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緣人緣台灣行

一

我第一次去台灣，是經同事鄭愁予推薦，獲《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梅新邀請，於1996年夏去台北出席主題為「百年中國文學」的研討會。那時我來美國兩年左右，尚未完全適應北美的生活環境，能趁開會之機暫赴華人華文的世界一遊，特感興奮。耶魯的春季學期多在5月上旬末結束，會議是6月1日開始，我5月15日就乘飛機赴台，在會前做了一次環島之遊。當時兩岸的交往還殘留著戒嚴時期的一些舊例，我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赴台之前，得先去紐約中華民國駐美辦事處面談，回答一些相關問題，辦理較為麻煩的入台手續。飛機落地，入境之前，我先被引到「救總」（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報到，填一表格，領取入台證，押下我的護照，發給我一紙收據，待離台時持此證領回護照。

時當台灣選民首次直選總統結束之日，國民黨獲勝，李登輝當選。從機場到台北的公路上，隨處可見青天白日旗迎風招展。眼前的情景喚起我看過的舊電影片段，恍惚間生出在1949年之前某時某地進入「白區」的幻覺，頗有刺激的陌生感突泛起輕微的驚悚。只是轉而注目公路邊那不太高大的山丘上濃綠的樹木，我才斷掉浮想，回神到所置身的現場。後來我多次來台北，每一次行駛在從桃園機場到城裡的路上，一看到亞熱帶植物密佈的山丘，就讓它那濃郁深幽的色調引起一種不知其所以然的沉悶情緒。

那時候台北尚無地鐵（台灣叫捷運），路上行駛的私人小轎車也不多，只見臉上捂著深色口罩的人群和他們駕駛的輕騎（美國叫scooter）滿街道向前疾驰，匯為車與人的巨流。人行道上騎樓的形制一如廣州，停放在路邊的輕騎佔滿了幾乎所有可能停放的空間，行步之間若不小心，都會有被絆倒的危險。

我在台北住了一宿，次日即乘長途客車出發，開始了我的環島之行。在首站台中市受到東海大學張玉生教授的熱情接待。張教授是耶魯同事孫康宜夫婦的朋友，東大乃康宜母校，張教授似乎視我為康宜派來的特使，帶上我在校園內走了多處與康宜當年在此讀書時相關的地方。該校是一所基督教新教背景的綜合大學，由美國聯董會襄助，創建於五十年代初。校園內的文理大道路面開闊，夾道樹木蔭濃，一路上走過去，只見灰瓦屋頂，磚砌白墻，清水混凝土構架的樓房，結實的木質門窗，從教學辦公樓到師生宿舍，整體的建築風格顯得簡樸而厚重。最引人注目的建築應數恍若一倒置船底的路思義教堂，它 的雙曲面屋檐與其他建築物方正的造型形成強烈的對比，被視為該校校園的地標，為著名建築師貝律銘所設計。次日正好是禮拜日，張教授帶我去該教堂做禮拜，作為首次來訪者，我還被要求作了簡短的發言。臨別的一天上午，張教授特別安排我給中文系的研究生做了講演，我的講題是〈怨與慕：古典詩詞中情爱的两種聲音〉。那天是李登輝總統就職典禮之日，他在十點鐘發表就職演說，我正巧也是那時候在東大文研所的教室內與眾師生討論了我們感興趣的話題。

我的環島行第二站是台南，仍是由張教授託咐國立成功大學的廖秀真教授接待，重點參觀了這所與台大齊名的學府。那天一早下起小雨，我在廖教授帶領下步入成大校門，一眼望去，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鳳凰樹綠葉扶疏間火紅的繁花。此樹是台南的市樹，也是成大的校樹，以它的葉如飛鳳之翼而花若丹鳳之冠而得名。這是生長在南方的樹木，我來台灣後才初次見到如此熱烈的亞熱帶植物景觀。更加壯觀的是草地上一棵孤立的大榕樹，它巨大的樹冠覆蓋了一大片草坪，恍若一綠色小丘堆積校門內，久已被視為成大的地標。

我的環島遊第三站是高雄，到高雄時小雨已轉為中雨，我在那裡僅住一宿，次日一大早即乘車趕路，長驅南下。我順路遊歷了佛光山、屏東、恒春、墾丁，接著北返枋寮，轉乘火車至台東，從富岡渡海遊綠島、蘭嶼，最後沿東海岸乘車北上，經花蓮、宜蘭、基隆，在會議召開前回到台北。

環島遊途中不管乘汽車還是坐火車，從無擁擠排隊之憂，大都是車空人少，可以安坐在車窗下欣賞沿途的風光。在一個僅三萬多平方公里而居住著兩千多萬人口的小島上，我南來北往，無論是乘車還是住店，都覺得有較多的空間，並無中國大陸那種喧鬧擁擠的窘迫感。我想，大概是由於客運較發達，私車也多，行旅者都被分散到不同的乘車選擇中，不必往一個窟窿鑽的情況所致吧。那時候島上像我這樣的大陸獨行客可謂絕無僅有，所到之處，對方一聽我簡述來歷，均報以溫情厚意的接待。下佛光山乘客車前往屏東，車上乘客僅我一人，司機戲稱這趟車為我的專車。我緊靠駕駛室坐著與他聊天，一路上他口中一直在咀嚼檳榔，嘴角流出殷紅的口水，恍若滲出鮮血。這是台灣南部的風習，隨處可見賣檳榔的小攤子。那些檳榔販在檳榔葉上特意塗抹少量灰漿，用此“扶留葉”將檳榔包裹，嚼到嘴裡就有這種流血的效果。所謂「紅唇族」，即指此類嚼檳榔上了癮的嗜食者。那司機非要讓我嘗一下他的檳榔，我接過一顆在嘴裡一咬，苦澀麻辣，實在不是滋味，沒嚼幾下，就吐到車窗外了。車到屏東，司機請我喝了杯啤酒，聽說我要游墾丁，還專程開車把我送到去恒春的車上。

那是颱風襲過後島上剛恢復平靜的日子，不管走到哪裡，都是我一個旅客，所以始終都受到殷勤的招待。還記得從富岡到綠島的船剛一靠岸，出租輕騎的島民就一擁而上，前來邀我這個唯一的遊客租車。我說我從未騎過摩托，他們說這是輕騎，很容易擺弄，只要會騎自行車，幾分鐘就可學會。經一位車主耐心示範，我果然很快就掌握了要領。於是花四百元台幣租了他的車，半生不熟地騎車上了路。我半存小心，半放大膽，居然在環島公路上平安無事地繞了一週。剛跨上摩托，我還有點害怕，因油門掌控得尚不熟練，騎得時快時慢。每到可留連盤桓之處，我就停車片刻，環顧四圍的景色，賞心悅目一番。一路上沒遇到任何遊客，那渡輪像是為我一人開來，而小島也敞開它整個的空曠，全面容納我飛車獨行。在著名的海底溫泉處，因空無一人，我索性脫光身子，跳入那珊瑚礁中鑿出的浴池。只見隨著潮起潮落，清冷的海水剛從入口湧入池內，立即被池底岩縫冒出的熱氣加溫到適合洗浴的程度。

我在綠島住宿一夜，次日即買舟前往蘭嶼。單調的航行途中，唯一引人注目的景觀是那一片船舷外有飛魚出沒的海域。在這段航程中，每當船頭推進掀起大浪，受驚的飛魚就躍出水面，魚背上那雙鰭一到空中便扇動著變成魚翅膀，可貼著水面飛出百米之遠。飛魚的身軀都不太大，隨著加快的船速拉開距離，被甩到後面的逐浪魚群恍若點水蜻蜓，轉眼即消失於茫茫波濤。

我扶著船舷邊的欄杆，目逐飛魚，直到看得目眩頭暈，恍惚中蘭嶼的輪廓已浮現在前方的海上。上岸後，我照樣租輕騎作環島暢遊。那車主聽說我尚未吃午飯，便盛情邀我去他的漁船上用餐，勸我多吃他們家養的土雞所做的紅燒雞塊，還招待我喝了好幾杯稻香酒。環島旅途中，經過不少原住民的村莊。我發覺他們各方面不只漢化，同時也現代化了。他們住的是混凝土小樓，騎的是輕騎，抽的是香煙。年輕人皆著時興服裝，只有個別皮膚打皺，渾身乾癟的老頭子赤裸上身，穿著丁字褲在街頭蹣跚著走來走去。村子裡到處都有蒼蠅嗡嗡亂飛，空氣中彌漫著羊圈裡散發的臊氣。只見那些作為原住民文化招牌的小獨木舟新塗上彩漆，兀自擺設在房舍之間，點綴著商業性的旅遊景觀，但環顧四周，實在看不出旅遊手冊上所描繪的旖旎風光。

那次「百年中國文學」大會上請來了不少國內的和散居海外的作家學者，他們各有各的名氣，從李澤厚到高行健，從張賢亮到吳祖光，還有啞弦、李昂等不少台灣名家。我是無名之輩，在會上結識的人不多，能夠談得來的更少。與會諸人之中，在會後長期保持了通信關係的，只有住在舊金山的嚴歌苓一人。也許同是來自美國的緣故，在大會組織去日月潭、阿里山的旅途中，她與我保持了較親近的接觸。那時候她的小說創作初步蜚聲島內，與會期间，獨有她受到來訪媒體的特別關注。離台之前，她從三民、爾雅和九歌抱回了好幾本新出版的小說，特意拿到我的房間，每種都送我一冊，我們各述自己移居的生活及閱讀寫作，一直聊到深夜。我返美後通讀了那幾本書，及時給她的小說寫了評論。後來正是經她介紹，我才得以認識三民書局的編輯，在那裡出版了我的隨筆評論集《交織的邊緣》和《鹿夢》。此外，康宜託咐王德威教授推薦，我還在麥田出版社出版了曾被國內兩家出版社先是盛情接受，后又惶恐退稿的《重審風月鑒》一書。那次我到台北，正逢該書出版上架，最讓我感到興奮的是，手裡總算有幾本自己的新書，可贈送值得贈送的相識。從那以後，台灣成為我投稿報刊和出版書籍的可靠基地，也是我回不去大陸後唯一可反復走訪的華人地盤。但總的來說，我在那裡出書發文章，只能說過程還算順利，略有版稅收入而已。我只是個普通作者，我那些書既談不上暢銷，也沒引起過值得一提的反響。

我與台灣學界及文壇至今沒有任何會心的交往，來美後赴台已有七次，始終都是個匆匆過客。從中國移居到美國，在此地的大學教中文謀生，我心裡對自己的分量掂掇得還算清楚。我曉得我來到台灣，還能受到一定的禮遇，並非單憑我那幾本書和個人魅力，不過是有個耶魯的牌子多少撐著腰，再加上孫康宜和余英時在那裡廣有人緣，是經他們兩位熱心推舉，我在所至的學院和出版社才受到了照顧性的關注。我至今尚有自信，且感到滿意的只是，我發表的所有文字均為貨真價實的東西，不管受沒受外界重視，至少沒造成給我的推薦者丟臉，讓他們對我失望的後果。

二

2005年11月，我那本在香港首版的回憶錄《我的反動自述》換了個《出中國記》的書名在台北再版。此書能在港台連續出版，余英時為該書撰寫的長篇序言顯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現在回過頭去看，該書在港台讀者手中很難説會有多大的可讀性，當初假使沒有余英時爽快答應出版社老闆要他撰寫推薦序言的要求，明報出版社未必會與我當即簽約，迅速出版。至於翌年即轉到台北再版，也是正巧碰上扁政府「去中國化」升溫之日，出版社推銷給讀者的賣點便聚焦於那個被以偏概全的書名。台灣的受眾並不太理解大陸語境中的「反動」，更未必欣賞我這個「性情反動」者特有的性情，書名包裝得不管多麼趨時，出版後的銷路與預期還是存在著不小的差距。該書至今已二刷，在台灣連一篇有分量的書評都沒看到。與該書英譯本出版後諸多有影響的報刊上紛紛發表書評的盛況相比，台灣媒體的反應實在是遲鈍和貧瘠多了。

讓我甚感欣慰的是，我在2005年感恩節前後去台北參加該書發佈會，順便結識了允晨文化的主編及發行人廖志峰先生。志峰待作者一向比較厚道，毫無書商習氣，就我已接觸過的很多編輯來看，他算是唯一可當做朋友交往的一位。允晨在台北屬於小出版社，文化政治上傾向綠營，以前多偏重出版較有學術含量的書籍。只是在出了我那本「反動自述」之後，志峰始把注意力轉向大陸作者。他從此推進「反動」的趨勢一發而不可收，或經我私下推薦，或由他自行聯繫，李劼、廖亦武、馬建、劉曉波、余傑、茉莉等人一連串揭批中共罪惡的書籍都陸續在該社出版。志峰此頂風而上之義舉已持續多年，至今仍無少衰。隨著兩岸交流日益熱絡，連在台的某些大出版社都因怕得罪大陸當局而自我綏靖，主事者均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對內容遭中共禁忌的書稿，他們往往會作婉拒不收的處理。一意孤行的廖志峰卻自有主見，在出版他認為應出之書的事務上，他從無怯共媚中的猶豫。即使明知那些異議作者的不少書稿市場價值很有限，但只要志峰自己很欣賞，覺得有品位，他就會痛快接受，及時推出。幾年下來，允晨已出了不少沒賺到多少錢，甚至賠了錢的此類書籍。志峰不止一次地告訴我，他們出版社的書庫已積壓得書滿為患。

經廖志峰聯繫，我在台北中央廣播電臺做過多次訪談節目，也認識了著名的節目主持人楊憲宏和金恒煒，以及電臺的工作人員黃美珍、溫金柯夫婦。我與楊、金二位的對談基本上是事務性和工具性的，作為受訪者，我只不過填充了他們那些例行節目的空檔。而對我來說，則正好碰上公開發言的機會，可趁機向國內聽眾說出我想說給他們的實話。但走出錄音室，我與這兩位大腕並無任何私人交往。他們堅定的反共取向當然可嘉，但他們對中共及大陸問題的瞭解和洞察仍有各自的盲點。特別是楊憲宏，與他多次做節目，我總覺得他不善於就關鍵問題向下連環追問，更缺乏激發談話機鋒的敏銳反應，問答間常插入節外生枝的閒扯，總是喜歡把話題拖向奚落一下國民黨的議論。倒是美珍和金柯兩位普通工作人員與我一見如故，很有親和力。這夫妻倆一個負責選題策劃，一個主管錄音操作。美珍熱衷人權活動，對大陸異議人士一直做力所能及的幫助。金柯潛心佛學研究，給我傳達了不少有關台灣佛教的資訊。此後我每次到台北，都與他們聚會暢談，隨他們參加人權小組的活動，結識佛教界人士。

每一次坐在電臺的錄音室做專門向大陸聽眾廣播的節目，我就不由得想起當年在農村落戶時「偷聽敵臺」的往事。那時候，我擁有一個八管半導體收音機，每當夜深人靜，我常帶上耳塞機聽台灣中央廣播電臺“自由中國之聲”的節目，從中獲知北京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嚴密封鎖的消息。那時候，我對台灣這塊土地完全陌生，唯一熟知和吸引我的就是從中央廣播電臺發出的聲音。那些在一片雜音干擾下反復播送反共宣傳的節目常聽得我十分解恨，也喚起我對自由世界的嚮往，以致我好多次聽著廣播，暗夜中妄生懸想，虛擬起如何逃出大陸的計劃……

三

我第三次去台灣是在2007年參加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有關明清敘事文學的研討會，出席會議的動力迫使我寫了一篇我荒疏已久的古典文學論文。我自1982年從陝西師大古典文學碩士班上畢業，因寫了篇被認為宣揚色情的學位論文，從此被排斥於大陸古典文學教學及研究界圈外。迄今已三十六年光景，我僅參加過三次這一領域的學術會議。第一次是在1993年夏應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主任孫康宜邀請，參加了該系舉辦的「明清婦女與文學」研討會。正是這一次與會的機緣，促成我次年到耶魯教授中文，同時舉家移居美國。後來在2000年到南京大學參加有關明清婦女文學的會議以及這次能應邀到台北開會，其實都是因主辦者要邀請康宜到會，經康宜建議才附帶邀請了我。若無那次耶魯開會的機緣，恐怕我至今仍沒資格進入此類場合。參加文哲所的這次會議，我唯一的成就感是，在為會造文的壓力下，我努力研讀有關材料，居然寫出了一篇頗有新意的論文。該文題曰〈悼亡和回憶——論清代憶語體散文的敍事〉，後經張宏生教授推薦，全文刊登於《中華文史論叢》。至於會議本身，仍是「小世界」內的那些議程，並未結識到可與之交流的學者，也沒讀到或聽到值得在此一提的學術成果。

古典文學研究，無論是台灣還是大陸，其現狀均談不上有多少令人驚喜的成就。對自己曾經受業的這門學問，我多年來漸行漸遠，如今恐怕已很難回到原墾地重操舊業。台灣古典文學研究界存在的問題是硬用亂套西方理論，我寫過一篇〈辭賦論述及其策略〉的評論，發在中研院的刊物上，文中即針對這一現象給予尖銳的批評。這個文哲所似乎有點崇洋傾向，該所有位來自香港的研究員在耶魯讀書時選過我和康宜合開的討論課，他見我的會議論文中有段論述對哈佛Stephen Owen教授的某些說法提出質疑，私下就一片善意地勸我把該段刪去。聽他的口氣，似乎我那樣直露的措辭有冒犯大教授之嫌，他甚至擔心我作為康宜的同事，文中的直言會連累到康宜。我能夠理解這位前學生的深慮，但我並不以為美國教授會小氣到如此地步，因而並沒接受他的建議。但不管怎麼說，台灣的教授學者還都在老實謙卑地做他們的學問，有人力求洋氣和前衛，也有人守規矩十分傳統，比起大陸學府中積重難返的學術腐敗，這裡的學風基本上還算正規嚴謹。

那次去台灣的開會之行，給我印象較深的人和事是在會議之外。我隨同康宜夫婦拜會了三民書局創辦人，也是現任的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劉先生長我十二歲，他身材瘦削，但精神矍鑠，言談間一直樂呵呵地稱我「西北大漢」。不瞭解他創辦三民經歷的人或許一見「三民」倆字，就聯想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當局，從而把這家老字號的大出版社與官方的資源聯繫到一起。聽了劉先生的講述我才得知：1949年，他年方十六，身為流亡學生，隨逃難人潮來到台灣。1953年，書店創辦之初，是他和另外兩個合夥人各拿出五千元投資，才辦起了這個小小的書店。所謂「三民」，所取的只是「三個小民」合夥創業之義。2013年適逢三民書局成立六十周年，我收到劉先生寄來的一本六十周年紀念文集，其中有他所寫〈回首來時一甲子〉的長文，文中詳述了他創業的艱辛經歷和該書局多年來的成就。身為老闆的劉先生，在業務管理和職工福利上的政策其實是非常正宗的「社會主義」的。他告訴我們：一、該店無工友，全店員工一律平等，輪流做勤雜工作；二、一日三餐，全由公司提供；三、為照顧作者，一律實行稿費制。這個稿費制對暢銷書作者可能未必公平，但對大多數並不暢銷的作者，按照劉先生的解釋，則比較優惠。有關三民造福台灣文化教育事業的功績，遠非我在此三言兩語所能道盡。劉先生帶領我們到「造字工程」和「排版系統」的辦公現場參觀，只見數十名工作人員在各自的電腦前有條不紊地工作，為推出第三代中文排版軟件而編制程序。《三民書局六十年》的編者周玉山稱讚劉先生說：「劉先生樂善好施，款待同仁，禮遇學者，也造福大眾。他在事業有成後，如歌德所言，邁向一切的頂峰，以一己之力，完成政府應為而不為之事，成就文化英雄的地位，最重要者，是全面鑄刻標準漢字。」此外，三民還完成了出版《大辭典》的宏大工程，做成了甚至連大陸的國營出版社也未必能做成的事情。

劉振強能把一家獨立出版社辦到如此大氣的程度，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不要說那裡至今仍不許私人經營出版業，即是把劉這樣有創意的能人放在國營出版社，在黨委全面干預的狀況下，他不只難以發揮個人的能力，更難免運動中挨整受害，被踢出出版單位。我是個普通教師，業餘從事寫作，自然最關心學院和出版界的情況。在我的心目中，台灣這座寶島，寶就寶在為劉振強這類出版家和他接納的作者建立了寫書和出書的社會環境。儘管那裡曾一度白色恐怖和長期戒嚴，其本來就存在的自由空間自始即為後來的全面開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蔣介石最可恨的罪過是沒能徹底消滅共匪，但他最應受嘉許的功勞就是守住了台灣，保住這塊隔海的土地免遭赤化，養育出傳統與現代互補相容的文化碩果。

四

我在2011年夏的台北之行是一次履行教學任務的公差。耶魯的賴特基金會派我到台大ICLP的中文——台灣現在習慣稱華文——教學班聽課，回校後給基金會寫一篇評審報告。我因此享受了比較豪華的往返飛行，來回有專車飛機場接送，坐上了昂貴的公務艙，大大減少了長途飛行的勞頓。身為中下等收入的中文教師，平日只坐得起經濟艙，出了那趟公差，我才初次享受到比經濟艙舒服的服務。

台大的華語教學——大陸叫「對外漢語教學」——很敬業，與大陸相比，他們的教材比較規範，課文內容也能嚴守非政治化的界限，絕無毛式話語和新華體文風的汙染。我住在羅斯福路上的台大尊賢館旅社，房間和床鋪都很寬敞。每天上午，步行穿越台大校園，去ICLP的教學樓聽課。台大的校園，無論就建築式樣及其佈局而言，還是從整體的景觀來看，都不足以留下令人欣賞的印象。與台北市的街景以及全城的建築物基本相似，校園內的大小樓群均缺乏講求美觀和典範風格的特徵，只不過滿足於蓋起各有用途的房屋而已。台北是一個安於其舊有面貌的城市，它在基礎建設上並未像大陸的城市那樣瘋狂地拆舊建新，似乎至今都無意於塑造其趕超國際水平的大都會面貌。大概是房地產多屬私人所有的緣故，政府並無太大的權力亂搞暴力拆遷，因而只好聽任很多久已存在的簡陋建築原封不動，與後來新建的樓群夾雜在一起，死拖住城建發展的後腿。除了新建的捷運和101摩天大廈周圍的新樓群，我覺得2011年的台北與1996年的台北市容基本上沒有多大的變化。

ICLP比大陸近年來為各國留學生辦起的中文教學班資歷要老多了，在中共與美國建交之前的年代，這兒是全世界華文教學和留學生的培訓中心，後來在北京清華大學建立的IUP教學點就是從這裡分裂出去的。ICLP的規模與影響如今雖無法與大陸那麼多的對外漢語教學點相比，但它始終固守著它那不可取代的教學特色，以其所在地特有的傳統人情味吸引著世界各地熱心學習中文的學生或學者前來就學。特別是它堅持的正體字（大陸稱繁體字）文本教學和一對一的小班課堂，對不少求學者提供了大陸諸教學點所無法滿足的特殊需求。去過大陸的耶魯學生，再來這裡留學，自然會有對比分明的感受。我不太習慣他們從領導到教師普遍的拘謹和提防態度，特別是我要去指定的班級聽課時，領我前往教室的負責人總是略顯猶豫和有所防範，似乎擔憂我的在場會驚動他們的學生，打擾了課程的進行。

聽課期間，我抽空出席了我的兩本新書——《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和《平庸的惡》——的發佈會，接受了胡忠信和鄭村棋兩位名嘴相關的廣播訪談。這兩本文集所收的文章絕大多數寫於《我的反動自述》完成之後，其中有不少文章都是經友人周劍岐建議，在與他討論的過程中寫成的。我寫這些文化-政治批評長文，耗時甚多，用力尤勤，一心要達成的效果是將從前被動的「反動」處境扭轉到自主的「正動」方向上來。通過重審百年中國變局的閱讀和思考，補上我在近代史方面的缺課，進而在價值序列的光譜上照妖出毛澤東及其中共反傳統、反現代、反人類的惡劣本質。《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是經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邱慧芬教授介紹，余英時寫信鄭重推薦，才得以在聯經出版的。聯經是台灣的大出版社，我與林載爵素不相識，若無邱、余兩位力薦，聯經恐不會接受我這本書名生僻的書稿。該社發行人林載爵和廖志峰合辦了此書與《出中國記》新封面二刷的發佈會，並邀請邱慧芬、王超華和錢永祥到會發言。林載爵主持發佈會，特別強調了余英時稱該書為「紀念民國百年之上乘作品」的評價。王超華重點談了她讀該書內〈一個血性思者的質文熔煉〉一文的感想，對民間學人的獨特思考和歷史洞察尤多讚賞。中研院知名學者錢永祥的發言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台灣人面對中共崛起形勢的自我綏靖態度。針對我〈1945年以來台灣的文化譜系〉一文結尾呼籲台灣加強國防，重振士氣與武德的主張，他做出不以為然的回應。他的擔憂是中共武力太強大，台灣根本不是對手，因而倡言「寧可投降，不當死人」的選擇。他不相信「中共很快就要崩潰」的說法，而且認為中國的確是在崛起，台灣人應考慮如何應對新恐懼才是值得重視的問題。錢的發言引起在場的「新頭殼」網站主持人極度不滿，他立即站起來指斥了錢的論調。

錢永祥這種對中共既看好又畏懼的情緒在台灣是很普遍的，這一複雜的羡懼情結多半已成了島内居民的通病。扁政府下臺後，藍綠雙方不只互相攻訐，對他們各自陣營內的現狀，也都表現出諸多不滿。他們每批評起執政當局，總是把台灣的現狀說得一無是處，但卻提不出任何個人的建設性構想。於是他們就拿台灣的不景氣與大陸的快速發展相對比，進而對中共集權操控下的高效率和新成果常發出自歎弗如的讚歎。美珍帶我參加了一處人權團體的聚餐，飯後請來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講有關台灣民主的問題。這位中壢事件中出了名的英雄人物如今已明顯地老化和退化，在歷數國民黨如何窩囊，馬政府多麼無能的同時，作為對比性的陪襯，他接下來滿口稱讚中共取得的成就，並效顰李敖的親共選擇，揚言說，他也要送兒子到北京讀書。我在許結束講話後站起來向他提出委婉的質疑，老糊塗的許老似乎沒聽出我所發的異議，還繼續嘮叨，說了不少顛三倒四的廢話。其他人的回應也多含糊其辭，聼著那一片模棱兩可的言談，我真想再次站起來予以澄清，對他們提出嚴厲的批評。聚會在未取得任何共識的閒扯中散會，有位先生趁機拿出一摞他講解佛經的新書，分贈給每人一冊。

《平庸的惡》是一本評論集，所收的文章大都在網上發表過。這類文字在網上的點擊量儘管很大，印成書卻未必會有多大的市場，要投稿一般的出版社，恐怕很少會有誰願意出版。允晨2006年出了我的另一本隨筆評論集《肉像與紙韻》，據說就賣得很差，編成這本新書稿，我當然不好意思再去麻煩廖志峰。2011年春，貝嶺和楊小濱在秀威資訊——一家將電腦和網路技術用於出版印刷管理系統的獨特出版社——出版他們的同類文集，我也經貝嶺牽線隨之加入其中，很快即印出了我這本談不上有版稅可賺，卻也不必自費出版的書稿。該書收有我批判汪暉的長文，那篇文章在網上推出後傳播甚廣，不少讀者讀後都認為該文對「新左」批得一針見血，讓他們讀來十分痛快解恨。此類網文如今能經秀威的POD技術印成書本持續傳播，對我這類非暢銷書作者來説，應算是略有照顧，聊可自慰了。

得知我來到台北，出版社的宋經理邀我與貝嶺、小濱到公司參觀他們的設備以及網路書籍的製作過程。我們會見了各自的責編，與公司的工作人員做了很有趣的座談。會後到一家日餐館聚餐，由正在競選綠營立法委員的林佳龍做東。林是耶魯校友，入席時帶來了他的助選人——一位不知做什麼生意的大款——和另一位給他幫腔的新竹交大教授。這餐館佈置較為別緻，一圈原木桌椅圍起廚師操作的場地，木頭的本色及紋理突顯出一種手工作坊的氣派。我們與正在備餐的廚師面面相對，吃著他奉上的飯菜，聽著他操作在鍋碗瓢盆間的響動。在整個的進餐過程中，林及其隨同都在趣談有關藍綠競選的大、小道消息，聽得我們三個局外人莫名其妙，只是在一邊豪飲酒味淡薄的shaki。那位胖墩墩的交大教授尤其健談，酒力的作用特別激發了他的談興，他向我們三個對台灣政界八卦缺乏瞭解的大陸客大講起政治黃段子，從馬英九的同志嫌疑直說到蔡英文的lesbian傾向……該教授聽說我曾執教西安交大，更與我套起近乎。散會時，他意味深長地向我許諾說：「這次小英一勝選，我們立即邀你來新竹交大訪學。」我一笑納之，隨諸人醉意陶然地坐進計程車，在夜色中馳向各自的歸途。

台灣的兩黨互鬥及其缺乏自信的表演就是如此扯淡和鬧劇，從政客到選民，從媒體到飯局，兩營人員全都在指責和挖苦對方，同時又不知自愛地抱怨各自的內部。民意於是整個地被導向說是弄非，自輕自賤。這種低品質的言論自由和烏合的泛民主勢力已弄得執政當局做起事總是捉襟見肘，左右為難，每每發出 「官不聊生」的慨歎。

我辦完公務，還乘立榮航班去金門遊了兩天。飛行途中，結識了鄰座的廖經理。這位任職金門某銀行分部的熱心人聽說我遠遠從美國前來沒有公交車輛的金門島單獨遊玩，對我的膽量頗感驚奇和好奇，交談間遂主動提出要給我特別的幫助。又聽說我要找被他尊為「鄭大師」的愁予，更是顯得熱情有加。一下飛機，他即邀我坐進助手開來接他的汽車，再經電話聯繫，很快就找到愁予夫婦，並邀他們倆一起上車，開到一家餐館。廖經理做東，點了以金門牛肉為主料的酒菜，請我們吃了頓豐盛的午飯。

愁予是我在耶魯的同事，我在他退休後接了他所教的高年級中文課，並與其他同事合作完成了他一直想編寫的高級中文課教材——《中國萬象——生活•文化•社會》，專供該課程使用。愁予在台灣屬於衆多讀者仰慕的大詩人，但對我這個較少讀新詩的人來說，一直以來，只是與他以酒友相處。我們倆酒量相當，飲趣相投，相聚無雜言，只是開懷喝酒。多少年來，我喝了他不少好酒，還從他口中領教了一些喝洋酒的常識。張愛玲曾發過「出名要趁早」的感嘆，對名至實歸的張本人來說，堪稱自信而自負的豪言。但對也是出名很早的愁予來說，類似的自豪卻在一定的程度上誤導了他後半生的心情。愁予的出名之早的確屬實，但那主要是他早年在台灣的成就，及至定居美國，幾十年來教書謀生才是他的生活實際。只可惜他那些「美麗的錯誤」詩作很少譯成廣泛傳閱的英文，因而他的詩名並未隨同他本人的移居一起進入英語世界的語境。幾十年來，他在耶魯的教職與我同等，都是叫「資深講師」（senior lector）。這是語言教師的正式職稱，因與終身教授的行當來路不同，故待 遇有所差別。現實地看問題，那不過是個各盡其職，對號入座的事情，實不必在意孰高孰低之分。但對已享有大詩人名譽的愁予來說，提起他幾十年屈居中文教師的職位，有時候心裡頭就不太愉快。這難言的處境遂成為他長期的心結，因此一熬到退休，他立馬離開紐黑文，遊走港台諸大學穿插兼課，講授他從前的詩歌創作。這些年來，他樂不思蜀，在撥雲見日的奔忙中傾心重溫他被蒙蔽了多年的詩人榮耀。他告訴我，他打算定居金門，守住他們鄭成功家族的這塊地盤。談到他如今在金門大學任職講座教授，專門給研究生上課的待遇，他眉開眼笑，甚感愜意。對榮休後另獲特聘的愁予來說，這求榮得榮的樂事應算是很不錯的補償，我真為他晚年終找到滿意的落腳而感到高興。不管怎麼說，他滿肚子封閉在美國校園的教授情結總算在木麻黃茂密的「夢土上」渙然釋懷，安享了終得以揚眉吐氣的晚景。

銀行的廖經理祖上七、八代即從福建移居台灣，從出身上說，可謂地道的本省人了。但他告訴我，他們本是窮苦農家，曾受惠五十年代國民黨政府推行的和平土革。就讀中小學時，有幾位西南聯大出身的老師，曾給予他較深的傳統文化影響，因此他一直持有淳厚的中華民國情懷。對金門這塊前哨陣地，他言談中尤多不可攻克的自豪。飯後他陪我去看了幾個景點，首先參觀了金門島東岸面朝台灣方向的地下坑道。廖經理告訴我，當年共軍從對岸日夜炮轟金門，為了從台灣向金門輸送補給，國軍人工開鑿出這個坑道，引海水入內，建成一暗藏的地下港口。從台灣開來的船隻可停於外海，在快艇上卸下補給品，再冒著炮火，進入地下港口。

車到太武山下，廖經理陪我瞻仰了忠烈祠，看了陣亡將士的牌位和墳墓。我瀏覽排列墳頭的碑碣，看到一處刻有籍貫陝西的陣亡者姓名，遂駐足靜悼片刻。我們步行登山，路經蔣中正手書「毋忘在莒」的巨碑。現在戰火雖停，但共軍進犯的可能性並非絕對沒有，所以金門仍然是一座設防之島。次日，愁予驅車帶我看了馬山觀測站，哨所外近海地區皆圍以綠色障礙，他告訴我，那都是佈雷區。與台灣本土相比，金門仍殘存戒嚴跡象，蔣介石塑像並未拆除，仍有與共軍對壘的標語出現在顯而易見的地方，在木麻黃樹夾道的深處，偶爾會看到禁止通行的處所。愁予告訴我，那裡都有軍事設施，有駐軍防守。我們最後去古寧頭博物館參觀，路過一座遭遇過激戰的二層樓民居，牆壁上佈滿彈痕。據該處展出的圖片及解說詞所示，曾攻佔該村莊的共軍便被圍殲在這座樓上。國軍在古寧頭一戰的獲勝大挫了共軍的銳氣，劃定了金門島這個中華民國反共前哨不可攻克的界限，在很大的程度上中斷了共軍妄想一舉解放台灣的氣勢。從此以後，以海峽為界的對峙局面牢固地維持到現在。

      分佈在台灣本島的蔣介石塑像就不比留在金門的情況那麼幸運了。陳水扁執政期間，那些在台灣光復後製造過多的蔣像幾乎全被放倒。周劍岐的老同學呂惠恕與我初次見面，因受周君囑託，對我特別照顧。他開著他的老款式豐田車把我載來載去，還借我用他老舊的手機，並為我代買了一張通行公交車和捷運的悠悠卡。在他的帶領下，我得以到慈湖看望了兩蔣陵寢。走進那塊叫作「塑像公園」的保留地，就可看到很多從各地被清理驅逐出來的各式蔣像。這些被收容在避難處所的塑像或已殘缺，或顯得十分陳舊，由於緊挨著陵寢中那具老總統的真身，他那些殘缺的複製品才得以陪葬似的倖存此地。慈湖陵園內花木茂盛，濃綠欲滴，有幾隻黑天鵝在水面上悠閒游弋。比起「毛臘肉」所處的天安門廣場，隱遁此處的蔣陵寢顯得十足安逸。蔣陵寢安置在一小院內，門前站有一對身著軍裝的崗哨，他們頭戴軟盔，一身縞素，如蠟像般持槍肅立原地，目不轉睛地凝注前方。蔣經國陵寢的規模形制一如其父，父子倆作為政治強人的統治已告終結，如今暫瘞此地，闃然靜候那遙遙無期的返鄉遷葬。等到哪一天能埋回浙江老家，讓他們悄然走進各自的歷史，就算徹底拔掉島內眾多仇蔣厭蔣者的眼中釘了。

      在解嚴後的台灣，戒嚴時代的很多遺留物都成了比較政治敏感的東西。我發現，所有有關兩蔣的紀念性遺跡均以半遮半掩的形式面對遊客。似乎是出於避嫌的策略，那類場所多持不事張揚的退守姿態，以圖在其可被容許存在的地盤上韜光養晦下去。蔣經國的陵寢地沒有任何標誌，在冷清的大門口，只有個一身黑衣的男子在一邊巡視。該人門衛不像門衛，傳達不是傳達，恍若一望風的小廝站在秘密會社門口窺測外面的動靜。包括士林官邸在內，大門口均無明顯標誌，也不公開預告參觀規則。那情形讓人覺得，場所的主管者似乎在其中故意躲清閒，以便維持一種低調的開放。擺出如此消極的接待方式，難道是要讓來訪遊客的數量盡可能萎縮到有限的程度內嗎？

      令人頗感不解的是，對某些攸關台灣安全的軍事設施，當局卻一任其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在去野柳的路上，呂惠恕特意帶我從愛國者導彈基地牆外經過。我們驅車到高處俯瞰那塊維繫全島安全的彈丸之地，只見它全然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圍牆是低矮的，崗哨是虛設的，舉目望去，基地的設施盡收眼底。我想，也許是當局明知這島嶼上的任何設施都逃不過中共軍事衛星的天眼，索性就把底牌平攤出來，就讓那迷彩覆蓋罩下的發射台在陽光下暴露出並無新鮮事物的現狀。在軍事基地不遠處的海畔斷崖上，一批滑翔運動愛好者披掛滑翔傘躍身飛出，翩然飄去，如鷹隼展翅。在這和平的日子裡，他們玩著御風而行的遊樂，仿佛根本不存在对岸有成千枚導彈瞄準這裡那回事。

五

      我在2013年5月的台灣之行其實並無要事可辦，也談不上有什麼更吸引人的景點要去觀覽。一是耶魯東亞研究中心給我的研究經費還有剩餘，可用於支付我赴台之行的差旅費用。二是正巧碰上貝嶺在花蓮東華大學參與一項校園文化活動，需要我加入協助，於是該校藝術學院便邀請我去那裡湊湊熱鬧。我在該校作了兩個與藝術有關的演講：其一是〈毛像的興衰與高氏兄弟的去毛創作〉，其二是〈漫談謝德慶一年表演的行為藝術〉。

      在我去過的台灣高校中，東華大學可謂占地很大的一所。校園內草坪開闊，樹木蔥郁，但建築物及其佈局並無美感可言。從早到晚，大小路徑上都看不到師生往來匆忙的氣氛，雖尚在學期中，環顧週圍的冷清，卻讓人覺得已放了暑假。唯一留在我印象中的一幕遠眺是，站在湖畔餐廳樓頂的平臺上向那邊的林子望去，只見點點白鷺落到綠樹梢頭，讓人在暮色蒼茫時分偶然一瞥，無意中定格出一幅被空曠所框入的靜美。

      院長潘小雪高?身材，黑紅色的臉膛頗顯男性的堅毅。在我的印象中，台灣的院系領導在邀請演講人的決定上通常都是比較看重受邀者的地位和身份的。假使不是由小雪這樣藝術家氣質的院領導自作主張，恐怕不一定會輪到像貝嶺和我這等局外人走上大學的講壇。我坐在她家客廳裡注目畫布上她淡彩點染的凋零花瓣，她拿出啤酒和白蘭地與我邊喝邊聊起來。小雪曾留學比利時魯汶大學，研習美術理論，遍游歐陸各國，後又回台在輔仁大學拿了哲學博士。我們暢談彼此都遊歷過的歐洲博物館和畫廊，提起各自都目睹過的那些著名原作，兩個人遂談得頗為盡興，交換了雙方相似的或不同的感受。她對存在主義和現象學頗感興趣，交談中特別論及梅洛·龐蒂那部《知覺現象學》所涉及的問題。她的酒量與我可有一拼，初次見面，我們就一杯一杯復一杯地喝了下去，直喝到深夜時分。

      有關“毛像”的演講，是在一寬敞的臺階教室舉行，聽講者幾乎坐滿了所有的座位。站在講臺上注目場內的學生，我覺得在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不少人都像是中學生的模樣。他們身材單薄平板，男的不太男，女的不很女，身體和性徵的發育似乎都沒趕上各自現有的年齡。我自覺演講的效果還算不錯，小雪也很滿意，只是下面的提問太缺乏挑戰性，不足以激發我順勢作進一步發揮。他們大都比較沉默和獃板，問起問題，聲音很小，所問的問題或比較幼稚，或重點不突出，有的甚至含混不清，不構成其為問題，致使我這滿堂灌的演講最終未能深入到對話和討論的層面。

有關謝德慶行為藝術的演講，是晚上在教師俱樂部舉行，不少聽眾都手持啤酒瓶在一邊縱飲。開講之際，那啤酒瓶也送到了我的手中。他們散坐席間喝酒聽講，我站在不太明亮的燈光下，也喝著酒講起了謝德慶苦熬多年的藝術成果。我在講台上講謝德慶的行為藝術，聽講席的現場同時也呈現行為藝術的氣氛，我們彼此呼應，一起進入了行為藝術境界。謝德慶那年春天擕他的美國評論家走訪台灣，舉辦過很轟動的展覽和聚會，曾一度成為媒體上的新聞人物。我原以爲大家都熟知這位已晉升大師級的藝術家及其創作，很擔心自己不易講出新意，結果作完演講才發現，在座的藝術專業學生很少有人知道謝德慶這位怪才的事跡和創作，因而多聼得不得要領，照舊缺乏挑戰性的提問。演講完畢，我們繼續喝酒，聽阿美人唱歌，與阿美人跳舞。我已在前幾天結識的阿諾正在校內讀研究生，她生得美目清揚，接過了我手中的話筒，站到我結束演講的地方婉轉歌喉，以嘹亮的嗓音為大家演唱了阿美風味的歌曲。另有一泰雅族的小伙子生得白皙肥膩，染了黃頭髮，戴有耳環，像是個有易裝癖的人物。他一上來就打扮成舞女，濃塗豔抹，連衣裙內塞進假胸，大腳丫子硬蹬上一雙豔紅的高跟鞋，扭擺跳踉，反復表演，瘋魔全場，直到深夜。

      我在花蓮期間，還隨同小雪的朋友陳先生去了慈濟。想起我曾去過的佛光山和法鼓山，走筆至此，不妨一併講來，對台灣的三大佛教勝地及其主持人作一比較性的綜述。

      拜訪佛光山是在1996年我第一次來台。那天我一大早即從高雄乘車出發，去朝拜在北美已聞其盛名的佛山。與大陸的寺廟前擺滿香燭攤子的雜亂情景不同，佛光山下並無叫賣香燭的攤販，只有一位婦人在賣白蘭花串。那素淨的花串一股濃香，我花三十元給佛買了一串，遂持花串徐步登山。走到山門口，又在紀念品商店買一件T恤衫，胸前題有“隨緣”兩字。隨緣，這是我一向喜歡的人生態度，買到此衫，我隨即換穿到身上。那汗衫後來因縮水已變得太小，至今仍作為旅遊紀念品收存在衣櫥之內。

      山上的大雄寶殿高大宏偉，入內必須脫鞋。在入口處，我從守在那裡的女尼手中領取線香一枝，點著後供奉在佛像前，同時獻上手中的花串。佛殿內部寬廣高大，具有縱深的音響效果，行步間不斷有背景音樂般的念佛聲從隱蔽處傳出，讓人如置身華嚴境界。我遊覽了佛山各處，重點參觀山后大樓內的佛學院及其有關設施。樓內完全是現代化的設備：電話，電梯，電腦，一應俱全。目睹這將佛化裝置與現代化器具結合在一起的景象，使我想起祖父當年在寂園曾有過的夢想。他撰寫過一個小冊子，題曰《半支香的夢遊》，是一篇幻想小品，其中所設想的佛寺規模及其使用現代化媒介弘揚佛法的情景，便與我眼前的實況遙相呼應。祖父康寄遙是西北地區有名的居士，他在西安創辦佛化社，力求將弘揚佛法與普及教育和慈善救濟事業結合在一起，對比此處星雲法師倡導的「人間佛教」，祖父的業績實際上早已發出讓佛法服務眾生和走向社會的先聲。不幸在中共極權統治下的大陸，他經營了多年的佛化活動後來橫遭取締，他本人也因此而挨批鬥、被遊街，身心備受摧殘後赍志以歿。相比之下，在台灣這塊宗教信仰自由的土地上，星雲法師的「人間佛教」 則得到從政府到民間的合力支持，從而取得了世界範圍的成就。撫今追昔，我感慨良久，不管怎麼說，祖父紙上勾繪的佛教復興盛況終得在一定的程度上於寶島台灣夢想成真了。阿彌陀佛，我餘生有幸，今日在這裡給祖父的昔日宏願做了現世的見證。

      不過話又說回來，眼前這處短時間草創起來的佛教勝地也有其明顯可見的不足之處。在下山的路上，我仔細觀查了露天下聳立的佛像群，轉眼即看出某些粗製濫造的毛病。原來那表層刷了金色塗料的巨大佛像乃水泥所造，風吹雨打後，表皮已有剝落，在強烈的陽光下甚至暴露出裂痕。塑像的姿態和形制也缺乏相好莊嚴的美感，陳列在那裡，更像是造勢的擺設。在我離去的回顧中，依稀留下一絲商業氣息的陰影。

      法鼓山是2011年由金柯驅車送我去的，他事先聯繫了熟人，我一到那裡即有接待者出面為我導遊。那裡的佛學圖書館收藏豐富之極，電腦的配備和多媒體設施自然比我十五年前在佛光山之所見後來居上，更加現代化了。如果說佛光山的佛法宣講及經書之印行有些商業性招徠氣息，法鼓山的佛教研究及教育則更為學院化，甚至顯得有點「文字禪」的炒作。這一片聳立在海畔山坡上的建築更非佛光山的土氣所能比美，那是一層層由上而下，清一色鋪陳開來的仿唐式/仿日式大屋頂殿堂，整體上色調深灰，顯示出一種沉思和凝重的冷靜。幾乎沒見到什麼宏偉的佛像，只在大殿內見到一尊造型優美的菩薩像，依稀有印度風格。書畫展庭內的展品給我的印象略有不佳。我覺得不佳，並不是嫌字寫得不好，而是看不慣展出了太多聖嚴法師這位主持的書法。他的毛筆字看來很一般，作為被尊為大德的廟宇主持，竟把整個展廳搞成他個人的書法展覽，其效果之單調和炫耀頓令我前來瞻仰的期待倒了胃口。特別是展廳深處那燈光配合下的巨幅聖嚴畫像，明顯有樹碑立傳，歌功頌德之嫌，在佛教界，還從未見有任何高僧在圓寂後被搞出這樣突出個人的造像崇拜。對比一下書法一流的弘一法師那摒絕名利，持戒嚴格的修持，再從他的律宗原則上來講，眼前這樣張揚的排場就不能說沒有破戒犯規之嫌了。法鼓山不像一般的寺廟，你朝拜這裡，會發現缺少常見的佛陀和菩薩像可拜。它更像是一處現代佛教美學觀念的展示地，讓你在這個建築、雕塑和書畫構成的寺廟空間內始終感受到聖嚴法師的身影卷舒彌漫，無處不在。

      與以上兩座佛山相比，慈濟的規模明顯偏小，也看不出任何張揚的氣勢。這裡的殿堂在外觀上並無多麼突出的廟宇特色，它色調灰暗，規模簡樸，謙卑地隱沒在樹木掩映之中。一邊是開闊的田地，種有蔬菜和樹苗，有不少志工在地裡勞作。小雪請我在餐館吃飯時遇到的盧教授事先已與陳先生約好，在走廊恭候我們。盧教授是慈濟大學的教授，與此處的接待人員很熟，答應今天帶我們拜見證嚴法師。她先帶我和陪同的陳先生參觀了慈濟發展過程的展覽，再帶我們看了諸女尼與信眾做早課的殿堂。那殿堂的木地板擦得油光發亮，供打坐的坐席一個個形如蹲伏的大青蛙，整齊排列在地面上。前方正中，矗立一尊證嚴上人的全身立像。該像高踞壁上的神龕內，淡黃色的燈光在其頭頂形成神秘的光暈，顯得極為肅穆，頗有基督教教堂內那類聖像畫的效果。正如我們那天晚上在餐館與盧教授提到參觀慈濟的事情時，有另一位教社會學的教授在旁批評所說：慈濟已開始造神了。面對眼前的景象，我才弄懂了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慈濟的信眾正在把證嚴上人這位活人供奉成聖像，這恐怕正是台灣的佛教組織為擴展財力做大事情難免會傾心去搞的那一套。要調動眾多的信徒向慈濟捐款，去開展世界範圍的救濟工程，就有效的手段來說，大概是需要把一個活人供奉成信徒們傾心崇拜的偶像吧。

      慈濟的佛殿很樸素，尺碼不大的西方三聖石雕像供奉其中，旁有觀世音菩薩侍立，香案上僅有自製的環保蠟燭燃燒著昏黃的火焰。看不到香煙繚繞，也不設功德箱索要小錢，除了靜穆就是靜穆。這是慈濟與上述佛寺均優於大陸佛寺的一點。在這裡你看不到那種烏煙瘴氣，讓人幾乎窒息的大把燒香和縱火般點燃的巨燭，更沒有信眾獻出的大把鈔票被刺目地堆在香案上，有意顯示受施的豐厚。

      最後，盧教授帶我們拜見了證嚴上人。她面容清癯，聲音很細，語調輕緩，說著有方言口音的國語，正在接待來自中國的數字圖書館館長，靜聽他彙報使用慈濟款項救助遼寧貧困戶的情況。說話間進來了幾個韓國人，為首的是一位韓國駐台北的外交官員，他帶領三個韓國信女一進門就爬到地板上向上人恭敬地叩頭。其中有韓國駐中國大使的夫人和女兒，還有一位在中國醫院內工作的醫生。他們向證嚴講明來意，隨後法師才轉過頭問我的情況。我以一個俗眾的身份作了簡要的回答，上人親手贈送我和陳先生紀念品各一件，是一枚證嚴的鍍金色浮雕頭像，包裹在印有蓮花圖案的深紅色硬紙內。陳先生立即下跪叩謝，我走上前接受禮物，頷首合十致謝。暑期間兒媳從上海回來度假，她正在吃素，對藏傳佛教蠻有興趣，我就把這件被視為「開了光」的東西轉送給她收藏。

      在台北等待返美航班的幾天是很難熬的，悶熱的溽暑，一天中陣雨多次突如其來，除了逛書店，實在沒有更適合消磨時間的地方可去。我正在寫還原毛共真相的文章，需要這方面的參考資料，找了很多書店都一無所獲，最後總算在黃新新女士的樂學書局買到了幾本所需的書籍。這家小書店位於金山路一座高層建築的十樓，以出售人文社會科學書籍為主，常為住在北美的學者提供特別的服務。我每次赴台前預先寄去購書單，等書店代購到手，我只需在離台前到那裡付款提貨，因而在那裏意外淘得的可購之書，要比在台灣的任何書店都多。

我照例去101大廈下那處最大的誠品書店轉悠了一次，但沒找到一本我要買的書。這裡仍維持著以往那種過分洋氣的佈置，一股子微風廣場内名牌店花里胡哨的氣息。一進門最吸人眼球的桌面即擺滿Dan Brown的新作Inferno，其炫示英文版暢銷書的追星勢頭比我在美國常去的巴諾書店（Barnes & Noble）所見的場面要誇張多了。中心陳列區的書籍基本上是中英文版本雜陳在一起的，面對其中那些炫人眼目的封面，不懂英文的讀者只會一掠而過。用國際暢銷的外文書增色中文書平臺，藉以提神讀者的注意，似乎是誠品書店在擺設佈置上的試售策略。他們把印刷品當化妝品推銷，以刻意渲染的粉紅色調掩蔽了封面內的白紙黑字，從而把讀者導向浮光掠影的消費。逛誠品書店，越逛越看得我眼花繚亂。作為一個常去巴諾書店流覽的讀者，忽然看到有些眼熟的書如此顯赫地陳列在中文書籍中，那種搖身一變的時空錯位頗令人感到有點怪誕。

      離台之前，我與允晨的廖志峰到高記中山店共進午餐，喝了很多啤酒。聽他說，近年來經營出版，越來越感到吃力，積壓的舊書日益增多，新書的銷售情況總難見好轉。他說他再幹幾年，打算轉行去開個咖啡館度日謀生。我沒有多少能安慰他的話可對他說，我經他手出版的兩部著作中，就有一種積壓在讓他發愁的舊書堆中。請他來這裡，只是要與他吃一頓為了告別的聚餐。遊興已闌珊，歸心正迫切。我們在捷運入口珍重握別，恍惚中似有點與台灣做了最後握別的感覺。

六

那一刻“最後”感實際上並沒最後下去，時隔兩年，2015年夏，我又去台北與志峰相會。這次出行要去辦兩件事：一是出席我的新書——《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發佈會，二是與秀威資訊簽約，計劃出版兩部舊作的修訂本。

回顧此生所寫的文字，《還原毛共》要算我用力最深，寫作時間最久的一部。我在耶魯的教書工作本可繼續幹下去，之所以沒聽妻子執意勸阻，在2012年毅然退休，就是考慮到趁頭腦還好使，胸中尚有餘熱，儘快動筆寫我想寫的這部書稿。世上的工資掙不盡，個人的壽命實有限，此生若寫不出這部批毛誅共之書，就對不起我背負大半輩子的「反動」罪名了。我從2012年夏開始寫該書第一章，到2015年春完成最後一章，全書將近35萬字，印了547頁。三年間我夙興夜寐，不敢稍有倦怠，唯恐一鼓的作氣低落下去，會落得半途而廢。直至交稿出版，我才長長鬆了一口氣。

如今是讀屏時代，我自知寫出這麼厚的書很難討好新一代受眾。更何況全書把中共自建黨至今的革命功業還原為寄生、倖存和詭變成精的過程，在國內黨化教育大面積洗腦的情況下，在國際上中共悍然崛起的形勢中，我估計能夠接受此全面否定立場的讀者恐怕只會很少，絕不會太多。所以我起先不打算再叨擾志峰，可惜試探了幾個港台出版社均遭冷遇，最後才不得已又拿給允晨文化出版。現在看來，人家拒收我這部書稿，其實也沒做錯，不久前志峰告訴我，此書自2015年5月上架至今，慘淡經營，尚未賣過一千冊。

我在2015年5月8日晚飛抵台北，第二天下午就隨廖志峰在羅斯福路上的二手書店「永樂座」出席了新書發佈會。天陰得很重，小雨忽轉為大雨，小濱、美珍、余傑都趕來捧場，到場的媒體有《自由時報》和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不太多的聽眾席位最終都沒坐滿。允晨的宣傳應該說還做得不錯，早在5月2日的「中時開卷」上就發了有關此書的專題報導，無奈讀者大眾對此類話題已日益失去興趣。回顧多年前《出中國記》和《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還算比較熱鬧的發佈會場面，我不勝吾道落寞，今不如昔之感。

天色已晚，我與志峰同路返回。途徑聯經出版社門市部，遂信步走進去一瞧。出於其職業習慣，志峰首先查看擺放新書的桌面，他似乎有點失望，因為並沒看到允晨所出的新書。正在此時，我走近另一專題展出的桌面，只見由聯經隆重推出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Mao：The Real Story by Alexander V. Pantsov with Steven I. Levine）中譯精裝本一大摞堆放那裡，週邊輔以以其他相關書籍，我的新書《還原毛共》也有幸在一旁作陪。我叫來志峰，他始面露喜色。我倆在那裡駐足片刻，但沒看見有人前來翻書。

儘管如此，出版社還是趁我人在台北，爭取多做些宣傳。我去中央廣播電台，與楊憲宏連續做了三集節目，歷時一個半鐘頭，詳談我在這本書中破解「成王敗寇」觀念的要義。另與胡忠信在面向本島廣播的“中廣”做了兩次節目。胡主持所導向的交談特別側重廣告效應，或能對此書稍起推銷作用。美珍特意帶我去他們人權活動的同仁處座談此書，認識了幾位朋友，為出版社推銷了數冊新書。

另有如行法師來自泰國，正在台北永明寺掛單。她說她去出版社買了五冊《還原毛共》，準備送人，是在那裡得知我現在台北，這才給我打來電話，要來旅館與我一會。如行讀過我的《出中國記》，說是很喜歡，不久前通過廖亦武，在臉書上與我通過信息，沒想到此時我與她都來到台北。出現在我面前的這位法師一身出家人的灰色長袍，頭戴的風帽捂得很嚴實，只露出胖乎乎的面龐。她的舉止頗豪爽，流露出某種出家人少有的江湖氣。聽了她一席自述，才得知她是「泰北孤軍」的後代。那是在大陸易幟之際，李彌將軍所帥國軍殘部退至泰緬邊界一帶，成立了「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該部多次反攻雲南，與共軍纏鬥多年。後來因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大多數人馬被迫分批撤退台灣，另有餘部滯留在泰國清萊，號稱「泰北孤軍」。孤軍曾協助泰國軍方作戰，為平定苗共和泰共叛亂出力甚多，死傷過半。孤軍的戰績艱苦卓絕，大大感動了泰王普美蓬，出於嘉獎，泰王賜給孤軍及其眷屬泰國公民權和居留權，從此他們入籍泰國，全體改用泰語姓名。如行法師乃孤軍眷屬的後代，她的泰語名叫Metra Sitthgawinkul。柏楊有本小說，名叫《異域》，所講的就是這批國民黨孤臣孽子游擊泰北的驚險故事。

《還原毛共》的出版花絮稀稀落落，僅如上述。這期間我還抽空穿插著參觀了幾處名人故居，計有錢穆故居素書樓、紫藤廬、殷海光故居、梁實秋故居和張大千故居。台北居住面積逼仄，除了張大千居處有後花園有亭台假山，可跬步轉上一圈，其他數處都很狹小，還不如我家住宅寬敞。

與秀威資訊的合同是在飯局上簽訂的。宋經理帶責編鄭伊庭前來見我，席間特別邀請了包括小濱在內等其他耶魯校友。宋經理按我的要求帶來金門高粱，在座諸人都喝得很來勁，他們喝到微醺時分，我的談興也隨之升級，神情陶然中給他們講起《風騷與艷情》和《重審風月鑒》兩本舊作如今拿到秀威出版修訂本的緣由。

這兩部書的大陸版和台灣版均長銷多年，至今早已絕版售罄。2013年秋，有位北京新星出版社的編輯主動與我聯繫，說是就大陸的市場來看，這兩部書讀者仍有需求，因此他與我商討，打算出版兩書帶插圖的豪華版本。事情進展得很快，我一答應，那邊就迅速與我簽約，我隨即全力投入兩書修訂版的工作。重理二十多年前的舊作，不只找出舊版本不少排印錯誤，也順便修改了很多行文欠暢通的片段。我與編輯密切合作，加緊趕工，2014年夏即完成三校，做出封面，只等開印發行。為有助推銷，編輯想約我去北京出席簽售會。我興奮應邀，隨即接到正式邀請函。

我本該有自知之明，謝絕那邊的邀請。2011年賴特基金會派我去台北聽課，同時也打算讓我順路走訪大陸幾個教學點。沒料想去紐約中領館申請簽證，在窗口遭到拒簽，害得我未能完滿履行基金會最初的安排。由此可見，我已被列入中領館黑名單，此後的中國行看來是封死堵嚴了。怪只怪我回大陸心切，癡念不死，接到出版社的邀請函，又跑去碰運氣，結果再次碰了釘子。沒簽上證倒罷了，消息不知如何走漏，出版社那邊隨之接到某部門的警告。社長嚇破了膽，立即命編輯違約退稿，最後賠給我一筆錢了事。我只好把兩書的修訂版轉到台北出版。我去中國大陸的路已被當局封死，如今只剩下台灣行還能走通。看來這條通向華人華文世界的唯一途徑我還得走下去，它沒有最後。

七

我去中國大陸的路並沒有絕對封死，當局還給我留下一條從狗洞爬進去的暗道。現在他們對海外異議人士一邊嚴加打壓，一邊又採取拉攏收買的手段。據西安一位關懷我的親戚說，我去中領館申請簽證之所以被拒，是因為我得罪了西安的國安，他們在中領館放了黑材料，只要那材料不撤回，我就拿不到簽證。所謂「得罪」，是指2007年我回西安看望母親，在我返美前逗留上海之日，有兩位從西安趕來的國安強硬邀我去賓館約談喝茶，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為安全起見，我讓駐上海的美領館官員把我護送上飛回紐約的飛機。國安局有關人員託這位親戚給我傳話說，黨的政策目前有很大的變化，過去的舊賬都一風吹了，祖國歡迎我回來，只要我寫幾句檢討和保證，他們好走個手續，撤銷放在中領館的材料，我申請簽證的事就不會再有什麼麻煩。2016年以來，這親戚催我多次，勸我按那邊的要求認個錯，給他們個台階可下，以後回西安會見親友就不會再有什麼障礙。我斷然拒絕了親戚好心傳達給我的要求。寫檢討立保證就是屈膝求饒，回不去家鄉事小，失節受辱事大呀。如今已活到七十三這把年紀，豈可為回西安見幾個親友，吃碗羊肉泡而丟人現眼，再次給自己抹黑！從做出這一決定起，我就斷了在有生之年回西安探親的癡念。好在如今畢竟不是毛澤東關起門打狗的年代，中國人總算有了出國旅行的自由。我被關在國門外無所謂，我弟妹隨時都可拿上他們的護照走出國門，與我相會。2017年秋，我與他們電話和郵件多次聯繫，最後約定11月在台北會面。正好我的新書《毛澤東與歹托邦》剛剛上市，出版社安排了電台訪談的節目，我於2017年11月14日飛抵台北，開始了我第七次書緣人緣的台灣行。

「歹托邦」是英語dystopia一詞的中譯，通常多把該詞中譯為“反烏托邦”。我自以為我這個音義兼譯的譯名遠比通用的譯名達意明確，可謂一語破的地點出了中共極權的本質。dystopia一詞源自希臘語，本義是壞地方，與烏托邦中的美好社會完全相反。自從《我們》和《一九八四》等歹托邦小說的代表作面世以來，該詞更特指由極權政府及其計劃經濟和科技專制控制的惡劣社會。對比一下此類書籍所描述的社會形態，即不難看出，用「烏托邦」一詞給共產社會貼標籤，不只詞不達意，且有美化此反人性的社會形態，誤導 公眾視聽之嫌。我這本評論集共收入二十篇近年來在報刊上發表的評論，所有文章都以揭示毛澤東及其中共集團統治下的中國社會之歹托邦性質為核心，與《還原毛共》那本專著前呼後應，增補了該書的論述主線未能旁及的很多枝節問題。該書由秀威資訊以POD方式出版，我一到台北，出版社即約定中央和復興兩個廣播電台邀我作了專題訪談的節目。針對節目主持人關注的兩岸關係話題，我一再結合我這本新書的內容，從政經交易到文化滲透等諸多方面剖析了中共的歹托邦陰影對整個世界，特別是對台灣的嚴重威脅。

      結束了新書宣傳活動，我陪同大妹淑智、二妹淑慈和小弟正觀在台灣暢遊了十天。就我個人的處境和立場來說，我們弟兄姊妹的關係最可貴可親之處有兩點：一是在我背負「反動分子」罪名，被勞教和被放逐到農村整個期間，他們都給予我力所能及的幫助照顧，并沒迫於毛時代的階級鬥爭教育，像某些六親不認的積極分子那樣與我劃清界限。我相信這是我們康家人血脈中共有的善緣，正如我的回憶錄中所說：「善緣乃是我們在事物運轉總秩序中向善的趨勢，其中既有我們先祖的積累，也有我們自己的努力。那是一條世代修持，遞相承傳的因果之鏈，是萬有引力一樣維繫著這個世界的穩定力量，而血緣、家庭和人倫則是養育、輸送這一力量的載體，只要血緣傳下去，善緣就不會斷裂。五十多年來，善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衝擊，現在我們已經越來明顯地看出，那個企圖憑藉偶然性改造世界的政黨及其群體才是真正的反動力量。我，還有成千上萬人對此一反動力量所做的反動，都是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回歸著善緣。」二是改革開放至今，我弟妹們的家庭在物質生活上雖說各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應該說多少還是得到了一些改革開放的好處。但針對當前中國社會現實的種種弊病，他們都能持獨立清醒的批判態度，而非盲目認同主流話語，安心當個不分辨是非善惡的順民。因此我們在通訊交流時就有了不少共同關心的話題，互相間都有一定的溝通和了解，并沒因長期不得見面而變得隔膜和陌生。

      正是有鑒於這一共同的思想情感基礎，我為他們這次島內觀光安排的活動項目突出了兩個要點：一是導遊他們認識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功業，讓他們親眼目睹自由民主制度下的社會風貌；二是觀賞海島風光，了解台灣獨特的歷史和風土人情。我們人手一個悠悠卡，在台北市四處游觀，都是看地圖乘捷運前往各個景點。我為他們首選的景點是總統府、中正紀念堂、士林官邸、忠烈祠和故宮博物院，讓他們明確，中華民國是一個在台灣存亡繼絕的國家，而非中共當局企圖抹煞的流亡政府。這個政權上承辛亥革命的法統，中興打勝抗戰的功績，遷台後一直抵禦共軍的武力侵犯，守護了華人世界僅存的自由民主基地。就是這塊僅有三萬多平方公里的小島以及居住其上的兩千多萬人口，以其合法的存在始終發揮著撬動中共專制板塊的槓桿作用，將近七十年來，肩負起令對岸的歹托邦勢力焦慮不安，至今仍無可奈何的對峙和挑戰。

      與今日崛起中的中共勢力相比，台灣儘管顯得比較弱小，但國軍的存在及其為抗戰付出的重大犧牲和在台海對峙中持續抵抗的力量，則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可惜我與弟妹們從士林官邸出來，時間已晚，沒趕得上帶他們拜謁忠烈祠。他們離台後，我獨自去那裡走了一趟。下車緩步前行，出現在面前的是一座三門洞的牌樓，門楣上正中書「忠烈祠」，右書“成仁”，左書“取義”，肅穆的色調，莊重的造型，從外觀到氣韻都顯得傳統而古典。舉目瞻仰，令人油然而生國殤悼念之情。門內的庭院呈十字形佈局，右有鐘樓，左有鼓樓，走進兩扇大紅門上各釘著49個金色大門釘的山門，就可登上祭奠四十萬烈士牌位的的正殿。那裡面所供的牌位，抗戰和內戰中陣亡的將士最多，仔細觀看了各個展室內國軍在抗戰期間參與的幾十個戰役，將士傷亡的數字和擊斃日軍的數字，就可以確證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進而明白解放軍為什麼至今還沒能解放台灣了。

      八十年代初，盒式錄音帶和錄放機初傳入大陸，鄧麗君的歌曲風靡一時，我們都曾迷戀過她那些流行的歌曲。聽說鄧麗君的墓地就在台北金寶山墓園，弟妹們很想去瞻仰憑吊一番。那天風雨交加，金柯特意驅車帶我們遠赴金山區，迂迴盤山路，直接開到山頂。鄧麗君葬於一處平曠獨闢的墓地，70坪的墓地上遍佈花木，站在那背山面海的高處，視野十分空闊。步入墓園，四周的音響設備迴旋著她生前所唱的名曲，草地上佇立著她的全身銅像。在她的塑像前，有一個嵌刻在地下的十音階大鍵盤，如一巨型鋼琴橫臥地面。小弟正觀嫻熟樂器，親朋聚會中尤喜歡獻唱。看見那大 鍵盤，他立刻跳上去，踏出了他最喜歡的《何日君再來》曲調。鄧麗 君的墳墓覆以黑色的大理石棺蓋，上雕粉白色花環，頂端雕有鄧麗君臥像，上書「鄧麗筠」三字。我們至此方知，那才是這位歌后的本名，因而也就不難理解墳墓右側那塊石頭上鐫刻「筠園」兩字的寓意了。

      我陪他們在台北觀光四天，然後乘長途客車東去，泛舟日月潭，再乘火車南下，遊歷了台南和高雄。台南的兩處古跡——安平古堡和赤崁樓——類似淡水的紅毛城，建築都比較簡陋，陳設也很有限，我們前去走個過程，對台灣的早期歷史多少有了些目睹實物的了解。倒是在永福路上隨意走動時偶然發現的司法博物館那典雅的門面出類拔萃，勝過我們一路上所見的其他建築，吸引得我們走了進去。其時已快到閉館時間。那講解員特別熱心，帶我們參觀了樓內的每一個展室。從她詳盡的的講解中，我們不但了解到這座建於百年前的巴洛克式建築物設計和結構上不同凡俗之處，還對從日治時期到民國的司法規則，以及台灣民主化以來的司法改革有了粗略的認知，親眼目睹了法庭審理案子的現場。

         著名的龍山寺是一個大雜燴廟宇，那裡面的神位兼收並蓄，按照「拜拜文化」的市場需求，可被供奉的神靈一應俱全。有幫助未婚者祈求婚配的月老，有升學者燒香求助的文昌帝君，從玉皇大帝到關帝，包括神醫華佗都一五一十地排列到神龕中，接受有求必應的拜拜。我們走進廟門，只見庭院內大殿前站滿信眾，供桌上堆滿食品花果，伴隨著擴音器播放的音樂，庭院內滿溢拉起長調子念誦經文的聲音。相比之下，我弟妹們更喜歡在法鼓山和佛光山看到的場面。那裡的氛圍肅穆安靜，朝拜者也都不事聲張地融入環境，各自隨喜各自的瞻仰和禮拜。殿堂內外的設置簡潔亁淨，徹底杜絕了大陸寺廟內那種大把燒香的烏煙瘴氣現象。我們都去齋堂吃了那裡的齋飯，弟妹們有一共同的感受，都說從那裡的齋飯中吃出了小時候在祖父寂園所吃的素食美味。

         我弟妹們都喜歡讀書，早在赴台旅遊之前，他們已久聞誠品書店的盛名。遊完高雄，我們從左營乘高鐵返回台北，他們次日清晨就要搭乘回國的航班。因此住進旅館，稍事休整，我即帶他們直奔101大廈，在鼎泰豐店吃了頓可口的午餐，步行去誠品書店轉了一圈。正觀在那裡買到他在國內不可能讀到的政論書籍，淑智、淑慈在書架上找到了我的台版書，捧著書留影紀念。談起旅遊台灣的觀感，他們多喜歡從兩岸對比的角度切入話題。淑慈告訴我，西安到處都是網吧，因為有大量泡網吧的顧客。鐘樓的新華書店那麼寬敞，可惜走進去買書或讀書的人很少。進入誠品書店，她發現顧客多得像在百貨公司，更看到不少年輕人坐在一邊看書，兩相比較，她說她覺得還是這裡的讀書風氣更濃厚一些。對比西安街道上常見的髒亂現象，淑慈覺得台北的街道顯得更整潔，秩序更好。她說她在街上沒看到煙頭、紙屑，更沒有隨地吐痰的現象。私家車不多，豪車更是少見。共享單車整齊排在規定的位置，很多人都騎著摩托車穿街走巷, 摩托車流形成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她還對我說：「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騎摩托車，後來才知道摩托車停車不收費, 很方便。關鍵是沒人偷，不像在國內, 摩托車在街上停幾分鐘，有時就會不見蹤影。」

      有些大陸旅客常以居高臨下的眼光譏議台灣的城市建築，覺得比起大陸日新月異的基礎建設，台灣的現狀實在落後。我妹妹卻持不同的看法。淑智對我說：「台灣的建築，大都樸實守舊，即便是台北這樣的大都市也沒有高樓林立，不像中國連二、三線小城到處是高樓大廈。店鋪的裝修沒有國內那樣鋪張堂皇，人們的衣著也比較簡樸。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狀況，安靜、平和、質樸，沒有粉飾和張狂，更沒有聲嘶力竭的政治口號。」在淑慈的眼中：台北街上大多是4層或5層樓房, 很少見到新的建築。商店名都是繁體字, 從右往左寫, 走在街上，偶然會聯想到1949年以前的民國世代。提及公共場所的印象，她說她看到，台彎人說話多是輕聲細語, 很有禮貌, 對人熱忱, 無論在哪裡碰到無論什麼人，只要問路, 他們都會耐心回答。她告訴我：「有一次我們乘地鐵，我向一位路人問站名, 他不停地給我們講解，竟坐過了該下的車站。」淑智到一家店鋪內打聽附近有沒有藥房，那老人放下手頭的工作，徑直帶她過馬路，到一條小巷內找到藥房。她說在西安，公共場所吵嘴打架的事時有發生，但在台灣尚未看到此類不文明的現象。她還特別注意到台灣的公共設施，說那些設施雖比較陳舊，但都很乾淨，小火車站的洗手間沒有異味。但在國內，高速公路的新衛生間都修建得很豪華，卻經常被弄得很髒。她說她最煩國內街上政治宣傳的高音喇叭，還有跳廣場舞、唱紅歌的的廣場大媽，她們喧囂吵鬧，把公共場所霸佔成她們的娛樂領地。所以她反復感歎台北街道上的平和安靜，說她不管是進商店還是乘地鐵，都會感到從容不迫，不受打擾。

      我和兩個妹妹都是七十上下的人了，正觀50後，也六十好幾。我們都活到了一回相見一回稀的年齡。他們飛越海峽，我飛越太平洋，四個人籌劃許久，才得以成行台灣，在一起旅遊十天，相逢不容易，內心的欣悅實非文字可以道盡，真是人生能得幾回聚呀。      在我們當學生的年代，很少有哪個家庭能全家人長途旅行得起，我們的父母從沒帶兒女全家出遊。這次台灣行是我們弟兄姊妹頭一次結伴旅遊。比白天出外觀光更令人興奮的是，晚上回到旅館房間，我們在一起開懷交談，消磨就寢前的時光。我在美國教中文，課堂上和辦公室，包括回到家中，只要說母語，都是說普通話。長期不說家鄉話，說起西安方言，偶一張口，我都有語塞的感覺。對各地有各地方言的中國人來說，真正的母語應該是他們各自故鄉的方言，而非官方推廣的普通話。所謂母語，其音調和詞語乃是每個人幼年學語時從母親口中學來的語言。母親用奶汁哺乳我們的身體，用她的話語開竅我們接受和表達的能力。母親所說的方言潛移默化，從小即血肉般編入我們聽與說的符號程序，不管你多久不說它，只要聽到有人與你說這個母語，所有變陌生、被遺忘的音調和詞語都會立即被激活，從你嘴中脫口而出。就我的感受而言，十天台灣行，最痛快的就是，我們四個人全說西安話，用西安話談論西安的人和事。我們住旅館，我和正觀一個房間，淑智和淑慈一個房間，晚上返回旅館，四個人常聚會在一個房間內閒聊。我與正觀小酌他帶來的五糧液，就著西安風味的花生米，再沖一碗妹妹回民街上買來的五仁油茶，你一言我一語的傾談常延伸到深夜。

      臨別的時刻，我們有個約定。希望下一次聚會不再像這一次行程緊湊，每天都在外面跑著趕景點。最好是選一個固定的地點住下來，或海濱湖畔，或山腳小鎮，清茶，醇酒，美食，休閒數日，把更多的時間用於互相感興趣的交談。

2018年5月2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