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區的天

  我是生在「黑旗」下﹐長在「紅旗」下的。

  「紅旗」是絢麗的五星紅旗，「黑旗」就是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祖父的紗廠印製過國旗﹐「白日」的十二個牙齒要兩麵對準很難，廢品不少，都堆在紹興路家裡門廳一個壁櫥裡。那天夜裡﹐幾個傭人一包包搬出來﹐在花園裡池塘邊的空地上燒。

  這大概是1949年3月，祖父從香港回來之後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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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要來了。」

  我是從阿琴嘴裡第一次聽到「共產黨」這個新名詞﹐阿琴是祖母身邊介乎丫嬛與乾女兒之間的「小大姐」﹐在當時四十幾個傭人中﹐她的地位特殊﹐年輕識字﹐算得上見多識廣。阿琴和幾個傭人在閑聊﹐我在一旁玩。

  阿琴說﹕「共產黨要來了。共產黨的司令是兩個人﹐一個叫毛竹筒﹐一個叫蛀得碰得壞【註1】。」

  「什麼毛竹筒碰得壞呀﹖」不知哪房的女傭問。

  「吶﹐就是蛀得一碰就碰得壞的毛竹筒呀﹐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家仰天拍手大笑。

  我記住了﹐共產黨的司令叫毛竹筒﹑蛀得碰得壞﹐共產黨要來了。

  這已是1949年的4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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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個星期都陪祖母去醫院，汽車經過祖父的工廠榮豐一廠 (今延安西路華敏國際商廈和華敏世紀小區)﹐過了憶定盤路(今江蘇路)，前麵不遠處馬路中間堆了沙包﹐架著機槍鐵絲網﹐就是今天達華賓館前麵﹐幾個頭戴鋼盔的士兵攔住我們查驗證件﹐深深印在我腦中的這一幕﹐應該是1949年5月下旬﹐湯恩伯的國民黨軍已經陷於解放軍陳粟大軍的包圍﹐遠處傳來沉悶的炮聲。

  應該是1949年的5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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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終於來了。

  5月24日﹐祖父在蒲石路(今長樂路)一個朋友家打牌。後來祖父在回憶錄中寫道﹕「這一整夜槍炮聲不絕﹐我們的牌也一直打到三四點。乘汽車回家時﹐見馬路兩邊睡滿了進城的解放軍﹐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紀律嚴明的軍隊﹐感覺中國有希望了。」這場驚天動地的牌局跨越了兩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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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夏天﹐知了叫聲吵成一片的時候，對麵王雲五的大宅(今上海市出版局)搬進一支解放軍文工團﹐沉重的銅管軍樂一遍又一遍在練習「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這是我聽會的第一首「解放歌」。

  王家大宅裡有個劇場﹐有天天色還沒全黑﹐我跟叔叔孃孃們早早吃了晚飯，穿過紹興路﹐到對麵去看話劇。

  我們坐在舞台左邊二樓前排﹐叔叔說那個女的叫劉胡蘭﹐最後被國民黨抓住要殺頭。我緊張得要命﹐是真的要殺一個人嗎﹖

  我太瞌睡了﹐叔叔說回去睡覺吧﹐我怎麼也要堅持看下去﹐其實叔叔也不想走﹐到底怎麼殺頭的﹖終於到了最後一幕﹐要殺了﹗

  幾個國民黨匪兵把一柄鍘刀搬上台來﹐狂啷一聲重重地放在台中央﹐滿臉絡腮鬍子的蔣匪軍官——叔叔說那人叫閻錫山﹐一揮手「帶上來﹗」女共產黨員昂首挺胸走到不敢正視她的敵人麵前﹐和匪軍官哇啦哇啦說了很多話。最後總算要殺了﹐滿場發出一陣騷動﹐人人坐起了身伸長了脖子﹐和我一樣，都對殺頭很好奇。

  真的要殺了﹗燈暗下來 ……, 我看得太清楚了﹐原來殺頭是假的﹗幾個匪兵檔住正麵觀眾的視線﹐鍘刀鍘下的時候﹐劉胡蘭根本沒有在鍘刀下麵﹐接著在她臉上鋪了一塊紅布﹐原來是這樣﹗我坐在舞台左側看得清清楚楚﹐這班部隊文工團水準小兒科﹐我終於睡著了﹐叔叔背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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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初幾年我最喜歡看的是每年「五一」「十一」的大遊行﹐我們到外婆家去﹐吃好晚飯﹐四舅【註2】帶我們到霞飛路轉彎角老大昌門口。人山人海﹐遊行已經開始﹐照例最前麵是一隊扭秧歌﹐索拉索拉多拉多﹐接著是腰鼓舞，咚咚嗆咚咚嗆，再後麵人人手裡拿一支竹棒﹐中間鉗了幾個鈴﹐揮舞起來嘩啦嘩啦響﹐四舅說那是「討飯棒」。在那年代﹐來自延安的秧歌舞、腰鼓舞和「討飯棒」﹐是革命的標誌﹐也是新政權的標誌﹐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

  等啊等﹐來了來了﹐火炬隊伍來了。我騎在四舅肩上﹐搖曳的火光把週圍的人照得通紅﹐火炬的灼燃聲伴著沉重的隆隆鼓聲﹐氣氛緊張而恐怖﹐在幾十把火炬中間﹐是高高抬起的兩隻巨大棺材﹐一隻棺材裡坐的是綁著血淋淋綁帶的蔣介石﹐另一隻裡是像民間傳說的吊死鬼一樣的宋美齡。棺材後麵跟了一大群身穿破爛國軍軍服的殘兵敗將﹐頸上掛一塊牌子，寫著「湯恩伯」、「杜聿明」等等﹐或支著拐仗﹐或舉手投降﹐腰上都拴著繩子﹐由兩旁假扮的解放軍戰士牽著。人群興奮地高叫﹐看哪蔣介石﹐看哪宋美齡﹐仿彿那是真的﹐那種強烈的興奮和恐懼﹐直到今天我想起還覺得震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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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解放了！解放了！

  「解放」在我的記憶中﹐隻是離開了童年的家﹐還有恐怖的火炬遊行﹐我並不知道祖父三十多年的辛勞一夜之間化為了烏有。

                                                        2009年5月27日  上海「解放」六十週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