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8日，穆巴拉克下台近一年后，全世界报刊都采用了一条源自开罗的消息——埃及法院指控一些非政府组织从事非法“政治”活动。媒体称：“紧张事态缘于2011年12月29日对当地17家埃及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搜查。其中不乏来自美国的组织，如'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自由之家'等。”针对搜查事件，包括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美国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在内的3名美国参议员，“周二(2012年2月7日)就这一事件警告埃及，称之为两国间少有的如此严重的‘灾难性的’断交危险”。

在事件发生后几天，媒体披露，“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称，19名美国被告中目前仅有7人在埃及，其他人已在‘禁止出境’命令下达前离境。其中一些人，如‘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埃及分部负责人、美国运输部长雷·拉胡德之子萨姆·拉胡德，已经到美国大使馆避难”。

这些新闻明显引出了一系列疑问。这些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它们被控进行非法活动？这些非政府组织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力，让一个美国部长的儿子担任其埃及分部的领导人？这些指控为何如此严重，竟让美国部长之子窘迫地躲入了美国大使馆？是什么飞虫蜇了埃及法院，让它“胆敢”攻击美国组织和侨民，并让埃及冒着失去美国给予其每年130亿美元援助的风险？为什么麦凯恩参议员要亲自介入，而不将此事提交美外交部或国务院？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重温几年前发生的“颜色革命”。

吉恩·夏普与“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是指21世纪初一些东欧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的重大变革，即先后发生在塞尔维亚(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和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等的重大事件。

这些“民主化革命”的推动者是一些集中了当地青年活动分子的运动组织，他们亲西方，经验丰富，都是民主斗士。这些成功推翻独裁制度的运动都运用了美国哲学家吉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动方法理论。

作为美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吉恩·夏普是《从独裁到民主》一书的作者。该书是近20年来非西方世界那些梦想推翻本国“独裁体制”的活动分子的枕边书。这位马萨诸塞大学前名誉教授、哈佛研究员，在1993年编写了这一“持不同政见者的完美指南”的第一版，供身处泰国的缅甸反对派使用。目前，该书已被译成27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并能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电子版。

吉恩·夏普在书中描述了为推翻现行制度简便易行的198种非暴力行动方法，重点是拉拢警方、示威游行、组织抗议弥撒、提供音像设备支持、举行祈祷行动和宗教仪式、利用强力标语和口号(如文字“下台”和握紧的拳头图案)、在游行期间布置死者照片以及掌控后勤组织工作等方面。除了“颜色革命”中这些相关经验外，诸如群发短信、利用社交媒体和清扫游行使用的公共场所等手段后来也被加入。

吉恩·夏普

这些方法的可行性被罗伯特·赫尔维证实，此人是美国前陆军上校、地下行动专家及美驻外使馆武官培训学校校长。罗伯特·赫尔维曾于1983年至1985年在仰光美国大使馆任武官，在哈佛大学一次评定研究奖学金的会议上结识了吉恩·夏普。此后他初步掌握了哲学理论，并成为非暴力理论的信徒。1992年退休后，他投身缅甸和平反抗教育。同年，他利用吉恩·夏普的船只组织潜入缅甸。“在这里，我们进入这片丛林，点燃蜡烛来阅读吉恩·夏普的著作。”他回忆道。这次冒险之后，《从独裁到民主》的第一个译本诞生了。

1992年到1998年，赫尔维15次造访缅甸，其间接触了500多名缅甸联邦议会议员和一个亲民主的缅甸组织，并为他们讲了一些关于吉恩·夏普理论的课程，但徒劳无功。多年来，希望推动“民主”的美国机构做了大量努力，并为缅甸革命运动接连不断地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但均以失败告终。吉恩·夏普就这一彻底失败提出疑问，并找出好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反对派派系林立，甚至每一个派系中又分好几个小派别。他说:“所有这些武装派别都认为它们能战胜政府军，我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判断，因为政府军更庞大、更强势，还有更多武器装备。”

21世纪初，美国“推进民主”的注意力转向了东欧国家和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缅甸的情况相反，“夏普式”的非暴力运动在这些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

正是罗伯特·赫尔维亲自培训出了“抵抗”运动中的塞尔维亚活动分子。在接受《和平》杂志的长篇采访时，他承认塞尔维亚“革命”运动收到了美国机构2500万美元的援助。

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时，塞尔维亚运动人士建立了“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ANVAS)，由斯尔贾·波波维奇领导。这一中心由“输出民主”的美国机构资助，专供非暴力斗争培训。它还负责其他“颜色革命”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的培训，以及阿拉伯活动分子的培训，尤其是突尼斯人和埃及人，他们在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垮台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是决定性的。

“推动民主化”的美国机构

众所周知，各类“颜色革命”背后均有诸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RI)、“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自由之家”或“开放社会研究所”(OSI)等美国“民主输出”机构的资助、指导和支援。

这些“革命”的手法已被多位作家披露，玛侬·卢瓦佐也多次做过详细报道。而来自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的萨斯曼和克莱德，在其2008年发表的一篇很翔实的文章中写道：“2000年到2005年间，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俄罗斯盟国的政府均被不流血的‘革命’推翻。尽管西方媒体普遍将这些造反行为归为自发的、土生土长的和普罗大众的(民权)，但‘颜色革命’毫无疑问是经过长期和大量谋划的结果。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对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施以高压，并运用财政和技术手段推进民主。”还有:“大量外国要素介入了民主变革的进程，其中USAID、NED、OSI(由乔治·索罗斯赞助的研究所)、FH(为饥饿者提供食物组织)以及国际中心等机构干预了这些非暴力冲突。事态发展均被精心设计，就像七国集团凭借其在商贸、军事、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主导作用，在东欧地区推行一些更为广泛的新自由主义开放政策一样。”

尽管被贴上“非政府组织”的标签，但这些美国机构实际上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资助。

USAID是美国一家“正式的”独立事务所，1961年创立。该机构负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人文援助，只要这对美国有利。该机构穿梭于世界各地，从事颠覆活动，积极参与“颜色革命”，前文已广泛述及。此外，USAID在其网站称自己曾在过去20年里花费约90亿美元来“提升逾100国的民主管理水平”。

NED于1983年在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授意下创立，号称是一家非营利性的私人基金会。事实上，它的预算须由美国国会投票，其资金由共和党、民主党、美国商会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LO)代表联合组成的董事会管理。

NED90%的年度预算来自美国政府。仅是2009年，这一预算就被提高到了约1.32亿美元。NED的创建者之一艾伦·温斯坦如此描述NED的角色定位:“当前我们的很多工作是秘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这已有25年。”

事实上，NED的行动可通过4个不同组织联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CIPE)以及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

IRI董事会由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参议员主管，克林顿时期的女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则是NDI(“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的首脑。马克·维斯布拉曾在英国《卫报》发文叙述其对IRI的思考:“当我看到IRI被国际媒体奉为‘推动民主的组织’时，我不禁放声大笑。”他在文中举了大量例子来说明这一组织(单独或与前述其他机构一道)直接参与了破坏许多国家社会稳定的行动。

“自由之家”创立于1941年，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助力自由事业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尽管这是官方描述，但其资金主要来源于USAID、NED和索罗斯基金会。

“自由之家”以囊括美国诸多名人的豪华董事名单而闻名: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卡特时期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小布什时期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克林顿时期分管财政的副国务卿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以及小布什时期国防部长助理兼世界银行前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

至于NED，这一组织参与了遍布全球的众多旨在破坏目标国社会稳定的资金援助项目。2006年，盖伊·丁摩尔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称，“自由之家”“是由美国国务院挑选的为伊朗地下活动接受注资的组织之一”。

美国著名匈牙利裔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也致力于输出“美国制造”的民主，并为此创建了其一干基金会中的一个———“开放社会研究所”。它创立于1993年，起初致力于东方阵营国家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转型。大量文章指出，它积极参与资助“颜色革命”和拉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

显然，这些组织不但不是什么非政府组织，反而极具政府背景。理查德·福尔克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文评论其活动属性：“有时，这些单位甚至被媒体冠以‘民间组织机构’：往好里说，是无知；往坏里说，则是一种故意欺骗。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其活动，但认为它们是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都是大错特错的。”对于这些组织“民主推行者”的角色，众多评论家持怀疑态度。我们还注意到，这些伪非政府组织在外国引领的深度颠覆性活动在美国是禁止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姆所说：“我们在国外做着在国内被禁止的事。”

伊朗2009：“阿拉伯之春”的开端

2009年夏天，搅动伊朗的系列事件均富有教育性。其实，“颜色革命”期间已知的和已被应用的操作模式，正因多种可怕且高效工具的加入而丰富起来。

第一，他们小心利用社交网站动员伊朗的活动分子，并即时引导网络信息。推特、脸书、优兔和其他社交媒体点燃了博客世界，显示出其打击力度。

第二，美国政府强烈鼓吹并声言捍卫伊朗示威者使用社交网站的权利，并在媒体上大肆宣传。这种介入甚至上升到对一些美国社交网站直接进行干预，以让持不同政见者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些工具。美国国务院还曾要求推特推迟其需要中断服务的运行维护工作，因为这将剥夺伊朗反对派的联系途径。而且，基于美国政府与私企间奇怪的密切联系，推特接受了这一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赋予伊朗人的这种使用社交媒体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甚至是美国公民在游行示威时也未被授予的。

第三，西方常规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们大规模传播和灌输多数未经证实的消息，从而使一些有悖真相与伦理的拙劣报道充斥荧屏，并总以此自夸。它们还有一种惯例:将录音或录像中“不和谐”的部分以杂音覆盖等方式进行掩盖，或以视频片段回路的方式通过优质手机传播，以此让人难以发觉。此类作品的质量与行业标准相去甚远，且为避免与其他行动交叉而暴露，难以用天线传输。

这些业余爱好者的“报道”几乎能在瞬间传播开来，且数量极大，明显引发人们对伊朗网络反对派与西方媒体巨头间紧密关系的怀疑。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这些网络反对派都受过CANVAS的培训。正如该组织现任主任斯尔贾·波波维奇宣称的那样：“我们已出现在37个国家的活动分子周围。有一些成功了，如2003年在格鲁吉亚和2004年在乌克兰，但也有失败的，如在津巴布韦、白俄罗斯和伊朗。”再次重申，CANVAS是一个培训尚未成熟的网络反对派的机构，它在塞尔维亚的一些办事处，都是按照吉恩·夏普的理念成立的。特别是，它得到了致力于“民主输出”的美国专业组织的资助。

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

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输出”

根据美国的地理划分，阿拉伯国家分属中东和北非地区。与我们所想的不同，对于阿拉伯“革命”的准备并非始于奥巴马时期，而是小布什时期。此外，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在“民主输出”方面的立场几乎一致。它们都致力开展联合行动，正如我们见到的其在IRI和NDI的行动那样。另一方面，不论美国哪个党及何人当政，都会为这些项目和参与者保驾护航。

我们应认识到，所有触动阿拉伯国家的“革命”都始于非暴力阶段，都在用吉恩·夏普自成一套理论的运动方式。一些人引领着体制变革(如突尼斯、埃及“革命”)，或乘总统即将离任之机起事(如也门)。在其他国家，非暴力阶段则仅是昙花一现，变革迅速进入包括多种形式的外国干预的暴力阶段，国家陷入血腥的内战阴影中，这就是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局面。叙利亚政府目前仍在面对由美国在内的一干国家大规模资助、支援和“保护”的反抗军。还应注意，这两国的情况与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的相反，“革命”不是始于首都，而是多发于边境地区。被内战困扰的这两国的另一相似之处是，反抗者打出了“新型复古”的旗帜，作为与现行制度决裂的象征。

在这场通常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中，民众游行示威主要由网络反对派中的年轻人引领和组织，他们热衷于新科技。反对派的年轻化是“阿拉伯之春”与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伊朗的反政府运动的共同点。与表面现象相反，这些“革命”不具任何自发性。

网络反对派从两种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补充的培训中获益。一是现实空间中的“领航”技术，二是网络空间中的“领航”技术。其中一部分人会脱颖而出，为领导层所赏识。埃及著名网络活动分子、“4月6日青年运动”发起者艾哈迈德·马希尔指出：“使网络运动活跃与使街头运动活跃是两码事。”这种认知在圈内是常识性的，显示出活动分子及其领导层的现实主义态度。

CANVAS和阿拉伯网络反对派

对示威者来说，现实空间里的“领航”包括如下技术：动员民众的艺术；与警察拉关系的艺术；后勤保障能力；发生暴力行为时的应变能力；政府动用武力驱散人群时的应对能力。网络反对派领导人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动员、训练和组织街头示威活动。而这些难题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好几年，就已被CAN-VAS解决。

阿米尼·加利是最早加入的突尼斯活动分子之一。2008年起，他成为“凯瓦基比民主变革中心”(KADEM)的项目负责人。这是一个由“大中东民主计划”资助的中心，由美国国务院直接领导，得到了乔治·索罗斯名下的OSI和NED的资金支持，还与“自由之家”开展密切合作。此前，阿米尼·加利还曾为包括“自由之家”在内的好几个组织工作。

在拍摄一部反映“阿拉伯之春”的纪录片过程中，加利接受采访，承认在2007年11月参加了CANVAS为突尼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持不同政见者举办的一次培训，并展示了培训时的照片。他明确指出，培训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办，组织者就是CANVAS组织中的塞尔维亚人。

通过突尼斯快报广播的一次播音，我们得知两名突尼斯著名网络活动分子———斯利姆·阿玛姆和艾玛·本·杰玛也参加过此次培训。要知道斯利姆·阿玛姆曾在后本·阿里时代的首届政府中任青年和体育国务秘书，他本人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曾大肆鞭挞本·阿里政权，而这仅仅是短短几个月之前的事情。

突尼斯大学生总联盟(UGET)秘书长伊兹丁·扎阿杜尔在前述的纪录片中宣称：“‘抵抗’运动给了我们一本描述其所有战略的书。”这本书正是由CANVAS出版的，书名是《非暴力行动50点》。这一反对派的完美行动手册大量借鉴了吉恩·夏普的理论，已成为方便实用的必备品，当时被译成了6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还能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电子版。书中提及了199种“非暴力行动手段”，其中一些在阿拉伯大街上被广泛使用，后文将对此进行讨论。在接受《阿尔及利亚焦点》报访谈时，斯利姆·阿玛姆承认其受到了一些美国机构的“帮助”，但他未指明是哪些机构。

埃及人也从塞尔维亚人传授的专有技术中获益。大量参考资料提到，“4月6日青年运动”的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德尔曾于2009年夏在CANVAS实习，比解放广场发生骚乱时要早得多。他本人在索菲亚·阿马拉拍摄的纪录片中承认此事，并透露是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14名活动分子一起接受培训的。他还宣称经过实习，已非常熟悉组织群众的技术以及该如何应对警方暴力。随后，他也和职业培训者搞起了培训。阿德尔这一夏季实习也被“自由之家”的中东和北非地区项目负责人谢里夫·曼苏尔证实，这也是该组织资助CANVAS培训活动的证据。在此应当指出，“自由之家”和“4月6日青年运动”间的关系早在此次实习前就已建立。在一篇讲述艾哈迈德·马希尔的文章中，作者戴维·沃尔曼强调了“(谢里夫·曼苏尔)多年来与马希尔及其集团的紧密联系”。

正如斯尔贾·波波维奇所披露的，CANVAS不只是训练突尼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活动分子。他确认，全世界共有37国的活动分子从CANVAS提供的培训中获益。朱莉·佐格在其一篇深入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文章中证实，“‘自由之家’在中东同样高度存在”。维基解密公布的电报说明了其在叙利亚、巴林和埃及的存在。在埃及，“自由之家”显然支持了“4月6日青年运动”。另有始于2009年4月并已公开的外交文件指出，在大马士革，该组织“领导着好几个非暴力行动工作室”，“这些项目旨在尝试颠覆阿萨德政权”。

CANVAS向阿拉伯活动分子提供的这一培训，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已知发生暴乱的不同城市大街上均大有建树。

首先，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在其布告、游行呼吁书和群发的反政府短信中都使用了这个拳头标志。在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也将它作为自己的标志，大量反对派分子在游行时高举的横幅标语上，都有这个斯尔贾·波波维奇领导的名叫“抵抗”的反政府组织标志。

除拳头标志外，其他技术手段也在民众示威中引起关注。我们将CANVAS的《非暴力行动50点》这一教材中非暴力行动的一些招数列举如下：

第7招：使用口号和象征符号。

第8招：拉起横幅标语、布告和广告牌。第12招：让传单满天飞。

第20招：举行祈祷行动和宗教仪式。第33招：拉拢敌人。

第34招：在重大事件前夜紧锣密鼓地筹备。第37招：反复且有节奏地高呼口号。

上述招数不胜枚举，指出了CANVAS慷慨贡献的培训是怎样严格有素，并且具有高度的实用价值。吉恩·夏普就对埃及网络活动分子的行动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称对自己的追随者的执行力感到“特别自豪”，并意识到“穆巴拉克倒台是他所见过的最‘顶尖’的民主革命”。穆罕默德·阿德尔则自诩道：“这是属于我们的革命。CANVAS只是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组织和运用抵抗策略。”

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发表“互联网自由”演讲。

“网络版阿拉伯联盟”

正如此前提到的那样，美国“民主输出”机构为阿拉伯网络活动分子提供的第二种类型的培训便是网络空间中的“领航”技术。

显然，社交媒体和新科技在阿拉伯“革命”的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工具能够让各国反对派在空前短的时间内联系数量惊人的个人，并在一国内外进行重要资料、信息的数字化交换。美国国务院和各机构对该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使反对派绕过本国审查，提升地理定位技术，并能在其遭到逮捕时传送图像和视频，以显示专制制度的“不人道”面目。

此外，自“伊朗之夏”以来，引人注意的还有美国对新技术的巨大关注。奥巴马总统及其国务卿多次干预以捍卫自由使用互联网，以及要求正在发生民众抗议的国家不中断互联网浏览，这些都大为可疑。

希拉里·克林顿甚至在2011年2月15日证实“互联网已成为21世纪的公共空间”，“脸书、推特和优兔支持的埃及和伊朗的游行示威映射出，链接技术正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加速器”。她还宣称，将拿出2500万美元“支持在线表达热爱自由的项目或工具的开发”，并促使推特在开设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服务后增设汉语和俄语服务。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和谷歌之间复杂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媒体热议的话题。这个著名搜索引擎已被看作是“美国外交武器”。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因素是网络反对派频频在媒体上出现，被称为“脸书革命”，他们坚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政治运动。因此，这似乎只是一些无政治立场的年轻人使用新技术，动摇了数十年来已深植于政治舞台的独裁体制。

但是，这些年轻人来自哪里？他们如何在既没有获得相当程度的培训，又没有与一个明确组织相联系的情况下动员如此众多的民众？事实上，除了资助中东、北非地区的非政府组织，那些从事“民主输出”的美国机构，还用新技术为这些国家的网络反对派提供新技术培训。为此，它们运用青年运动联盟(后发展成为movements.org)等实体组织。青年运动联盟在其官方网站上自称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美国组织，并宣布其使命为：在利益相关地区寻找网络反对派;通过一些民间组织的专家和成员的帮助，在网络反对派间建立联系;通过对网络反对派进行培训、提供建议和建立平台，支持其加强联系和壮大发展。

在movements.org的创建者中，我们发现了康多莉扎·赖斯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前顾问、“谷歌理念”主管贾里德·科恩，以及为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谷歌工作的贾森·利伯曼。另外，青年运动联盟执行总裁戴维·纳赛尔领导了关乎NDI、USAID和IRI利益的中东项目。

特别是，青年运动联盟组织的年度会议是由美国国务院和谷歌、脸书、优兔等公司资助的。它迄今共召开了三次：2008年在纽约、2009年在墨西哥城、2010年则在伦敦。这些参与者和与会者中不乏美国名人，如脸书联合创始人达斯廷·莫斯科维茨、推特创始人兼总裁杰克·多尔西，以及大批来自谷歌、优兔、美国国务院、“自由之家”、IRI、NDI、NED和世界银行的代表，甚至大名鼎鼎的“自由之家”成员谢里夫·曼苏尔也在其中。2009年的会议则因希拉里·克林顿以个人名义参会，被标记为“干预行为”的呼声越发高涨。这些人都与来自5大洲15国的网络反对派青年代表分享了经验。

“4月6日青年运动”中的一些埃及活动分子也参与了青年运动联盟在纽约召开的2008年年会。他们当场与世界各地的网络反对派建立了联系，还参加了一些关于运用社交媒体的研讨会，接受了如何逃避本国网络监督的新技术培训。

美国国务院资助的这类会议，吸引了一些高级别美国名人的参与，还邀请了很多经过身份鉴别、由美国大使馆负责的网络反对派人士，显示出美国政府在这类活动中的利益和牵连。另外，新技术领域全球巨头的参与，也证实了这些企业、“输出民主”机构和美国政府间的密切联系。

2009年，16名埃及青年活动分子在华盛顿参加了“自由之家”组织的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他们接受了捍卫人权的相关培训，并会见了美国政府、国会及一些媒体和智库的代表。与我有着相同观点的罗恩·尼克松在一篇载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指出：“很多直接参与了‘地区革命’和激进改革的团体和个人，包括埃及的‘4月6日青年运动’、‘巴林人权中心’和昂特萨·卡迪等一批基层活动分子，都受到了IRI、NDI和‘自由之家’等组织提供的培训和资金支持。”

其他几个培训机构早在“阿拉伯之春”前就开始建立了，这使得各阿拉伯网络反对派间相互接近、相互了解并最终整合起来。基于此，记者皮埃尔·布瓦斯雷将这种网络活跃分子群体命名为“网络版阿拉伯联盟”。在此举例说明，他们2009年在开罗举办的两次研讨会，就是分别由美国政府和索罗斯名下的OSI组织的，斯利姆·阿玛姆也均有出席。突尼斯和埃及的网络活动分子在长达一周的时间内面对面交换了各自的认识和看法。

另一个促使阿拉伯网络反对派间会面的事件，是2009年12月在贝鲁特召开的会议，该会议是突尼斯网络活动分子萨米·本·加尔比亚发起的。与会名人包括斯利姆·阿玛姆、毛里塔尼亚人纳赛尔·韦德迪、巴林人阿里·阿卜杜勒曼和摩洛哥人希沙姆·阿尔米哈阿(笔名)。斯利姆·阿玛姆在接受《阿尔及利亚焦点》报采访时明确承认了这一点。

还有其他消息提及“网络版阿拉伯联盟”成员间的合作始于2008年。最初是在埃及人与突尼斯人间，随后扩展到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摩洛哥人甚至伊朗人。伊朗人虽然不是阿拉伯人，但同属中东地区。

在这些埃及活动分子中，一些人在穆巴拉克最后的日子里来到了聚光灯下。其中之一便是瓦伊尔·高尼姆。他被投入监狱12天后获释，在接受埃及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叙述被俘经历，并为之落泪。节目播出后他一夜之间成了英雄。瓦伊尔·高尼姆是一名生活在迪拜的埃及人，曾出任谷歌公司中东和北非方向的市场部主管，并与一名美国人结婚。他在“4月6日青年运动”开始后才变得活跃起来，并与艾哈迈德·马希尔联系紧密。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信息是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曾说，“瓦伊尔·高尼姆的成就太令人自豪了”，仿佛“干革命”就是像任何公司市场负责人的本职工作一样。

网络反对派与互联网自由

对网络反对派而言，在互联网上做到行动完全自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匿名和绕开审查。为达到这两个条件，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地)资助了一些公司来设计翻墙软件，典型的便是一种叫TOR的翻墙软件。翻墙软件被免费发放给网络活动分子使用，使得互联网上的匿名引导行动得以进行。TOR的一名代表表示，“TOR的使命是允许人们在极权国家能够安全地表达观点或分享信息”。

用户可以免费下载使用TOR(仅2010年下载量就超过3600万次)，那么谁在资助这个软件的发展？参考其官方网站，我们了解到TOR拥有众多资助者，包括谷歌和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它的主要出资方并未被证实，但伊夫·厄德让我们了解到TOR曾在数年间获得了联邦基金的赞助。

TOR的一个代言人是雅各布·阿佩尔鲍姆。雅各布·阿佩尔鲍姆曾游历众多阿拉伯国家来推广他的软件，并面向网络活动分子召集关于如何使用该软件的研讨会。在整个突尼斯“革命”期间，他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并帮助突尼斯活动分子解决网络迟缓问题。还应注意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他还是维基解密的活跃成员。

2010年1月，希拉里·克林顿发表题为“互联网自由”的演讲时已经表示：“我们(美国政府)同样支持发展能让公民绕过政治审查、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工具。我们为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团体提供资金援助，只要它们致力于确保人们使用当地语言操作相关的软件，或者为需要安全进入互联网的人们提供培训。”

对美国政府来说，开发“反审查”信息系统极为重要，为此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还为开发这类工具的企业提供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资金。

目前正在开发的一个视频软件“commotion”，“允许建立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Wi-Fi网络;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需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它是移动的、水平的、完全分散的，能躲过任何监测，因为它在传输时具有匿名和限定收视的特性”。该项目除了美国国务院资助的200万美元外，还有23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其首个版本将于2012年底发行。“commotion”软件由美国开放技术研究所(OTI)接纳和资助，其领导人非瓦伊尔·高尼姆的老板埃里克·施密特莫属。另外，雅各布·阿佩尔鲍姆也参与了该项目，曾任“commotion”软件的投放参事一职。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个对研究社交媒体巨头和阿拉伯网络反对派，尤其是埃及网络反对派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性的事件。

在骚乱最盛时，埃及政府认为网络是危险的，决心断网。于是从2011年1月28日到2月2日，埃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隔离博客的国家。为使埃及网络反对派能够继续为国际媒体“提供资料”，谷歌和推特携手推出一款名为“Speak2Tweet”的抢救系统，用户通过拨打固定电话就可以将语音信息转变为“推特”信息。除了这一技术上的“壮举”，还有3个电话号码可以免费拨打。

这证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打断“革命”。

美国人的资助

除了培训网络反对派，“民主输出”机构还像为自己的分支机构提供资金一样，资助散布在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但仅有NED每年公开其主要活动报告，有关数据如下表。

通过此表我们可以看到，仅NED在2009年对阿拉伯国家非政府组织的补助便超过1500万美元。此外，报告文本中还详细叙述了一些很有趣的信息。

例如，也门非政府组织“无枷锁女记者”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曾接受NED的补助。这看起来很平常，但该组织是由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塔瓦库勒·卡曼(目前唯一获过此奖的阿拉伯女性)创建并领导的。另一方面，因领导了也门的游行示威活动，她被认为是也门“革命”的女激进分子。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伊斯兰政治活动分子与美国驻也门大使馆走得很近，不仅得到了大使馆的赞助，还被邀请访美，并在美国和希拉里·克林顿、米歇尔·奥巴马会面，而这些事情远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前既已发生。

活动分子与美国大使馆关系密切绝非也门独有。维基解密公开的大量电报揭露了美国驻埃及大使馆的频繁动作。这些电报有助于证实一些活动分子是美国外交代理的“不懈的”合作者。如网络活动分子巴塞姆·萨米尔，他是NED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埃及民主学院”的执行董事，希拉里·克林顿曾在2010年1月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著名演讲———“互网络自由”中点名嘉奖他，美国国务院也正式向他发出访问邀请。还有一个小细节：以“脸书女孩”和“4月6日青年运动”联合发起人而在埃及闻名的伊苏拉·阿卜杜勒·法塔赫，是“埃及民主学院”的项目负责人。

汉利曾在《华盛顿邮报》发文称，2005年以来，超过1万名埃及人参加了由NDI、IRI、USAID资助的“民主”和“治理”项目，一同参与的还有其他28个国际组织和埃及当地机构。我们还了解到，USAID在2011年曾申请过一笔面向阿拉伯国家的高达1.04亿美元的特别捐款。一些原始资料认为，美国政府“为提升民主和良治”，仅在埃及每年就花费了约2000万美元。这一节奏在穆巴拉克倒台后加快了。2011年6月，美国新任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承认，自2011年2月以来，美国为在埃及“推进民主”至少花费了4000万美元。这一事件引发美埃两国政府间火星四溅的紧张关系。所有其他中东、北非国家也被波及。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之事：除了“中东民主项目”的资助，阿米尼·加利领导的“凯瓦基比民主变革中心”是由NED资助的。

在约旦，活动分子欧莱博·阿尔-兰太维领导的“圣城政治研究中心”则由NDI资助。

在阿尔及尔的大街上，国家变革与民主协调组织(CNCD)引领着社会反抗活动。该运动汇集了各式政党、非政府组织和工会。在它们中，我们能看到阿尔及利亚捍卫人权联盟(LAD-DH)、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全国自治工会(SNAPAP)及文化与民主联盟(RCD)。NED的年度报告咨询会披露，阿尔及利亚捍卫人权联盟曾于2003年、2005年、2006年和2010年接受过美国的资助。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全国自治工会则与“团结中心”(NED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有着紧密关系。2011年3月4日，“阿拉伯之春”全面爆发之时，“团结中心”国际部主任凯茜·法因戈尔德，给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写了封信。她在信中表达了对阿尔及利亚警方针对“和平示威”采取暴力的担忧：“我们(‘团结中心’)对最近受伤的人，包括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全国自治工会公共部门主席拉希德·马拉维深表关切。”她在信中三次提及国家变革与民主协调组织的领导人拉希德·马拉维。维基解密则披露文化与民主联盟主席曾与美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展开“革命是否会波及他人”的辩论。

在分析了维基解密公开的与叙利亚有关的系列电报后，《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自2006年以来就秘密资助叙利亚反对派，推动被流放的叙利亚反对派在“正义与发展运动”的旗帜下重组，并捐约600万美元助其组建电视台，同时向叙利亚境内输入各式反政府“活动”。这些赞助始于小布什时期，并且至少延续至奥巴马时期的2010年9月。另一方面，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的一封电报披露了一笔金额为1200万美元的资金，曾从2005年到2010年以美国国务院中东伙伴关系倡议项目的名义资助叙利亚。

查利·斯凯尔顿在其一篇由英国《卫报》发表的详细描写“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文章中指出，巴斯玛·库德玛尼、拉德万·齐亚德和奥萨马·莫纳贾德等叙利亚反对派重要人物，与美国“民主输出”机构早在2011年之前就已有紧密联系：“其实，相当一部分被流放的叙利亚反对派重要人物受到美国政府资助，用以破坏阿萨德政权，这种资助在‘阿拉伯之春’前就已启动。”这篇文章的一个小细节包含极为丰富的信息:拉德万·齐亚德也与NED有着密切联系。

在利比亚，“捍卫人权”的反政府组织“利比亚人道和政治发展论坛”创始人阿里·拉马丹·阿布扎库克、“透明的利比亚”组织创始人阿布德尔·马吉德·比乌克，以及逃到伦敦的“利比亚消息”网站发起人阿舒尔·艾尔-沙弥等人均受到了NED的资助。

约翰·麦凯恩（1936-2018）

“民主输出”机构在“阿拉伯之春”高潮时开展的这一“超级行动”被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注意到，他给予了高度赞誉。除了多次发表灌输民主和军事干预思想的宣言，人们还看到他亲自访问“已被民主化的”一些国家：2011年2月21日访问突尼斯；2011年2月27日访问埃及;2011年4月22日访问利比亚。

但是，究竟是什么让这位美国参议员在“阿拉伯之春”扫过的大地上东奔西跑？当然，这既不是基于其参议员身份，也不是基于其美国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成员身份，否则向他那些参议员同事问这些“无所事事”的问题或许更适合。其合理解释不就是他才是“投资民主”的IRI的“老板”吗？这不就是本文开头部分所提的问题之一的答案吗？

我们可以打赌，约翰·麦凯恩现在正梦想着被反对派的绿白黑加三颗星旗帜的海洋包围，在叙利亚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的大街上耀武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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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缘于糟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但阿拉伯街头“革命”也不像表面上那样是自发的。显然，存在某种造成不稳定的“沃土”，它让“推动民主者”的工作容易得多了。

早在“阿拉伯之春”之前的那些年，大量“输出民主”的美国机构就已将数百万计的美元花在了培训和资助阿拉伯国家反对派身上。效力于CANVAS的塞尔维亚人、社交媒体和新技术的专家们利用其专业知识技能为反对派，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的反对派提供了高效服务。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美国国务院及其位于阿拉伯国家的使馆网络，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此次改写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大规模战役。在此框架下，谷歌、脸书、推特和优兔等新技术的“巨头”们与美国国务院展开了协调一致的合作。

美国称赞那些反民主的海湾君主国的“教育有方”，这一殷勤态度让人对民主在阿拉伯世界“春天化”进程中究竟有多大分量充满疑问。更重要的是，美国对麦纳麦政府血腥镇压巴林示威者一事无动于衷，甚至支持麦纳麦政府，显示出“民主”和“人权”仅是其虚伪的借口。

难道那些阿拉伯君主国的人民，就不能和那些阿拉伯共和国的兄弟姐妹一样，拥有享受“民主之春”的权利吗？

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美国外交政策从来就不是慈善事业的典范。因此，美国毫无疑问将继续对“已民主化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务说三道四。这再一次说明了美国在外交上具有双重标准：对一些人睁眼，而对另一些人闭眼。

（艾哈迈德·本萨阿达）

【法】埃里克·德纳塞：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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