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非典”时期正值我在济南上大学的日子，那是一段特别值得回忆的时光。那年的4月20号是个周日，我坐在一列由青岛开往济南的火车上，听到车厢广播里传来的最新消息：非典确诊病例从前一天的37例猛增至339例，原定的“五一黄金周”取消，北京多所高校停课。在那一刻，周围空气凝重，车厢里没有了喧嚣声，大部分乘客没带口罩，只能默默注视着车窗外飞逝的旷野。正如后来所有人知道的那样，那一天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拖延了几个月之后，当权者终于把黑色的幕布掀开一条缝隙，随着而来的则是喷涌而出的媒体报道和民意宣泄，顷刻间就淹没了整个中国社会。

快速扩散的病人，人心惶惶的公众，手忙脚乱的医生和心事重重的官员，2020年的开头，一切都惊人地相似。

和仅有六分之一国人上过网的2003年不同，如今的中国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可以上网（尽管不是所有的网），随时发微信和“朋友圈”。在这场急速升温的疫情里，即使在各级舆情监管部门的围追堵截下，一场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舆论风暴爆发在中国的互联网。各种文章在微信、微博和论坛上遍地开花，就如肆意蔓延的武汉肺炎一样，监管者少见地失去了对言论的绝对控制，在我的印象中，多年来这还是头一次。

公众的怒火下，是无能惶恐的地方大员，心怀鬼胎的红十字会和闪烁其词的学者。17来，新的医院和研究机构拔地而起，新的技术投入使用，新的信息系统上线，大学生成为了公务员，小官成为了大官，但是依旧无法阻止几乎同样类型的病毒，在同样的谎言的纵容下，星火燎原，肆虐神州。17年几乎足够将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送进大学，而在中国，这漫长的等待却没有等来一句适时的实话。

因为说实话还是太难。我并不认为湖北和武汉的高官们是大众口诛笔伐中的无能的异类，我也不认为红十字会的所作所为是所谓突破国人良知底线的恶行，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好演员，原汁原味地表演了这个体系中人和事真实的样子，老戏骨一般，毫无矫揉造作地，人戏合一，真情流露，毫发毕现。那剧情的高潮出现在“鄂A0260W”上男子面对提问的一句 “怎么了”，三个字如金句一般，在那一刻，我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提问人霎那间的迟疑和动摇，甚至都有那么一点点的愧疚。几千年历史，几十年的国运，十几亿国民，被这三个字问得几乎无言以对。

在一个典型的集权的体系中，每一级官僚掌握的资源都来自于他的上级而非下级，不论名义上是要对谁负责，最终只对上级负责。信息的流动也是逐级过滤，每过一级必然保留部分信息，最忌讳的就是直接上级，甚至是隔了几层的上级比下级了解同样多甚至是更多的信息。就拿武汉肺炎或非典来说，即使疫情的出现属于不可抗的天灾，逐级向上汇报也会导致中央层面对地区层面的关注和直接工作的介入，而这种事往往意味着信息的越级开放和行动的越级指挥，将毫无疑问地打破地方层级间长期形成的均衡，带来资源分配的巨大变化。给上级领导添麻烦已经足够讨厌，更不用说那些刻意隐藏的龌龊了。所以，同一个体系下，我丝毫不认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湖北之外的任何地方会有更好的结果，湖北的官员们和他们的同行一样能干，也一样无能，区别只是运气着实差了点。

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他们勤劳、善良、隐忍，面对强权和不公，若非逼到绝境，凡能苟活，绝不反抗。我们喜闻乐见看那气壮山河的建设场面和雄壮威武之师，流泪感动于以身涉险的白衣天使，直言不讳的国士和殚精竭虑的领袖，自动自发地抵制反动势力，富有创造力地发现无所不在的阴谋，同仇敌忾地批判那些与大众观点相左的言论，并时刻准备进行多数对少数的道德审判。在我们光怪陆离的时代舞台上，天天上演着荒诞不经的戏码。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要求封禁低俗电视秀，但也只能抱怨某篇文章被“和谐”；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指人为“废青”和“傻子”，转眼便被指为“愤青”和“喷子”；号召群起反对“双轨制” 养老金的父亲为了女儿拒绝报考公务员而大发雷霆；怒骂私企利欲熏心的小伙子唯有默默忍受只涨不跌的油价；在道德制高点给人贴上“利己主义者”标签的网民则无时不在小心翼翼地躲避“低级红”和“高级黑”的泥潭… 这样的剧本，也只有合格的群众演员才能驾驭。

过去的17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均GDP翻了近三番，整整一代受过更好教育的年轻人涌入了城市定居。尽管房价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收入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仍自然而然地让他们开始关心基本生活之外的事情。但与普通民众绝缘的基层治理组织并不提供讨论公共事务，哪怕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区事务的机会，导致民众对公共事务完全没有参与的机会和意愿，除了天然乡民关系紧密的地区（珠三角和福建沿海为多）之外，基本无法形成具有活动能力的自发性组织。另一方面，尽管广泛普及的互联网给所有人提供了发出声音的通道，但严苛的舆论管制和宽泛模糊的标准让一切涉及政治观点和价值观的讨论都成为敏感话题，这一切在近年间愈演愈烈，直到谈论哪怕一丁点儿与主流相左的政治观点，乃至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字眼都成为了禁忌。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年轻的一代，也包括步入中年的一代，甚至是大部分身为党员的人，已经放弃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和兴趣，转而关注个体事务，这种情形在中国几千年的集权历史中一脉相承，但却并非没有过机会改变——事实是，至少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一个强有力的、封闭的治理体系将相对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随着收入提升和城市化而自然而然产生的政治参与需求，极大地抑制了。

但公共言论的空间并非会因为公共事务内容的缺失而变得空洞，那些纯粹的娱乐和文化产品充斥着这些领域。帝王将相，游侠剑客，神鬼僧道，校园职场，异能天才，海归精英和名嘴网红轮番抢占着越来越小的的屏幕和公共讨论空间。在我看来最具代表性的东西是不少年轻人喜好的弹幕——与网络论坛不同，那是一种极致的，单向的、完全不以形成统一意见为目的的，高度瞬间情绪化的纯个体表达形式，与其说是语言，不如说是描述吃喝拉撒睡的拟声词，因为不论写了什么，发言者根本不在乎别人是否看到，是否同意，是否反馈，套用武侠小说中常见的说法，纯粹就是一声长啸罢了。但它足具代表性，代表了年轻一代在公共空间表达自我的喜好，而这种喜好恰恰和民主地形成关于公共事务决策所必须的意见表达方式之间，是水火不容的。

记得90年代到两千年初，无论官媒还是民间，说辞也好认真也罢，大家热衷于把“体制问题”挂在嘴边，现在似乎不这么说了，因为中国突然有了好几个自信，其中之一就是体制没有问题。我看到对高歌猛进经济的赞美升华为无节制的自大，对非主流意见的赶尽杀绝纵容了公权力加速膨胀，充盈着国家自豪感的口号赶走了对制度弊病的反思，而泛化的爱国主义则沦为对私权和人性的绑架。六十年一甲子，确实称得上是轮回。

我已不是当年校园里那个愤世嫉俗的青年，我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亿万受益者中的一个，理应感叹祖国强盛，岁月静好。十几年的工作里我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也包括不少国企干部和官员，我多少了解到一些他们的行事逻辑和思维方式，我不喜欢他们中的大部分，但也愿意尝试理解他们，这并不是魔鬼的契约而曾经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还理解，人是要说一些谎话的，大到国是小到家事，有时候还不得不说。正因为如此，我更加珍视勇气、正直和诚实，在一个时代里，总要有人把这些看作是责任而不是选择。

2003年，我所在的济南疫情并不严重，但身处风暴中心的北京已是风声鹤唳，我几乎每天都挂在“一塌糊涂”BBS上，捕捉最新的疫情消息和北京高校里的传闻。在北京的一个人亲口对我说，医学院的学生们得到了通知，要做好上前线的准备。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在经济和法律之外，一部分人是对所有人负有责任的。

那之后的许多年，我一直感慨，很多事情冥冥中也许真的有天意。时光流转，17年过去了，希望岁月不要把那些最宝贵的东西从那个人的灵魂里悄悄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