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姨和七姨父楼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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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是我的七姨父，是奚啸伯的女婿。

楼宇烈生于1934年，杭州人，后迁居上海。1955年，楼宇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从教，终其一生。楼宇烈现任北大哲学系教授、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其代表作有《国学精神—中国的品格》。

童年的楼宇烈与他的母亲

说到楼宇烈，还必须先从我的七姨说起。七姨是我舅公奚啸伯的小女儿，曾是青衣演员。在我童年的眸子里，七姨美若天仙，她娇小玲珑，眉目如画，笑语嫣然；她开朗随和，善解人意，温婉清纯。对我来说，与七姨同样可爱的还有她的化妆品，各式各样，林林总总，覆盖了她梳妆台的每一个角落。

小时候，我经常和七姨在一起。那时，我会隔三差五地去七姨家，到了她家，我最喜欢的事，是对着梳妆镜轻描淡染，自娱自乐。有时，我也会跟着七姨去戏院，每次都是先到后台看她上妆，细眉弯成柳叶，粉面醉成芙蓉，头饰璀璨，戏装飘柔，水袖轻扬，摇曳生姿；然后，再到前台听她唱戏，因为那时我年龄尚小，听戏常是似懂非懂，但仍旧喜欢。

七姨的生活看似如诗如画，但是，也有美中不足；她早年丧母，体弱多病，待字闺中，这成了她父亲奚啸伯晚年的一桩心事，只好托弟子欧阳中石照料她。其实，有不少人为七姨做媒，但总是欠缘分。后来，还是奚啸伯的义女张金珠懂得七姨的心思，让自己的先生叶秀山介绍他的北大同学，从此，楼宇烈就认识了七姨，且两人一见倾心。

楼宇烈读中学时，就知道了奚啸伯的大名。楼宇烈的父亲曾是上海的富商，酷爱戏曲，能拉会唱；受父亲的影响，两个儿子都喜爱戏剧，哥哥楼宇栋在北大求学时，曾为张伯驹操琴，并成为张伯驹的女婿；而楼宇烈擅长昆曲，在大学期间，就时常参加票友演出；后来，楼宇烈成为北京昆曲研习社成员，定期去俞平伯府上练唱，共同探讨昆曲艺术。

1967年，七姨和七姨父结婚前，专门去石家庄拜见奚啸伯。奚啸伯对这个既知书达理又通晓艺术的准女婿非常满意。1969年，北大教师纷纷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楼宇烈南下途中，又去石家庄看望岳父奚啸伯，还在南大街家中住了两天。

1975年，奚啸伯突然重病入院，楼宇烈即刻赶到石家庄，想请岳父来京同住，一是北京的医疗条件好，二是便于照顾他。但奚啸伯婉拒了，他怕给孩子们添麻烦，因为当年楼宇烈夫妇的居室狭小、收入有限。1977年，奚啸伯撒手人寰，楼宇烈追悔莫及、遗憾终生，总觉得，倘若当年坚持把岳父接到北京来，不会这么快就走了。

文革中，人人自危，亲戚间的往来也不多了。当时，我只听说七姨结婚了，却没见过七姨父楼宇烈的影子。后来，七姨一个人来姥姥家，接我去看了一场《红灯记》，她演李铁梅。我望着她那身简素的戏装，恍如隔世，我问她：“你结婚啦？” “嗯！” “那，七姨父呢？” “他在干校，等他回来时，我带他来看你。”但，等我真正见到楼宇烈的时候，时光又从指尖上划过了数年之久。

初见楼宇烈时，他们的儿子都三岁了。楼宇烈高大挺拔，宽肩分头，黑框眼镜，谈吐文雅，笑起来，两眼眯成弯弯的月牙，一副温和慈善的模样，他们的儿子长得酷似楼宇烈。那次席间，都聊了什么？早已被岁月漂洗得一干二净，唯一能记住的是阖家团聚的喜乐。

七姨父的全家福

后排右起：七姨父楼宇烈、父亲张静如、欧阳中石、我的舅妈和表弟奚中路

前排右起：我的舅舅、母亲、十四姨和七姨

移居美国后，再回京小住时，我去看望过七姨和七姨父。高龄的楼宇烈依旧健朗，他专心地研习佛教和养生。他的养生秘诀只有三十二字：身体上，蹲蹲起起、拍拍打打、扭扭捏捏、溜溜达达；精神上，嘻嘻哈哈、大大咧咧、松松垮垮、从从容容。简单可行，贵在坚持。

楼宇烈主张：“师天地，心广大，顺自然，致中和。”他认为，很多疾病都是因为心胸狭隘而造成的，所以，浮生尘世，要像天地那样有广大的胸怀，一切顺其自然，最终会达到中和的状态。

有一次，七姨父问我：“你住在美国，每天吃什么？”我说：“瞎吃。”他说：“那不行！饮食很重要！最好不要像西方人那样吃生冷的食物，中国人喜欢吃软的、热的和熟的食物，是有道理的，这种习惯减轻了胃肠负担。”他建议我读《黄帝内经》。以前，我总以为《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著作，所以从未读过。但后来仔细研读了，方知其中有很多养生之道，使我受益匪浅。

右：我的七姨   中：我的七姨父楼宇烈

风过留痕，往事回放。如今，我安坐在岁月的巷口，默默地翻晒着记忆的碎片，静静地思念着我的七姨和七姨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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