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紀事(三)

接收大員發橫財  無端敲詐多災難

1944年6月15日，美軍 B-29轟炸機第一次投入使用，47架B-29從成都起飛，轟炸日本九州八幡鋼鐵廠，從此戰線進入日本本土。

1945年1月17日﹐小磯國昭接替東條英機任首相﹐在大本營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制訂了垂死掙扎的《決戰非常措施綱要》。計劃在日本本土和台灣﹑上海等地展開自殺式「玉碎戰」﹐為天皇效死。

頑寇岡村寧次制定「上海決戰計劃」﹐下令：「大戰在即﹐勿容稍怠。寧為玉碎﹐焦土抵抗。」以毀滅性的「焦土巷戰」和上海同歸于盡。

與此同時﹐歐洲法西斯已遭滅頂﹐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地堡中自殺。5月2日﹐蘇軍攻克柏林。

8月6至9日﹐美軍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9日﹐天皇被迫發出「終戰昭書」。15日﹐日軍在上海少佐以上軍官集中在華懋飯店防衛軍司令部收聽天皇投降詔書﹐一個頑固分子當場剖腹﹐上海「玉碎戰」慘淡落幕。

抗戰勝利了，國民政府面對全國超過四萬億元的日偽產業，1945年8月，尚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制定了《行政院各部會署局派遣收復區接收人員辦法》，行政院成立全國接收委員會，派出大批軍政官員前往接收，一時間名目繁多的特派員辦事處林立，任意擴大接收範圍，大肆掠奪民脂民膏，一片混亂。

章榮初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寫道﹕

1945年﹐抗戰勝利了﹐我以為可以揚眉吐氣﹐堂堂正正做人了。那曉得勝利不久﹐從重慶回來的接收大員查濟民說﹐上海紡織印染廠與日商合作過﹐要作敵產接收。

我的上海紡織印染廠在抗戰期間﹐的確是和日商裕豐紗廠合作過﹐但那是日本軍部強迫的﹐又不是我自願。我想等他們來接收就遲了﹐生米煮成熟飯再打交道就難了﹐於是我把日本軍部發出的文件﹐和裕豐合作的文件﹐都拍了照片送給經濟特派員辦事處和敵偽產業處理局作為證明﹐送去之後石頭沉大海﹐一點消息也沒有。

查濟民（1914—2007）浙江海寧人。1931年畢業於浙江省立高等工業學校，後任常州大成紡織公司主管。抗戰爆發後，查濟民在重慶開辦大明紗廠﹐抗戰勝利以「接收大員」身份回上海，49年初，舉家移居香港﹐創辦「中國染廠」。1992年起任國務院香港事務顧問﹐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及常州工業學院名譽教授。

抗戰前，日資在上海的紡織廠有「八大系統」﹐在三井、三菱、住友等銀行支持下﹐控制中國棉紡業半壁江山。八大系統中最大的是1889年在上海設立的「内外棉紡織公司」﹐五卅運動就是因為這家日資企業的老闆槍殺中國工人顧正紅而引發。裕豐紗廠居第二，由日本大阪東洋紡織株式會社1921年在上海設立，1935年擴充為6個工廠，獨立定名為裕豐紡織株式會社。1943年將舊設備作為廢鐵「捐獻」給日本軍部製造武器﹐是日本侵華政策的強硬支持者。

隔了一個多月﹐一個禮拜六﹐有個朋友洪佐堯驚慌失措地告訴我﹕「你知道嗎﹖上海紡織印染廠下禮拜二要接收了﹐敵產處理局特派員辦事處派章劍慧來的﹐一切工作都準備好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大吃一驚。

禮拜日一早﹐我把前面說的文件準備了一份副本﹐到行政院駐滬辦公室主任黃伯樵家裡去。把這件事原原本本告訴他﹐黃伯樵聽了說﹐你明早到我辦公室來。

禮拜一早晨﹐我到黃的辦公室﹐黃對我說﹕「你坐一坐﹐我已經叫經濟科特派員來了。」不久章劍慧來了﹐黃伯樵對章劍慧說﹕「你們要接收上海紡織印染廠麼﹖」章說﹕「黃主任怎麼樣意思﹖請吩咐。」黃伯樵很不客氣地對他說﹕「你怎麼問我意思﹖應該接收的當然要接收﹐不應該接收的不要去找他們的麻煩。他們有文件送到你處﹐你們看過麼﹖」章說﹕「我沒有看到。」黃伯樵說﹕「這裡有一份副本﹐你拿回去仔細看看﹐看了以後﹐兩小時內給我回答。」後來章劍慧回應說不接收了。

洪佐堯(1902～1983) 浙江余姚人﹐上海棉布交易所經紀人。解放後為國家从香港調回大量外匯，因而被委任為上海華僑投資公司副經理﹐上海市政協常委，全國橋聯委员，上海市僑聯副主席，1983年在香港病逝。

章劍慧 (1905-1999)﹐無錫人﹐三十年代在漢口任申新紗廠廠長﹐抗戰時期到重慶﹐加入中統﹐與中央社會部長谷正鋼關係密切﹐抗戰勝利後任接收大員﹐1999年逝世於香港。

我和黃伯樵又是什麼關係呢﹖

抗戰期間我一個朋友﹐曾當過北平市長的袁良﹐有次對我說﹐他一個朋友叫黃伯樵﹐失業在家裡養病﹐經濟非常困難﹐心臟病天天要打針﹐針價非常貴﹐問我是否可以幫他忙。我馬上打了一張五十萬元支票給他﹐下一天袁良打電話對我說﹐黃伯樵要打聽打聽你是不是漢奸﹐倘是漢奸﹐他是不要的﹐過了幾天﹐黃伯樵查清楚我不是漢奸﹐就接受了這五十萬﹐袁良也介紹我與黃伯樵見面。

大約一個月後﹐黃伯樵一個人到我家裡來﹐對我說有十一位留學德國的科學家﹐生活非常困難﹐日本人在拉他們。他說﹕「我想邀請這十一個人編一本《德華字典》﹐要一年時間﹐這一年每人每月給他們一兩金子作生活費﹐總共要一百卅二兩黃金﹐你可以幫助嗎﹖」我毫不考慮地就接受了他的提議﹐馬上拿了一百卅二兩黃金交給黃伯樵﹐他說﹕「你這人爽快﹐我代他們謝謝。」兩禮拜後﹐黃伯樵帶著十一位科學家來我家中﹐他們提議要把版權歸於我﹐我謝絕了。

想不到我當時無意中幫了黃伯樵一點小忙﹐黃伯樵今天「一言九鼎」,幫了我一次大忙。

黃伯樵(1890-1948），江蘇太倉人，留學德國柏林工科大學﹐回國後任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局長﹐後擔任宋子文辦公廳主任多年﹐發起「中國經濟建設協會」、「中國國家鐵路公司」等﹐是中國鐵路事業的先驅之一。抗戰時在上海養病﹐抗戰後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駐滬代表公署秘書長、行政院院長(宋子文)駐滬辦事處主任。1946年章榮初創辦菱湖建設協會﹐黃伯樵為第一任理事長﹐第二任理事長是國民黨中執委潘公展。1947年章榮初的榮豐紗廠上市﹐聘黃伯樵為董事。1948年黃突發心臟病去世。

章榮初資助完成的這部《德華標準大辭典》是中國第一本德華辭典﹐一千四百頁的巨著﹐直到今天還是最權威的德華辭典。文革後期1975年6月由科學技術出版社在北京重版﹐主編署名就是黃伯樵。

敲竹槓忠義救國  賴靠山華夏傳統

1945年8月15日，天皇發表停戰詔書，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抗戰勝利結束﹐舉國歡騰。

1944年6月﹐在東泰豐五金行老闆任友三【註】生日壽宴上，我認識了一个人叫章梅卿。勝利沒幾天﹐这个章梅卿來對我說﹐他的好朋友﹐「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阮清源到上海了。我也看到報上「阮司令到上海」的消息﹐兩天後﹐章梅卿陪阮清源到我家裡來。阮清源在上海尚未安頓﹐我在貝當路(衡山路)華盛頓公寓﹐頂下一套公寓﹐供他住下。

那時﹐抗戰剛結束﹐中央軍還沒開進來﹐為防止動亂﹐管制極其嚴格﹐榮豐紗廠在郊區買了許多棉花﹐沒辦法運到廠裡。我就通過阮清源在運棉花的卡車上插上忠義救國軍的旗子﹐利用他的勢力﹐把大批棉花運到了廠裡。

經歷過文革的中年人﹐對「忠義救國軍」這支隊伍都耳熟能詳﹐其實全是樣板戲的一派胡言﹐「忠義救國軍」既不是十來個人七八條槍的烏合之眾﹐司令也不是胡傳魁。1937年凇滬抗戰爆發﹐戴笠向蔣介石建議﹐利用工人和幫會力量﹐建立一支武裝遊擊隊配合國軍作戰。蔣指示戴與杜月笙合作﹐9月5日建立「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下設別動軍五個支隊共7500人﹐主要是青幫控制的海員和郵務工會成員﹐洪幫的下層工人農民﹐及受過訓的公民聯隊和學生。戴笠從黃埔軍校和軍統調派1500名軍事人員擔任骨幹﹐杜月笙捐5000支手槍﹐戴笠向軍委會申請了一批舊式步槍。別動軍組建後﹐立即投入血戰。11月1日﹐日軍主力在金山衛登陸﹐別動軍配合正規軍在青浦一線阻

擊敵軍﹐別動軍傷500余﹐陣亡1500以上﹐四支隊大部犧牲﹐日軍攻占上海市區後，別動軍轉入地下。1938年5月﹐戴笠奉蔣介石令﹐將其改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深入上海﹑蘇南﹑浙北敵後繼續進行抗日鬥爭﹐對江南的抗日局面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阮清源﹐江陰人﹐浙江警察訓練班出身﹐被戴笠納入屬下特務處﹐1938年受命指揮蘇南地區的忠義救國軍，1942年2月14日他發動上海除夕大攻擊，威震江南，是當年英名赫赫的抗日英雄。抗戰勝利，阮清源春風得意，自視江南抗戰第一功臣，連戴老闆都不放在眼里，戴笠找了個把柄就把他抓了起來﹐到1946年初才放出來。從此鬱鬱不得志﹐1949年去了台灣。

1946年大約三四月份﹐我突然接到唐生明的電話。他說﹐阮清源在他家裡﹐叫我一定要去一次﹐我就去了。

我當然道唐生明的大名﹐但從沒見過面。到了唐家﹐唐生明說阮清源與宣鐵吾司令在樓上，我就和唐生明就在樓下客廳談話。

唐生明（1906-1987）﹐湖南東安縣人﹐民國名將唐生智的胞弟﹐1926年10月畢業於黄埔軍校第四期﹐參加北伐。1931年任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1935年任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謀。抗戰初期任長沙警備司令。抗戰中期﹐被蔣介石暗中派往汪偽政府﹐從事諜報策反工作。1948年3月任總統府中將參謀﹐第一兵團司令。他在上海期間認識了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逐漸向中共靠攏。1949年春以經商為名回長沙﹐協助陳明仁起義。湖南和平解放後﹐他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副司令。1954年任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届委員﹐第五﹑六届常委。1987年10月24日在北京病逝﹐終年82歲。

宣鐵吾（1896-1964）浙江諸暨人﹐出身貧寒﹐先後在紹興、杭州當排字工人。1921年7月加入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考入黄埔軍校，成為國民黨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 」骨幹分子，深受蔣介石寵信。黄埔畢業後參加北伐﹐1932年「一·二八 」淞滬抗戰爆發，宣鐵吾任八十八師參謀長，後任蔣介石少將侍衛長等職﹐與康澤、鄧文儀等發起復興社﹐任復興社中央幹事。1935年任浙江省保安司令、九十一軍軍長等。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警察局長﹑淞滬警備司令﹑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解放前夕移居香港﹐1960年應蔣經國之邀去台灣﹐1964年2月6日卒。

唐生明﹑宣鐵吾和阮清源是好友﹐唐生明對我說﹕「我們都是阮司令的朋友﹐都在幫他考慮今後的出路問題﹐宣鐵吾司令提出一個辦法﹐想組織一個航運公司﹐自己至少買一二條船﹐讓阮司令擔任航運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資金問題﹐要大家湊起來幫忙﹐宣司令也拿出一筆錢。」我聽出了﹐無非是要我出錢。唐又說﹕「阮司令也是你朋友﹐他幫過你運棉花的忙﹐這一次你應該對阮司令幫個忙。」唐向我開價﹐要我拿二十根大條。

這許多年﹐我交結了多少國民黨文武黨官﹐說來說去都是錢﹐之後阮清源寫了封信來道謝﹐至於什麼航運公司﹐當然淼如黃鶴。

1945年夏﹐章榮初家住進了一對夫妻﹐此人姓吳名紹麟﹐畢業於德國柏林大學的工學博士﹐和蔣緯國同窗好友﹐回國即獲任松江省建設廳長﹐此時中共已在蘇聯庇護下暗渡陳倉﹐林彪率軍先於國民黨部隊挺進東北。

吳紹麟沒去東北上任﹐投入杜月笙門下﹐他是恆社最後一個正式成員﹐杜月笙真正的關門弟子。

為什麼說吳紹麟是「真正的關門弟子」呢﹖因為杜月笙名義上的收山門徒是電影明星金山﹐但這是杜月笙和中共雙方心知肚明的政治交易﹐金山是中共地下黨員。

恆社內至少有兩個共產黨員﹐第一個是楊度(1875-1931)﹐湖南湘潭人﹐北洋時代政客﹐1915年與劉師培、嚴復等組織籌安會任理事長﹐主張「廢共和﹐立君主」﹐深得袁世凯贊許﹐1922年他加入國民黨﹐客居上海以賣字畫為生﹐經孫中山認識李大釗後開始傾向中共。1928年結識杜月笙﹐杜月笙聘他為名譽秘書。杜有兩位名譽秘書﹐另一人是黃炎培。1929年楊度由潘漢年介紹﹐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共﹐與周單獨聯係﹐周離滬後由夏衍聯係。杜月笙十分依重楊度﹐楊感恩知遇﹐事必躬親。杜知其煙瘾奇大﹐特備煙榻煙具供其使用。1931年9月楊度逝世﹐伍豪、潘漢年均往吊唁。

楊度的中共黨員身份﹐鲜有人知﹐1975年冬﹐周恩來病重時囑咐王冶秋﹐重修《辭海》要客觀評論歷史人物﹐特别提及楊度﹕「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領導的，直到他死。」文革後王冶秋就此事作《難忘的記憶》﹐發表於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杜門另一共產黨員就是電影明星金山(1911-1982)﹐金山1932年秘密加入中共﹐1945年抗戰勝利﹐他以國民黨中宣部代表身份﹐到長春接收偽滿電影公司 (長春電影製片廠前身)﹐1947年奉周恩來命來上海﹐借其姐夫﹑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潘公展之便﹐拜杜月笙為師。金山與第一任妻子張瑞芳的婚禮﹐就是杜月笙當證婚人。

以杜月笙之精明﹐他不可能不知道楊度和金山的秘密身份﹐但他欣然接受﹐這就是杜月笙。杜月笙與國共兩黨的關係﹐極其微妙﹐上海解放前夕﹐他與潘漢年頻繁往還﹐密密會商。他拒絕了老蔣要他赴台的要求﹐也不因中共的盛情挽留而滯留上海﹐1949年4月底杜月笙舉家移居香港﹐1951年8月去世前不久﹐還同意出席已由中共控制的中國銀行董事會。杜月笙的成功﹐是時勢造英雄﹐也是他本人為人處世的積累。

回頭說吳紹麟﹐吳與妻子在上海連住所也沒有﹐杜月笙對章榮初說﹕「你家裡房子大﹐給他一間先住下來。」這一住就住了三年多﹐他們的獨生子﹐1946年初出生在紹興路54號章宅。章榮初為他取名「樂勝」﹐寓意抗戰勝利的歡樂。現在他叫吳光正 Pitter Wu﹐是八十年代世界船王包玉剛的女婿﹐九龍倉集團和匯德豐集團主席﹐香港回歸時第一任行政長官候選人。

就在國民還沉浸在抗戰勝利的歡樂中時﹐章榮初突然被南京國民政府列入「經濟漢奸」名單。

章榮初回憶錄寫道﹕

1946年8月1日上午十一時許﹐我紹興路家裡突然來了許多人﹐其中有四個著制服的﹐兩個守住門房間﹐不許別人進來﹐兩個把電話線剪斷後與其他人一起到樓上來﹐內中一個拿出一張檢察署的傳票來﹐說有人密告我犯漢奸罪﹐馬上叫我與他們一起走。

我沒有辦法﹐跟他們一起到了提籃橋監獄﹐四個著制服的沒有去﹐留在我家裡﹐這四個人對我女眷們說﹐你們可以每人打一個小包﹐帶幾件隨身要穿的衣服﹐告訴你們下午三時前一定要來封門的﹐那時全家人都惶恐萬分。我是坐自己汽車去的﹐到了檢察署﹐他們就把司機趕走﹐汽車扣留。

一直等到下午二時才開庭﹐在檢察官的詢問中﹐我才知道是中統駐滬辦事處告我兩罪﹕一是與日本人合作開廠﹐二是有汽車特別派司。我答辯說﹐合作是強迫的﹐特別派司是出錢買來的。檢察官不多問﹐馬上宣佈交一千萬元鋪保﹐這時候一千萬元是不值什麼錢的。在原告欄裡有幾個人站起來反對﹐這個檢察官不睬他們就退庭﹐我就和檢察署的人一起坐原來的汽車回家取保﹐留在家裡的四個穿制服的看見我回來都很奇怪﹐不久他們也就走了。

檢察署來勢洶洶﹐為什麼打了個嚮雷不下雨呢﹖原來我家裡住著一個不收房租的房客﹐名叫吳紹麟﹐德國留學生﹐與蔣緯國是好朋友﹐他夫妻兩由杜月笙介紹﹐在我家裡讓了一間房子給他住﹐已經一年了。

我被檢察署捉去的時候﹐吳紹麟正在家裡﹐他馬上坐汽車到杜月笙家裡﹐出門時被住黃制服的阻止不許出門﹐他拿出一張有廳長官銜的卡片來﹐才放他出門﹐他把情況告訴杜月笙﹐杜月笙馬上打電話與檢察署杜檢察長。杜檢察長竟不知道這件事﹐一查方始知道原來是一批中統特務﹐先與某檢察官勾結好﹐預備開庭後馬上把我關起來﹐同時查封我公司和家裡。杜檢察長賣杜月笙的面子﹐答允先交保﹐換了一個檢察官審問﹐關照他馬上交保﹐所以這個檢察官一上來就判我交保﹐完全不理睬中統的人就退了庭。

人在外面就好辦﹐我請了秦聯奎律師替我做辯護訴狀﹐據理力爭。同時託榮豐副經理趙譜芝﹐他是陳立夫表弟﹐在陳到上海時替我說情。

最重要是通過杜月笙的門客楊管北直接向中統特務和檢察官打通關節﹐釜底抽薪﹐這樣明裡暗裡﹐上面下面關節都打通﹐果然到了這年十一月份﹐法院來了一張不起訴的判決書﹐我方才逃過難關﹐事後送了楊管北二十根大條。

秦聯奎，無錫人，當時上海名律師。傳說當年秦聯奎到杜月笙的賭局玩耍，連輸四千大洋，悻悻離去。杜月笙得知其為滬上名律師，託人把錢還給秦，並說﹕「當律師靠筆桿口舌為生﹐没多少錢好賺，我不能赢他的錢。」秦大為感激﹐此後常去杜家，終成杜門法律顧問。抗戰期間隨杜避難香港﹐其子女出生香港﹐六十年代留學美國﹐女秦家懿﹐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子秦家驄﹐著名記者﹐八十年代任《華爾街日報》首任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現為香港著名政治評論家。

趙譜芝﹐湖州人﹐陳立夫表弟﹐其時陳立夫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直接控制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統)。48年趙譜芝移居美國，其子趙寶熙在聯合國秘書處任高職。

楊管北 (1896～1977年)﹐江蘇人，畢業于杭州之江大學。1926年參加北伐，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科長。政府奠都南京後，成為杜月笙在商業上的得力助手，受杜之託接辦南通大達輪船公司，任上海市參議員多年。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1949年隨杜月笙到香港。國府遷台後﹐楊管北繼續任立委多年，為復興、益祥两家航運公司董事長，及台灣輪船同業公會理事長。

章榮初這場官司由社會部部長谷正剛下令調查半年，調查員走访了三十多家機構，收集了章榮初在抗戰期間資助各救難慈善機構，五百多頁的調查报告，現保存于上海市檔案館。

章榮初申訴過程中，還得到國民政府經濟部常務次長、「中國現代會計之父」潘序倫幫助。潘序倫創辦的立信會計事務所在三十年代就為章榮初的企业做會計審核工作。1946年初，潘序倫從重慶回到上海，主持上海敵偽產業處理局。章榮初案情澄清後，得知潘序倫正為恢復立信會計事務所奔走，為感激他主持公道，以一萬五千美元(合法幣2875萬元)，為立信會計學校興建了第一幢校舍。(潘序倫《追述立信會計學校的一些史料》)

得道多助，在各方幫助下，章榮初的「漢奸案」被撤銷。

最後水落石出﹐我才知道原來章梅卿是一個中統特務﹐這次我被列入「經濟漢奸」﹐就是他幹的勾當﹐先和你做朋友﹐再吃沒你家產﹐這就是國民黨中統特務的伎倆。章梅卿在解放後被人民政府槍斃了﹐這樣一個罪惡昭彰的特務﹐真是死有餘辜。

杜月笙大弟子陸京士主編的《杜月笙傳》如是記載﹕

勝利了﹐師門凯旋，恆社同仁重聚一堂，正在熱烈慶祝，經濟漢奸放榜，章榮初赫然有名，這一打擊未免太大，幸有杜月笙挺身而出，列舉章榮初在敵偽時期對國家社會種種貢獻﹐果然大事化小﹐章榮初雀跃三千，花了一百根金條，大請有關各方。

社會部為章榮初颁发了「急公好義」匾额，蔣總統送给章榮初一張親筆簽名的照片。

誠然，在那年代，走後門，靠關係，台底交易，黑道白道，皆大歡喜，此中華千年傳統，特殊國情國色。满清如此，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也如此，而且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只要中國沒能建成真正的公民平等社會，民主法治社會，這一切弊端都不可能消除。

【註】任友三﹐寧波人﹐早年任職三井洋行機器部﹐精通日語，1914年創辦東泰豐東洋莊﹐經營紡織機器及零部件﹐上海各大紗廠的機器大多是他直接在日本采购。

左：袁良，右：黄柏樵

左：唐生明將軍和妻徐来 (五十年代)， 右：楊度

金山和妻張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