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双边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的大背景下，此次视频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定调、指引方向、提供对策建议。

那么，中美会有一战吗，双方未来怎样相处，这两个世界大国将如何影响世界，中美又存在哪些现实与认知差异，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马凯硕接受库叔采访时作了如下分析与判断。

文 | 丁宜 瞭望智库国际观察员

编辑 | 蒲海燕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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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主基调。健康与和平，是此次会晤传递出的有关中美关系的两个关键词和未来寄语。

愿望是良好的，氛围是积极的。那么，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走向究竟如何？

马凯硕判断，中美关系发展在未来10年将变得比现在更加艰难，中美竞争将在未来10年加速。       

究其原因，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避免。之所以说不可避免，马凯硕解释，美国成为世界“老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曾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即将超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美方很难接受自身失去世界“老大”的地位，因此试图遏制中国，阻止中国成为“第一”。

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马凯硕。

他认为，当世界发生巨变，美国还在使用19世纪的地缘政治规则，依然把19世纪的地缘政治概念用在21世纪。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间，对“黄祸”的恐惧导致美国人对“黄种人”的各种歧视行为。席卷华盛顿特区的强烈反华情绪，也许部分出于对中国某些政策的不满，或者出于对中国陌生文化的恐惧，但也可能出自更深层次的情感暗流。看待中国时，美国人下意识地产生一种貌似“恐华症”的生存威胁感。

马凯硕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说，美国的历史不足250年，却想改变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这是非常奇怪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如今存在遏华的跨党派共识。美国对中国存在不切实际的预期。美国人以为当美国接触中国，中国就会经济开放，然后政治开放，未来变成像美国那样的“自由民主”国家。这种极其不现实的预期始终存在，并且深植于美国人的思维。

但他表示中美竞争又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中美的根本利益都是改善国民福祉，那么两国的根本利益就不矛盾。

早在1809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杰斐逊在卸任时说，一个好政府首要且唯一合法的目标是关心人民的生命和幸福，而不是破坏它们。”同样，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从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也可看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发展最大内生动力，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

当前，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对于台湾问题，马凯硕说，美国决策层的许多人不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关键性。当美国一些人尝试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就会有战争危险。许多美国人应扪心自问：真要因台湾而挑起战争吗？

中美元首都反对打“新冷战”，各国包括美国盟友也都不愿意再走冷战的老路。“我认为中美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核战争中，没有赢家，只有输家，”马凯硕说，“中美开战非常不明智”。

此次会晤表明，新时期中美的相处之道应是这样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面对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火患”，除了及时“灭火”，还要预先“防火”。

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接受媒体采访时打了一个比方：灭火固然重要，防火同样不可忽视，平时就应该主动及时清除“易燃易爆品”。他指出，无论是建立竞争的规则还是安装关系的“护栏”，都应该平等协商，由双方共同商定，双方共同遵守，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提条件、提要求。

对于中美元首面对面接触，中方表示持开放态度，顺其自然，水到渠成。马凯硕强调，中美领导人面对面的接触不可替代，呼吁中美之间举办更多高层会晤。“我是一名奋战在外交领域33年的外交官，中美高层会晤绝对可以极大提升（双方关系的）氛围。”他表示两国元首对彼此十分了解，以前曾多次会晤，相信双方亲自会面将进一步了解彼此的深度关切。

此次元首“云会晤”释放的信号显示，中美曾携手促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现在两国都在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气候变化完全可以成为中美新的合作亮点。

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马凯硕说，如果全球气候变暖速度加快，全人类都将遭殃，而且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它，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合作，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巨大经济体。并强调，中美两国都面临诸如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共同的全球挑战。世界各国呼吁中美按下地缘政治竞争的暂停键，聚焦并共同应对更大的全球挑战。

然而，气变合作同中美关系的大气候密不可分，需要双方共同为此营造良好氛围。去年以来，中方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决定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将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同时兼顾保障民生，任务艰苦卓绝。

在此情况下，中方提出，少一些推诿指责，多一些团结合作。比口号，更要比行动。发达国家应认真履行历史责任和应尽义务，而且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未来的相处之道指出大方向：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马凯硕指出，美国想将中国隔绝于外部世界是不可能的，中国与世界各国做生意比美国多；美国想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办不到的，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研究显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十分受欢迎；美国想要阻止中国经济增长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美国从来没有真正明确自身对华目标，缺乏全面长期的对华战略。

他认为，对于中美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双赢。问题不在于中国赢了，还是美国赢了，而是人类是否赢了。中美竞争的结果取决于哪个国家更关照自己的人民。       

对此，拜登在16日的视频会晤中表示，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减少误解，以建设性方式妥处分歧，在美中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让两国人民都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他强调，双方应通过开诚布公和坦率对话，增进对彼此意图的了解，确保两国竞争是公平、健康的，而不会演变成为冲突。

此次会晤不仅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意义重大，而且超出双边范畴，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中美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也攸关世界。搞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团对抗，结局必然是世界遭殃。

马凯硕接受库叔采访时说，相比中美博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更乐见中美合作。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希望跟美国和中国都成为好朋友，不想被迫选边站队，希望同中美开展更多合作。

许多国家都认同中国所强调的全球合作，而非地缘政治竞争。多数国家明确表示，当世界面临诸如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时，更乐见中美元首开展更多交流对话，中美合作应对上述全球挑战，而不是聚焦彼此分歧。

遵循此次元首视频会晤精神，中美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如果没有中美合作，排斥其中一方，这种多边主义是不完整、不真实的。

马凯硕在新书《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说，冷战初期美国率先建立了世界多边体系，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他认为，今天，是中国而非美国，在带头维护多边主义，建立了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多边机制。

尽管美国反对，但这并不能有效阻止它的重要朋友和盟友参与其中，英国、德国、印度和越南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而亚投行也证明自身是一个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管理得更好的机构，奉行更高、更透明的组织管理标准。

马凯硕认为中国非常明智，没有试图重建一个新的全球体系，而是接受目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体系并巩固之。当然，在此过程中，中国不断为之增添新内容，例如将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等新机构纳入其中。

他对库叔说，“一带一路”倡议已帮助很多国家实现发展。例如，印度尼西亚通过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有能力在首都雅加达和第三大城市万隆之间建设雅万高铁。

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公司在短短900天内，克服世界级地质和工程难题，建成全长19公里的“中亚第一长隧”卡姆奇克隧道。中铁隧道集团承建的这条隧道连通首都塔什干和安集延，覆盖该国三分之一人口，使得以前9天的行程现在只需4小时，仅用900秒就可通过隧道，并且解决了乌兹别克斯坦运输需绕道塔吉克斯坦的窘境。马凯硕认为，中国用“900天创造了900秒通过的奇迹”。

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家乔治•凯南曾以“X先生”为笔名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就美国该如何应对严重的地缘政治竞争问题提出建议。文章说，美国是否强大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给世界人民营造一个整体印象：这是一个知道自身诉求的国家，它正成功地处理内部问题并承担起作为世界强国的责任，它具备能够在时代的主要思想潮流中稳住自身的精神活力”。

马凯硕认为，美国并没有听从凯南的建议。在美苏竞争中，美国在上述几方面领先苏联；在中美竞争中，中国在某些特定领域领先美国。      

以精神活力为例，美国是过去30年来唯一底层50%民众平均收入停滞不前的发达国家。与之形成对比，过去40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中国社会焕发出比美国更大的精神活力。

当中国在世界舞台发挥越来越多的积极作用之际，美国的国际信誉却日趋下降。马凯硕在新书中指出，特朗普政府无疑给全球主要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带来沉重打击，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美国治理制度的信任开始弱化。他表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曾普遍将其视作一个可靠的伙伴，但现在这种信任感已大幅减弱。

那么美国能否重拾国际信誉？

马凯硕认为，即便在特朗普卸任后，下一任总统也难以恢复被特朗普破坏的“全球信任”。只有世界认为这种反常现象不会重来，美国才可能恢复其“全球信誉”。

他指出，美国人看待世界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而且这影响了美国的左翼和右翼。美国的结构性缺陷在于，没能理解过去200年来世界历史中西方占据统治力量是某种“历史反常”。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直是中国和印度。仅仅是在过去的200年中，欧洲和美国才超越。

“以2000年的世界历史（即全局）为背景，过去200年间，西方包括美国的主导是一个极反常的现象”，他在书中说，“因此，如果看到中国和印度崛起以结束这种反常现象，也是非常自然的。”

明智的做法是，美国和欧洲接受过去200年来反常的结构性现实，为亚洲国家再次成为最大经济体的世界做好准备。人们将看到一个新的多元文明的多极世界。

马凯硕指出，美国的另一深层结构缺陷是缺乏倾听世界的艺术。美国《独立宣言》说，应表示出对于人类意见的尊重。奇怪的是，美国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媒体和全球最知名的报纸，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华尔街日报》，却极其忽视美国以外的世界。

2021年8月30日，一架美国军机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起飞，展开大规模人员撤离行动。

美国发动了很多不明智的战争。从2001年起，美国浪费了20年时间用于战争。美国人从未真正了解其他社会、文化、文明。美国没能理解人类在21世纪正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年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世界历史进入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单极世界。但今天人类进入一个多极世界、多种文明的时代。可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并且完全忽视如今的世界巨变。

那么，中美如何弥合理念和现实层面的分歧、求同存异？

此次元首会晤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是展现大国担当，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

二是本着平等互利精神，推进各领域各层级交往；两国元首通过多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在经济、能源、两军、执法、教育、科技、网络、环保、地方等诸多领域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做大合作“蛋糕”；利用两国外交安全、经贸财金、气候变化团队的对话渠道和机制，解决具体问题。

三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

四是加大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美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潘丽君、张墨成对此文亦有贡献）

延伸阅读：

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一个强大而无形的心理构想，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美德假设。很难精确地描述这种假设对美国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程度与范围，但美德假设无疑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美国人在世界上的角色奠定了基础。

2021年7月4日，美国费城，当地民众观看独立日烟花表演。

美德假设，不仅仅基于美国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正面角色的说法，还依托于这样一种观点：美国为其公民提供了世界上最佳的生活质量。简言之，在改善公民生活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这一信念有着牢固的历史基础。从殖民时代起，美国白人的生活水平就比同期的欧洲人要高。近些年，大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0年，美国大众，包括底层50％的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

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20世纪60年代在新加坡长大的我，在观看美国电视情景喜剧，比如《我的三个儿子》和《我爱露西》时非常羡慕，剧中展示了美国中产阶级享有的田园生活，他们住在独立的房子里，房子配有能停放两辆车的车库，房子周围还有宽敞的草坪。显然，那是一个全世界都羡慕美国取得如此社会和经济发展成就的时期。

然而，这一时期结束了。

文 | 马凯硕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编辑 | 蒲海燕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9月出版，原标题为《美德假设》，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问题

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睿智的美国观察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许多关键指标变得很糟糕。

新加坡国立大学柯成兴教授的记录显示，从1980到2010年的30年光阴里，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的发达国家，这个事实相当惊人。

从1980年起，“在随后的30年里，美国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下降了。这从未在世界其他哪个主要国家或经济体中发生过。没有哪个国家的穷人正逐步变得更穷”。下表对比了美国、欧盟、中国和亚洲国家（不包括中东）的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清晰地显示出美国底层50％的人口经历了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未遭受过的收入下降。有必要想想为什么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美国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例外”的国家。

表7.1 几个国家或地区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单位：千欧元）

收入停滞给人们带来很多痛苦和折磨，这在普林斯顿大学两位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的记录中有所体现。

2021年9月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求职者戴着口罩等候参加招聘会。图｜人民视觉

美国的白人工人阶级曾经在心灵上寄托着过上更好生活的美国梦。今天，正如凯斯所说，现实和这种梦想之间横亘着“绝望之海”。她和迪顿总结道：“最终，我们认为这些故事描述了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工人阶级在20世纪70年代初全盛期过后的崩溃，以及同这种衰落伴生的社会异常。”人们会发现糟糕的经济前景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伴随着家庭功能失调、社会隔绝、毒品成瘾、肥胖和其他社会异常情况而加剧的”。

约翰·罗尔斯——美国近代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之一，会如何看待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轨迹呢？他提出了一项关于如何衡量是否成功实现社会公正的测试：“当且仅当境况较佳者的更高期望可以作为提高社会最弱势成员期望的方案的一部分时，才是公正的。”简言之，美国如果想根据罗尔斯的建议来评判自己是否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就应该研究这些数据，看看本国“社会最弱势成员”的情形。

如果罗尔斯还在世，他会震惊地看到最弱势的美国人是多么贫困。

美国政治学家杰弗里·温特斯在其著作《寡头政治》里，惊人地描绘了美国的不平等已变得何其可怕：最富有的100个美国家庭的平均财富相对于最贫穷的90％的美国家庭的平均财富，近似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一位罗马元老院议员和一个奴隶之间的财富差距。

这种不平等的大幅加剧发生在最近几十年里。柯成兴也提供了珍贵的数据，将美国与其他主要地区的不平等加以对比（见下表）。

表7.2 收入最高的1％人口与收入最低的5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

柯成兴观察指出：“1980年，美国富人与穷人的平均收入之比为41。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个数字达到138，增加了不止3倍。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

2 为何美国表现得如此糟糕？

移民到新大陆的人抛弃了欧洲封建制度。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致力于创造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社会。因此，当我们读到当代美国作家述说当前美国社会与封建时期的欧洲颇具相似之处时，会感到震惊。

乔尔·科特金如此描述当今美国的主要分歧：“当前的冲突从根本上再现了法国封建时代的终结——由平民组成的第三等级挑战了由教会和贵族组成的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霸权。”他补充道：“今天的新封建主义令人回想起17世纪和18世纪民主革命之前的社会秩序，我们的两个崛起的等级正扮演着以前统治阶级的角色。”

其他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也记录了美国社会的严重恶化。

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对冲基金公司桥水的创始人瑞·达利欧，详细说明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处于底层的60％的人口，大多数是穷人”，还引用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果发生紧急情况，40％的美国人连400美元都筹不到”。“他们在贫困里越陷越深……在十年时间里，处于底层1/5的人上升到中等或更高阶层的概率……从1990年的23％下降到2011年的仅14％”。

这些反映美国社会状况恶化的数据无可辩驳。它让人不再相信美国是一个努力工作就会获得回报的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回报已然枯竭。“美德本身就是回报”这一陈词滥调显得冷酷且令人怀疑。

为什么美国表现得如此糟糕？

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这些数据：

第一种是，这一时期是暂时的，类似1929—1939年大萧条时期社会经济短暂失调。

当时美国很快从危机中恢复元气，并迎来了几十年的繁荣。这次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形。美国有望全面复苏，尤其是人们相信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自我纠正的基因。美国的民主应该确保始终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二种是，这些数据表明美国的政治安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却没有被美国人民注意到。

每隔2到4年，美国人就会投票选举他们的国会议员、州长和州立法会议代表。然而，在民主运作的表面伪装下，在所有的投票仪式幕后，美国已然成为一个被富有的贵族统治的国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决策都由金钱来指挥。因此，富有阶层可以实现美国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

2021年9月14日，美国加州，当地选民在州长罢免选举中投票。图｜澎湃影像

罗尔斯解释道：“只要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他们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参与原则所保护的自由就失去了大部分价值。”大约50年前，他警告说：“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控制公开辩论的进程，美国的民主将被颠覆。”

这正是在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推翻“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这一里程碑式的裁决和其他判决中发生的事情。

许多立法机构限制使用金钱来影响政治进程。公共廉政中心的一份报告称：“2010年1月公布的对公民联合会的裁决，推翻了企业和工会不得独立出资资助竞选活动的禁令。这给企业和工会开了绿灯，允许它们把无数的钱砸到广告和其他政治工具上，呼吁选民选择或反对某个候选人。”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和其他类似判决的影响甚大，实际上，它们可能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体系。

马丁·沃尔夫说：“最高法院2010年对公民联合会的不当裁决表明，公司是人，金钱是言论。事实证明，这是美国迈向富豪政治的一大步。”

美国法律学者劳伦斯·特赖布特别清楚地描述了对公民联合会裁决的愚蠢之处：最高法院“伸手裁决不公正的问题，同时难以置信地淡化，有时甚至默许美国政治中通过行贿以外的手段实现恶意腐败，这些手段很可悲，因为它们是完全合法的”。

法院的这一系列裁决，使美国立法者做出的大量重要的公共政策决定不再反映一人一票的真实结果，因为这背后是金钱操纵了选票。

3 大多数人没有参与国家统治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教授记录了美国普通公民如何失去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研究了1779个案例，比较美国普通公民和群众性利益集团的观点相对于经济精英的观点，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力。

他们发现：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实质性的独立影响力，普通公民和群众性利益集团很少或没有独立影响力。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大多数人没有参与国家统治——至少在实际决定政策结果的因果意义上没有参与。

他们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美国人确实享有民主治理的许多核心特征，如定期选举、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广泛（尽管仍有争议）的特权。但是，如果政策制定由强大的商业组织和少数美国富人主导，那么美国的民主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过去，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发言权来决定美国社会的基本方向。如今，他们不再有这样的发言权了。美国国会的决定不是由选民而是由资助者说了算的。最终，美国在运行中越来越不民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而美国正相反，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在这里，少数富人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

2018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学者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西达·斯考切波和贾森·斯科拉进行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

自2005年前后开始，新成立的保守和进步捐款人财团——尤其是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兄弟创立的科赫研讨会和民主联盟，通过不断筹集和输送资金，来参与选举和各种政治组织的合作，从而扩大了富有捐赠者的影响力。

富有的捐赠财团已经成功建立起组织基础结构。当富豪集体将新的议程强加给寻求资金的政治组织时，他们这些资助者就是在重塑美国政治的惯例、目标和权力中心，这远远超出了特殊拨款预算产生的影响。下图表明富有的捐赠人每年在捐赠财团中筹集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其政治利益。

数据来源：2014年从民主联盟主席拉马切处获得的数据，还参考了民主联盟的信函数据；科赫研讨会的数据来自媒体报道。图片来源：由帕蒂·伊萨克斯绘制

上述研究者对科赫财团和民主联盟财团的分析表明，大量金钱有机制地——并非通过个人或企业捐赠途径——流入选举和游说活动，并产生了巨大影响。要了解富人是如何重塑美国政治的，不仅要看他们的选举活动和游说支出，还要看他们在触及各个领域和职能部门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里的共同投资。

理论上，如果美国人民被剥夺了投票权，他们就会造反。然而，他们的选票实际上已经被富人劫持了，大多数美国人却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举例来说，自1980年以来，前10%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翻了一番，前1%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已经增加了不止3倍，前0.001％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已上涨逾7倍；同期，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一半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几乎保持不变。这些熟悉的数字意味着，35年来，令人头晕目眩的惊人变化对1.17亿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应该更多谈及金钱对政治进程的腐蚀效应。在大多数社会中，当个人或公司利用金钱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时，这都被称作腐败。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普遍遭受着腐败的困扰，哪怕经常对此无可奈何，但也清楚这么做是非法的。但在美国，人们不认为利用金钱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是腐败行径，因为最高法院已将它合法化。

一个巨大的讽刺是， 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反海外腐败法》，它明令禁止：“批准向任何人支付金钱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同时清楚这些金钱或有价值的东西将被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或承诺提供给拥有官方权力的外国官员，诱使其违反法律义务采取或不采取某项行为，或为了得到任何不正当利益而协助任何人获得或保留业务、同任何人合作及指导业务。”

这意味着如果一家美国公司利用金钱影响埃及或印度尼西亚的立法委员，它将受到美国法律的惩罚。然而，如果同一家美国公司使用金钱（通过竞选活动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影响美国的立法者，它就会被认为是在推动民主进程。

在这里，罗尔斯警告说，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财富的人利用自身优势来操纵公共辩论的进程”，那么就会产生腐败的结果：

最终，这些不平等将使那些处境较佳的人能够对立法进程施加更大的影响。在合适的时机，他们很可能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占有优势，至少在他们通常赞成的那些问题上，也就是说，在那些对其有利的事情上占有优势。

这恰恰是过去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富人在对其有利的事情上……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财富和政治权力也发生了相对转移，从绝大多数美国人手中转移到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手中。

在一个真正机会均等的社会里，所有年轻人都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其中茁壮成长、发展壮大并脱颖而出，我们本不应看到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和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口之间有着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实际上，“均等”的机会正在消失，这反映在数据记录上。

纽约大学的迈克尔·豪特写道：“1980年以后出生的美国人，即千禧一代，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与前几代美国人相比，他们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更低了。”为什么会如此？完整的答案很复杂，但有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尽管有许多梯子可供社会底层的人往上爬——上好学校、获得良好的健康护理、住进没有犯罪事件的社区、长在双亲家庭，但所有这些梯子都“恶化”了。但是美国人才刚刚注意到，还一脸懵懂地质问为什么。

很显然，美国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这一神话并未被打破。尽管实际情况正相反，但美国人仍对机会平等抱持着强大的信念。

这种信念可以说明为何极少有美国人仇视亿万富翁：“如果我相信自己也能成功，为什么还要仇视那些已经成功的人呢？成功人士的经历表明，我的晋升之门也是敞开的。”在过去30年里，从比尔·盖茨到拉里·佩奇，从马克·扎克伯格到杰夫·贝佐斯，许多亿万富翁的经历让“人人都有机会”的“美国梦”保持鲜活。

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底层10％上升到社会顶层10％的可能性极低，而且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发达国家都要低。《经济学人》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举例来说，一个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美国人，长大后进入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概率只有7.8％。”

如果有人问思维缜密、见多识广的美国人，美国和中国哪个国家给社会底层10％的孩子爬到顶层10％提供了更好的机会，99％的人会眼都不眨地回答：当然是美国提供了更好的机会。然而，如图7.2所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大于美国。

表7.4的数据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它也记录了在社会平等方面，中国比美国做得更好。1980—2015年，中国上层10％人口的累计总增长率为1 232％，美国为124％；但美国上层10％人口的总增长率是底层50％人口的41倍，相比之下，中国的仅为3倍多。

5  神话为何还能持续下去？

当大量数据与美国是“机会均等的乐土”这一神话相矛盾时，神话为何还能持续下去？一个答案是：这个神话是美国人身份认同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它被剥夺了，美国精神将变得更加贫乏。

同样重要的是，机会均等的神话与这个神话相连：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是因为它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最少。在美国人的语境中，“自由”是一个神圣的字眼。鉴于美国人享有非凡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他们相信，无须通过立法来保障收入平等，他们就可以达到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美国崇尚自由，但美国也崇尚理性。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社会。所有想法都暴露在公开辩论的阳光下（如今通常是在网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理性话语很少受到限制。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社会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美国人质疑用金钱来影响选举的做法呢？答案是，他们跟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成员一样，认为任何对使用金钱的限制都是对参与选举自由的限制。既然在美国社会中，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不可接受，那么对在竞选活动中使用金钱的任何限制也是不可接受的。

当然，也有例外。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支持限制竞选资助，并且已当选为参议员。类似地，最近，一名公开信仰社会主义的候选人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当选为众议员。然而，这些例外的唯一有效影响是，它们助长了一个神话，即广大美国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通过保护和强化这一神话，为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制定的法律提供了合法性，其中许多法律服务于富有的贵族或资金充足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大多数民众。

绝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对年收入极高的人增税。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一项调查表明：

足足有60%的百万富翁支持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对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富人征税的计划。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也支持征收财富税。在不平等和富人财富飙升到令人日益担忧的情况下，一些百万富翁愿意缴纳更多的税。88%的民主党人支持征收财富税，62%的独立人士和36%的共和党人也支持征收财富税。就连财富超过500万美元的上层百万富翁中，也有2/3的人表示支持征收财富税。

然而，国会议员几乎不可能投票支持征收更多的财富税，否则他们将成为特殊利益游说集团的目标。更隐蔽的是，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比超级富豪们缴纳了更多的税，因为超级富豪能够通过无伤大雅的税收规定来有效降低他们的适用税率。

美国人对自由的崇拜有一个矛盾之处。理论上，美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区别在于，美国人民可以自由地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却不能。实际上，到了历史的现阶段，美国人民也没有多少自由从根本上改变或修正他们的政治制度，从而确保其有利于大多数人。然而，鉴于美国人民抱有一种幻觉，认为自己可以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故而倾向于支持它。这使美国的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因为美国人民根本不想改变这种他们认为自己掌控着的制度。

这使美国人成为世界上最爱国的群体之一。他们满怀深情地向国旗敬礼，兴致高昂地唱响国歌。他们致力于维护美国宪法和宪法确立的政治制度。由于美国人对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抱有强烈的感情，因此无论一个外部观察者发出多么善意的提醒，都很难让他们对这一切产生怀疑。

事实是，美国的社会契约已经建立在“自由”这一意识形态的支柱上，而非民主的两大传统支柱——自由和平等上。从功能上讲，美国的政治体制背离了开国元勋们的理想，正从民主国家向富豪统治国家转变。

想象一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会如何评价美国当前的社会契约呢？

托马斯·杰斐逊就从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汲取指导原则：他认为政治美德或虔敬爱国是民主共和国充满活力的原则。每一个政府都应该规定，充满活力的原则应成为教育青年人的目标，法律也应该与同样的原则有关。应该通过法律来促进平等和节俭，因为它们滋养着虔敬爱国的精神。

如果杰斐逊今日尚在世，他会发现在当代美国既找不到平等，也找不到节俭。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约翰·亚当斯哀叹道：“这个国家缺乏共和的美德……我担心殖民者已经被君主政体的原则腐化，这使他们不具备维持共和政体所必需的节俭和美德。”

罗尔斯明确地继承并发展了社会正义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两条正义原则：

第一条原则：每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样的享有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

第二条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被如此安排，以使它们，其一，合理地预期对每个人都有利；其二，（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第二条原则至关重要，它强调，不平等只有在“合理地预期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情况下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

罗尔斯继续强调了以下观点：“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都将被平等地分配，除非这些价值的任何或全部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

罗尔斯若看到当代美国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如何扭曲了政治体系——使其偏向富人而非弱势群体，定会感到苦恼。洛克、卢梭和康德都强调了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欧洲世袭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扭曲。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这些哲学家处继承了对贵族观念的深恶痛绝。

然而，如果一位18世纪的欧洲贵族“穿越”到了现代美国，他可能真的会对有钱的贵族为自己创造的世袭特权艳羡不已。记者爱德华·卢斯引用这个统计数据来使大家理解这一点：“研究表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八年级（14岁）孩子的数学成绩排在前15%，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数学成绩排在后15％，但前者拿到的毕业文凭很可能不如后者。这与精英管理体制背道而驰。”

精英统治的反面是贵族统治。在一个任人唯贤的社会里，如果你的人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那么你的命运将取决于你在生活中的表现；在一个贵族社会里，你的命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决定了。美国的制度有效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富有的贵族阶层，然而，许多美国人看不到这一点。攻击这种制度的人经常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这意味着他们不赞成美国开国元勋们的理想，实际上，正是这种制度本身辜负了这些理想。

新的富有思想的精英正在世界各地涌现，他们中许多人接受过西方一流大学的最佳传统教育，许多人开始同样清楚地看到当前美国社会契约的优势和弱点。他们受到美国企业家活力的鼓舞，但很少有人愿意在自己的祖国复制当代美国的社会契约。当他们想要一种社会政治模式时，他们可能会看向北欧国家，那里的制度同时重视自由和平等，而不只是重视自由。

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国决策者和专家在讨论如今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时提出的“美德假设”感到困惑。美国的制度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欣赏，然而，它也有严重的缺陷。

在社会福利的许多关键指标上，大多数美国人的状况正在倒退，而非进步。许多美国人对这些数据感到不安，但他们对未来的前景仍然保持乐观，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政治制度可以自我修复。如果出现大问题，开放灵活的民主进程将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已做出根本性的修正来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政治改革的巨大成功包括废除奴隶制（虽然这是通过一场大规模内战才实现的），19世纪60年代《民权法》的颁布——最终使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得到了保护，以及“进步时代”（1890—1920年）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同样，在经济方面，当美国国会颁布了灾难性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加剧了大萧条时，美国的政治体制也能够自我纠正。罗斯福新政通过的法规改善了许多美国人的生活，美国国会在后来几年避开了极端的保护主义。

简言之，那些相信美国政治体制天生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人，有很多证据来支持他们的信念。

美国政体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它面对的是一种通过正常的政治程序就能轻松治愈的微恙，还是一种需要大规模手术和痛苦治疗（会给一些关键的美国政治赞助人造成痛苦）才能改善的致命状况？

截至目前，美国人虽然日益受到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困扰，但并不普遍希望去给政治体制动大规模手术，也没有哪位重要的美国政治人物提倡这么做。然而，这可能正是这个体制所需要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许需要进行重大改革。

范琼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美国，我们面临着一场持续的治理危机。我们需要去理解自身的失败，我们需要去学习意料之外的成功案例——哪怕它们来自中国。中国的成功挑战了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和根深蒂固的假设。我们需要研究中国，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关系，而是因为从中国的成就中，我们也许会发现美国复兴所需要的重要事实。”

来源：微信 – 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