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中的文明与文化之辨
——从一道浙江省选考题的概念使用说起
2022-11-28 王晓荣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
《中外历史纲要》中“文明”概念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与人类社会的蒙昧阶段、野蛮阶段相对的,是在后者基础之上的发展。[1]《纲要》中,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对立,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与“原始”对立的“文明”概念,具有正向、积极、进步的内涵。据此发问,丝绸的使用是否一直是正向、积极、进步的?棉花的使用和推广是不是更具有正向、积极、进步的意义?《纲要》叙述,中国在距今约5000到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文明社会,而距今约7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文化已经“掌握了养蚕和缫丝技术”。河姆渡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却掌握了养蚕和缫丝技术,这与“丝绸文明”概念相悖,“丝绸文明”概念的使用存在一定缺陷。那么教科书中“文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
陈炎认为,文明“是指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等手段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制度来协调群体关系,借助宗教、艺术等形式来调节自身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基本需要、实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至少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使用和制造工具(包括一切科技手段)、依赖和凭借社会关系(包括一切社会制度)、渴望和追求情感慰藉(包括一切精神享受)”。[2]文明因此可划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维度。这一定义既指出了文明的内涵也界定了文明的外延。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具体地指以上三个维度文明的诞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诞生。
《纲要》叙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通过“渔猎和采集”从自然界中攫取食物,虽然这时的人类具有了生产工具即“以打制方法制作石器”的能力,但还没有生产食物的能力。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随着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陶器等手工业的产生与进步,生产力逐渐提高,但还未达到产生贫富分化、产生私有制的程度。《纲要》正文和插图所举的仰韶文化(含姜寨聚落遗址)、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是这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水平累积到有产品富余的程度,私有制、阶级、国家逐次出现。《纲要》正文和插图所举的龙山文化(含陶寺遗址)、红山文化(含牛河梁遗址)、良渚文化是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典型代表。生产力、私有制,属于物质文明范畴;阶级、国家属于政治文明范畴。权贵阶层为实现其经济利益固化,一方面通过国家机器对普通民众实行人身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宗教、祭祀、文字等实行精神控制。《纲要》插图“牛河梁遗址”中的祭坛即体现着精神文明的一面。良渚文化最知名的玉琮王是典型的礼仪和祭祀用器,体现着精神文明。总的来说,文明的物质维度、政治维度、精神维度先后产生,政治维度中的国家产生是核心。精神维度的文字产生是文明诞生的最高形式,但不是所有文明的诞生必然伴随着文字产生,文字可能产生于文明诞生以后,甚至没有产生,如美洲的印加文明。
《纲要》将国家产生作为文明诞生的最重要标志,这已是学界共识。“夏鼐、苏秉琦以来的多数考古学家眼中的‘文明’,基本就是西语中Civilization一类词的翻译,一般以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论断为据,多数情况下将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当做大同小异的同一件事来研究。”[3]《纲要(上)》第1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标题将本课划分为两部分,前部是作为文明起源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后部是早期国家即夏、商、西周三朝。这样的划分与《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规定一致。标准一方面要求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另一方面要求了解早期国家的特征。但是早期国家不是中国最早的国家,也不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标志。中华文明诞生的标志是中国大地上最早国家的产生。《纲要》指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大地已是邦国林立的“万邦”时代,尤其是黄河流域的陶寺遗址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王克林认为:“陶寺文化的社会具有部落联盟古国即中国早期文明初期国家的性质。”[4]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到4300年,是长江流域国家初始形态的典型,教科书插图清晰描出了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都城的城郭范围,近年在城郭周边又有大型水利工程遗址的挖掘,这些无疑是良渚文化作为国家初始形态的重要证据。“良渚古城是目前所知我国史前时代规模最大、格局功能最完备、保存遗迹最丰富的古城,它与外围水利系统一起构成了完整的都城格局,在城市规划史和建设史上堪称杰作,是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5]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区分了“文化”的广义与狭义:“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6]“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一课的文化概念借用于考古学,是广义的,主要指人类即将进入文明社会之前或刚进入文明社会时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这是否意味着两者之间可以混用呢?这就必须明晰文明与广义文化之间的关系。
《纲要》将旧石器时代遗址称为“人类遗址”,通过工具制造,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将新石器时代遗址称为“文化”或“文化遗存”。《纲要》例举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有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文化”比“遗址”进步,但文化出现不等于文明诞生,教科书中的“文化”概念有其自身内涵和外延,将其与“文明”混用,似有不妥。
陈炎认为:“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一般来说,文明的内在价值总要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而文化的外在形式之中又总会包含着文明的内在价值。”[7]杨海蛟、王琦持有相同观点,认为“文明是文化的历史积淀,而文化则是文明的外在表现”[8]。学者们的辨析给我们以启迪。第一,从时间角度分析,文化产生早于文明诞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能够创造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通过家畜饲养创造肉类产品,已经蕴涵着物质文明的内在价值,但此时文明的内在价值是不完整的,文明还没有诞生。河姆渡文化能“养蚕缫丝”,但此时的丝绸可以称文化而不可称文明。也不能将其与后来的丝绸一并称为文明,这有失偏颇。只有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国先民创造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内在价值,中华文明才正式诞生。第二,从正向角度分析,文明总是正向、积极、进步的。文明的诞生以文化产生为基础,是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文明,文化中糟粕落后的部分、甚至比较中性的部分都不属于文明。丝绸并不总正向的,它是统治阶层的独享之物,普通百姓消费不起或被禁止使用。丝绸的制作成本很高,百姓为此深受剥削。当丝绸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古罗马之后,其价格更为昂贵,既浪费了古罗马的财富,也助长了古罗马统治阶层的奢靡之风。第三,从内在价值角度分析,丝质衣物有满足人类穿衣需求的内在价值。但是棉质衣物的舒适性并不亚于丝质,其低成本还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内在价值相对稳定,而满足同一内在价值的外在形式是多样化的,我们不能不区分内在价值与外在形式,以免将某一外在的文化狭隘地视为内在的文明。不管是穿丝质还是棉质衣物或是其他,不管是穿长袍还是西装,其内涵的作为内在价值的文明是一致的,而其体现的作为外在形式的文化却是多样的。
选必三《文化交流与传播》模块及《纲要》中,中外各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成就,这一文化概念是狭义的,与政治、经济并列。如《纲要(上)》第20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狭义的文化排除了广义文化中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产品的部分,仅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其中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如中外各时期的文化成就,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如《纲要(上)》第29课第一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这些“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绝大多数产生于人类文明诞生以后,是正向的,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教科书中也叙述了一些糟粕的文化,它们当然不是文化成就,更不是文明。如《纲要(下)》第1课中古代印度创造的种姓制度,其对社会的危害要大于对社会的贡献。再如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剥削,资本主义列强对亚非拉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夺,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历次战争,都不可能是文化成就和文明。
综上所述,我们应明晰教科书中重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要使考试中的概念与教科书的同一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保持一致。就本文的缘起而言,我们认为称“丝绸文化”应该比“丝绸文明”更合适。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4页。
[2][7]陈炎:《“文明”与“文化”》,《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第69、70页。
[3]韩建业:《裴李岗时代与中国文明起源》,《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第50页。
[4]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下)》,《文物世界》2001年第2期,第19页。
[5]朱可:《基于高中历史新教材的初高中衔接教学新探——以“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一课为例》,《历史教学》2019年第23期,第37页。
[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924页。
[8]杨海蛟、王琦:《论文明与文化》,《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1期,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