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的死在中国的民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是一夜之间，巨大的悲愤占据了微博和朋友圈，成为了武汉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话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官方少见地失去了对大众舆论的完全管控，让人一下子有种回到多年以前的幻觉。当然，此后的两天便落入了惯常的套路，一票打着“客观”、“中立”、“理性”的雄文粉墨登场，待公众的激情消退，喧嚣尘上的舆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对此谁也不会感到意外。在当今的舆论环境中，谁也不会期望某个单独的事件会给中国带来一场变革，在世界上最完善的舆论控制体系里，任何群体言论最终控制在当权者鼓掌之中。尽管如此，如此之多的普通大众自发地对李医生进行悼念，让人深受触动。人们一反常态地，以完全不在乎的态度表达自己观点，并且享受了这整个过程，这是这个国家的公众空间中非常少见的充满勇气和诚实的一刻。

  在微信朋友圈里，我第一次发现这样的情景：上到身家上亿的私企老板，下到上门保洁的阿姨，无论是有头有脸的国企领导，还是深居简出的码农兄弟，从爱好打扮的小白领，到不修边幅的快递员，从又红又专的精英政治信徒，到自由经济的死忠，都在异口同声地缅怀李文亮医生，并对他所遭受的不公表达愤怒。我想自己很多年后也难以忘记这样的一个早晨，打开微信，里面是无数盏蜡烛，和同样的标题：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在这一刻，每个参与其中的国人都伟大了一些。在我看来，这代表了文革后出生的大部分中国人，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宣传和舆情管控的洗礼，几十年来少见地地在某些价值观上达成一致，这些价值观并非源于党国的宣传和当权者的灌输，而是朴素的和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无论是否被叫做所谓普世价值。这更衬托出所谓体制的尴尬——铁板一块的正确，不容反驳的权威，森严的等级关系和“一切听领导的”，与日新月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格格不入。

  与此同时，“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绝非是一个政治主张，听起来更像是一句被动的辩护，仿佛是来自一个被老师责怪的学生。如果这样的辩护都不能被容忍，那就意味着当前的舆情管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僵化，越发向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方向一去不返。这一点还需要时间检验。

  在这场风波中，70～90年代出生、受过较好的教育，在城市定居的一代是其中的主力军。在这个群体内部，也存在着政治观点迥异的群体，总地来说可以分为三类人：

  第一类人可以称为中国语境下的左派，他们是真诚的党国拥护者，忧国忧民者为多，他们支持当前的政治体制，并对西方世界抱有敌意。这类人有两个来源，一部分人是主流教育和宣传的信徒（“大众左派）”，但也有一少部分人，姑且称之为“精英左派”，这部分人受教育良好，眼界颇广，自居为精英政治的卫道者，将大众，也包括前一部分人视作是需要教化和领导的乌合之众。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一些官员，但他们的批评是建立在对体制本身不加怀疑的基础上的，更多地是对基层执政者的不满，所以说他们才是最为坚定的改良派。事实上，大众左派的人数在80后中已经越来越少，但精英左派的人数却在增多。根据我的观察，其中向来不缺少一些国资企业的中高层，但也越来越多地包括各行各业里混得不错的的专业人士，以金融行业为甚，可见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确实是哺育精英意识的温床。

  第二类人则是中间派，他们有着真诚的国家自豪感，对西方世界没有敌意，但对政治话题抱有消极和警觉的态度，转而对个人利益有着高度的关注。这类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从未热衷于公共事务或是尝试参与后心灰意冷，或主动或被迫地从公共空间中撤退，最终安于私人的角落。对于社会问题，他们没有预设立场，能够从最朴素的观念出发得到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却易受外部环境尤其是群体立场的影响，并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避免与大多数人出现分歧，久而久之，更疏远了他们对公共空间的参与。但当一个李文亮医生这样的事件出现，其价值指向如此鲜明，一边倒的言论又提供了安全的空间，广大中间派就毫无顾虑地参与其中了。中间派有着庞大的基数，他们一方面是官方教化的失败品，另一方面也是千年以来统治者和民众分隔的延续。在我看来，大多数年轻一代的城市人口都在中间派之列。他们既是现有体制和社会基础的压舱石，也是最大的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他们的选择则很大程度上也会是中国的选择。

  第三类人是所谓右派，这里的右派是中国政治语境下的说法，与前两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这类人对目前的政治体制持否定的态度，对西方世界则抱有接纳和赞同。他们的观点并不为官方所允许，更谈不上参与公共讨论的机会，因此在平时，这类人实际上体现为中间派的样子。在中国，这是一个组合奇特的群体，其中有饱受打击、逢社必反的极端人士，也有不折不扣的学者和专业人士。这类人的规模并不庞大，但严苛的言论控制下，他们没有机会表达观点。在我看来，这个派别最为可悲之处在于中国从来就不具有自下而上决定公共事务的模型，阻挡互联网的高墙下，右派无法通过公共空间的讨论影响真正的中间派，与此同时，不少人也深陷于中国特色的矛盾之中，一个勇敢地在朋友圈中问责政府失职的人转眼间就会要求关停某某低俗文娱节目或是嘲笑诸如废青们的低能，这也是与一个民主社会的观念基础是不相容的。

  记得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提到了一个铁屋子，如果很多人不是真睡而是在装睡，将如何叫醒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