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厕，城市文明的另一张脸

厕所——关乎卫生与健康，直指民生，更是衡量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侧面。1932年，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名为“新年的梦想”特别活动，向各界人士发出征稿。140封征稿中，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的梦想最直白，也最简短有力：“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条件便是：人人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公共卫生间的建设，关系到城市生活体验。中国的“公厕革命”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在大多数城市，公共厕所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稍有年纪的人都会对三类公厕有印象，所谓“三类公厕”，就是只有半人高的隔板但没有门，与之相对的是有门和独立隔间、外面还有无障碍卫生间的二类公厕。今天，在北京旧城区的胡同里，二类公厕依然数量寥寥，毫无私密性可言的三类公厕依然占据大多数，并且成为附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城市建设越完善，对公共卫生间亦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它的外观要考虑城市风貌，它的功能，除了基本的干净整洁外，如何让人们体面地使用？如何让残障和有特殊需求的人士都能方便进出使用？关乎公厕带给每一个市民的体验，也得见城市空间真正的质量。

2022年，上海五原路157弄的公厕完成了改造建设，成为了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试点项目。这一项目的主管单位是上海徐汇区绿化市容局，项目从2020年9月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改造方案，希望改造方案能够照顾环卫工人、厕所使用者的不同需求，同时与区域的风貌相协调。在具体功能上，改造后，第三卫生间的入口比之前更醒目，同时内部尺寸也得到了拓宽，方便轮椅进入使用。         

在以干净著称的日本，由非盈利机构日本财团 （Nippon Foudation ）和涩谷区政府共同运营的“东京公厕计划（The Tokyo Toilet）”项目，邀请了包括安藤忠雄和隈研吾在内的 16 位知名建筑师和创意工作者，在涩谷设计全新的公共厕所。这一项目的背景是公厕规划基础与所在区域公厕需求的错位。涩谷的常住人口为40万人左右，本身公共厕所数量根据常住民来设定，但是作为东京最繁华的区域之一，日常来往于涩谷的人口大于100万，公共厕所的需求远远大于已有的数量。

东京公厕计划目前已有14个项目建成，虽然为更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建筑师们为公厕设计的独特的外观，但其实，这个项目以为不同性别、年龄、身体条件的人都能提供舒适的如厕条件作为重要的目标。在安藤忠雄设计的公厕中，除了男女厕间之外，也安排了“everyone's toilet”，适应多元性别人士、残障人士、和育儿需求。另一个细节是，在男士厕所内，也配有照料婴儿用的座椅；隈研吾在公园中设计了一个“像村庄一样的厕所”，每座厕所都有不同的规划、装置和装饰，以满足诸如照顾儿童、梳洗、无障碍通行等各式需求。

我们较为熟悉的公共厕所都是按照性别划分出两个独立的空间，在世界各地，这样的布局原则已被挑战，“无性别公厕”应运而生。简单来说，这样的厕所是男女混用的，其中所有的单间都设有马桶，门可以上锁，保证私密性。美国的许多学院和大学早在 2000 年就有了男女通用的公共厕所，英国斯托克波特附近的一所中学也是首批安装男女通用厕所的学校之一。在我国的城市中，沈阳、重庆、青岛、北京和上海等地均出现了无性别厕所。其中在沈阳和重庆，以移动式环保公厕为主。         

无性别厕所有着一些较为明显的优势，首先便是减少女性如厕排队问题。女厕排长队一直是普遍存在、被广泛抱怨的现实困境。究其根源，是男女本不同的生理构造。椐统计，每人每天上厕所6-8次，女性如厕时间平均70秒-75秒，男性如厕时间平均30秒-35秒，女性如厕频率大概是男性的1.5倍。无性别厕所很好地解决这种“供需不平衡”，提高时间和空间的利用率，同时也能一定程度上节省公共资金。

再者，无性别厕所能体现对于跨性别者的包容，解决这一人群在公共场所使用厕所时候的“两难”。更重要的是，无性别厕所也对需要陪伴如厕，如残疾人，儿童，老人等更加友善。

虽然无性别厕所看似具有很多的优势，但在实际使用中却也暴露出理论无法预料的问题。比如在上文中提到的英国中学里，无性别厕所让女生面临可能的性骚扰和“月经耻辱”，很多女孩子甚至在白天不愿喝水，避免使用厕所。

同样的尴尬在发生在我们身边。2017年，位于上海黄浦区大林路93号的公厕经过改造，变为不再区分男女的无性别公厕——公厕大通间内的9个厕位不分男女，隔板高达两米多，每个厕位门板都显示“有人”或“无人”的LED屏幕。据当时的有关记录显示，厕所改为无性别后的两个月时间里，之前女性排长队如厕的现象已基本消失。但不少市民认为，在大通间见到异性时会觉得比较尴尬，特别是有些老人并未习惯这样的改变，会拉开单间的门后再整理裤子和衣服。也常有市民因为害怕进错地方，干脆不敢走进去。

《厕所英雄》剧照   

由这些实际的案例可见，无性别卫生间或许也仅是对公共卫生间固定形态的一种挑战和尝试，在一些语境和场景下或许适用，但由于国情、使用习惯和心理等多种原因，并不能保证提供一个对所有人友好的如厕环境。         

那么，在分隔的男女厕间的基础上，加设一个第三卫生间，是否是更有效的解法呢？         

在住建部2016年修订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中， “第三卫生间（Family Toilets） ”的释义为，用于协助老、幼及行动不便者使用的厕所间，方便如母子、父女、夫妻、异性服伺行动不便者等如厕时获得照顾而使用的厕所间。要求规定，城市中的一类固定式公共厕所，二级及以上医院的公共厕所，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施及重要交通客运设施区域的活动式公共厕所，均应设置第三卫生间。

第三卫生间不等于人们熟知的无障碍卫生间，二者在建设标准、设计、标识以及适用人群等方面都有所差别。相比第三卫生间，无障碍厕所会要求配有安全扶手等专门的无障碍设施。

第三卫生间除具有无障碍厕所见的卫生设施外，还增加了婴儿及儿童等卫生设施。为了与男、女厕所间区别，将该厕所见冠以”第三卫生间“的称谓。第三卫生间需要配有成人座便器、成人洗手盆、可折叠的多功能台、儿童座便器、儿童洗手盆、可折叠的儿童安全座椅，位置要靠近公共厕所入口，方便行动不便者进入。

第三卫生间设置的初衷，正是为了应对诸如本次男童进入女厕的尴尬。按照标准，第三卫生间的面积不小于6.5平方米，这一大小在很大程度可以满足带小孩的家庭、哺乳期女性、残疾人等各种群体使用卫生间的需求。      

截至2021年底，在我国约有近一万座城市公厕中设置了第三卫生间，约占城市全部公厕数量的6%。（据澎湃新闻《住建部：我国已有近万座城市公厕设置第三卫生间》）从数据上来讲，第三卫生间正在进入人们的生活场景，也成为了旅行景区审核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第三卫生间的普及并不乐观。据媒体报道，截至2018年年底，即便是上海这样在城市化和卫生进程走在前列的一线城市，公厕第三卫生间的配置比例也仅为14%。在很多城市，现存的第三卫生间不乏出现标志不清、堆满杂物的情况，甚至有时为了简便管理，而直接一关了事。         

而在公共卫生间的具体规划和建设上，不同地区的流程和标准都存在差异。上文提到上海五原路的公厕“微改造”由徐汇区绿化市容局负责。而在北京、广州等不同一线城市，公共卫生间的需求和建设分别属于环卫和城管部门直管。一位在云南工作的政府管理人员告诉我们，在当地，公共卫生间的建设和改造，由市委宣传部下属的市文明办主管。在公共卫生间的建设和管理上，具体管理部门一般由区、县一级视情况协调，没有一定之规。这就导致了在需求统计、实际标准执行中，各地和各部门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信息缺口。      

而对于公共卫生间的使用者、普通大众而言，第三卫生间的概念和使用场景也并未得到真正普及。距离2016年的标准发布已有六年多时间，但在基础建设和观念普及上，六年时间也许只能前进很小一步。从标准制定到建设改造，公共卫生间的前进道路耗时费力，而作为其中配套设施最全、管理难度最大的第三卫生间，若想发挥真正的作用，服务有需要的人，更是需要每一个环节的配合。

在公共厕所如厕之事虽小，但实际是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是否能够安心、舒适地使用公共卫生间，解决的不仅是燃眉之急，更体现了公共生活的参与方式。诸如近日引发网络热议的新闻，就体现了以这件小事为导火索，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引发的不理性纷争。这其中，自然有各种话题和矛盾的参杂，但归根究底，根源还是在于公共卫生间设置不合理、使用者隐私和体验未受到尊重的落差。

这一棘手的问题是否能被六平米的第三卫生间解决？从理论上看，是可行的，但从建设，到管理维护，再到每一个使用者的观念更新，这一六平米空间的普及和推广，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