚至冷酷、坏死了。

她问道：难道这种日子是人过的吗？难道这种心灵的重负是人的生命能够承受的吗？

韦君宜还想到很多很多该忏悔的事情。她说“扪心自问，我能不忏悔、不惭愧吗？我有罪过。”

四人帮粉碎后又过了一段时间，韦君宜才对女儿杨团公开了自己的秘密：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她说，历史不应该被忘记。她十八岁参加革命，现在已经六十多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会带到棺材里去了。她写回忆录是为了让子孙后代避免因无知、盲从而重新蒙受他们那一代人的苦难，为了让后人在痛定思痛之际，从史实中追索产生这种一整代共产党人的历史悲剧的真正的根源。

问题是，韦君宜悲哀地意识到，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那场历史悲剧的谢幕。

农村开始经济改革时，韦君宜找到中央办公厅的冯文彬，要求下乡去体验生活，如同当年下乡搞土改一样。随中央工作组到了大震后尚未恢复的唐山附近，她听到一个故事：有个农民，老婆在天津住院，交不上医药费，家里有个一岁半的孩子，还有个瞎眼的老太太，他全靠家里的一个小菜窖挣点钱。县委抗日民兵出身的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彭书记下乡检查工作，严令各村的菜窖全得挖出来，不然就是资本主义尾巴。那农民对着彭书记下跪磕头，最后掏出了刀子，说：“要砍菜先砍我！”彭书记不为所动，还是一个字：“砍！”于是那人当场在菜窖前用刀子自杀了。他死后，全村老百姓为他送葬。彭书记只是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因此一点没事。实际上，他不久就升任了地区副专员，因为在地震时，他虽然束手无策，却在陈永贵来视察时，拍胸脯表示全县自力更生，一点支援也不要，于是得到了上级的赏识。

 “压下葫芦起来瓢，如果从前的冤案都拿出来翻腾，局面不整个儿乱套了？”一个经常下去的纪检委员开导韦君宜说。她的话使韦君宜越想越有道理，同时也使她越想越睡不着觉。

韦君宜嚎啕痛哭悔恨锥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本来可以走完全不同的道路的。

她的父亲坚信长女是可造之材，一定要送她去美国深造。而韦君宜弃之如敝屣，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延安。

一位世界知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曾经对韦君宜的熟人坦述：“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里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样的人高多少倍！”

202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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