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阳明媚，悠悠地穿过素白的纱幔，将温婉的霞光洒在古老的画案上。画案边，坐着我的姥爷关松房、张伯驹和潘素；画案上，摆放着字画和古玩。他们先是品画赏字，继而便轮流用一枚放大镜，俯首仔细地琢磨着古玩上细碎的纹理，且看且抚，相互探讨着这些古玩的来历和年代。

当年，我姥爷有一方名砚，视若珍宝；深棕素石砚台呈椭圆形，周边镌刻着细腻的镂空花纹，丰蕴清玲，温润柔滑，安放在一个古香古色的砚匣中；这是一方珍品宝砚，我从未见过姥爷用它研磨作画，只是每当张伯驹和潘素来时，它必现身，他们不断地欣赏它。

年少时，我不大明白他们为何对一方砚台如此着迷？年长后，我喜爱收藏青花瓷器，细看那些蓝白相间的雕琢，清浅，简静，素雅，宛如眼眸中的一湾银雪，一片瓦蓝，缓缓地流入心湖，漾出几多晶莹剔透的涟漪，惊艳了时光，宁谧了岁月；由此，我渐渐地品味出文人对古文物的那份情愫。

众人皆知，张伯驹是世家子弟，直隶都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七岁入私塾，九岁能作诗，被誉为神童；年轻时，张伯驹曾投身于军界和金融界，但终是兴趣缺缺；张伯驹真正的爱好是读书，并喜欢与文人雅士交往，一起填词作画、演唱京戏；日后，张伯驹成为著名的诗词家、古文物鉴藏家、书画家和京剧家。

与张伯驹相似，我的姥爷关松房是满清官宦的后裔，家中名画古玩不计其数，他自幼看多了，便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一种识别名画古玩真伪的鉴赏力；这一点，恰恰与张伯驹不谋而合，也因此而成为知音；且同在故宫博物院从事过古文物的鉴别和审定。

当清朝覆灭之后，有不少珍品流入民间，张伯驹曾凭着他独特的鉴赏能力，为故宫博物院回收了大量价值连城的字画；不仅如此，他和潘素还将他们自己珍藏多年的字画捐献给故宫；他的慷慨，让世人赞誉；但张伯驹自己却十分低调，他只轻描淡写地说：“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些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1980年夏日，张伯驹、启功、关松房等人一起同游颐和园，有人问张伯驹和关松房说：现在很多名人都在考虑修建私人博物馆，从而使自己收藏的艺术品能传世，您们是否也有这样的打算？张伯驹回说：“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

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是著名的山水国画家，画作清秀，神韵高古，独树一帜。1952年9月，潘素曾与齐白石、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一起创作了《普天同庆》，并将此画赠送给毛泽东。日后，毛在致谢信中，虽未提及潘素的名字，但据考证，潘素确实是该画的创作人之一。

画家们共同创作的《普天同庆》

毛泽东写给画家们的致谢信

潘素那张穿旗袍的老照片，成为她的经典照。其实，平日里，潘素很少穿旗袍，她的装束朴素无华，色彩淡雅，款式简洁；在着装上，张伯驹和潘素倒是极为般配，都是属于那种随意而不讲究的人。

张伯驹与潘素

但，他们夫妇也有不同之处。张伯驹不拘言笑，喜怒哀乐都不会挂在脸上，现在想来，那是一种波澜不惊的散淡清幽的文人素质；与张伯驹相比，潘素显得热情健谈，她的普通话带着淡淡的南方口音，轻软、娴静、文雅，听起来，极亲切悦耳。

光阴流转，思绪飘柔，张伯驹和潘素的身影伴随着我记忆的音符，来到了我舅公奚啸伯的家。

盈月高悬，默默地扫过葱郁的枝叶，将柔美的清辉洒在古宅的屋檐上。推开宅门，室内灯火通明，反倒让窗外琉璃的繁星黯淡下去。在舅公家里相聚的都是喜好京戏的文人，除了张伯驹夫妇以外，还有欧阳中石、李苦禅、我的姥爷关松房等人，他们在一起时，谈戏说艺，共同磋商唱念做打的技巧，揣摩戏中人物的心理，研讨历史背景的特征。

其实，张伯驹与奚啸伯原本并不熟识，只是彼此闻其名而已。后来，在北海庆霄楼讨论《四郎探母》时，二人才相遇相识相知。张伯驹是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奚啸伯是京剧四大须生之一，两人不仅对京剧情有独钟，同时，都非常崇拜京剧前辈余叔岩，共同潜心研究刚柔相济的余派唱腔。

当年，每周日早九点，张伯驹都在北海阳泽门举办京剧研讨会，奚啸伯则经常在会上做专题演讲。一次会后，张伯驹向奚啸伯推荐《祭头巾》的戏，次日，奚啸伯专程去了张伯驹家，听他解说《祭头巾》，并表示会尽快排演此戏。

再后来，张伯驹夫妇与奚啸伯居然做了亲戚。张伯驹演唱时，常为他操琴的年轻人叫楼宇栋；楼宇栋是上海富商之子，北大高材生，京戏爱好者；最终，楼宇栋成了张伯驹的女婿；而楼宇栋的弟弟楼宇烈则做了奚啸伯的女婿；难怪，楼母曾自豪地说：“我的两门亲家都厉害，一个是张伯驹，一个是奚啸伯。”

坦白地讲，我对古代文物和京剧艺术都知之不多，但，张伯驹与潘素的剪影，却似几片瑞雪，轻轻的，缓缓的，漫过我的心扉，一如寻常的美丽，不惊不扰，延绵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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