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學

(我的母校之一)

若說上海大學第一名校是聖約翰大學 (St. John’s)﹐那麼中學第一名校當數「中西」(女校)和「南洋模範」(男校)。中國的現代教育起自基督教會﹐上海憶定盤路(現江蘇路)上的中西女中不但是中國西化的搖籃﹐更因出過宋氏三姐妹而著名。「中西女中」﹐亦稱「大中西」﹐因為還有個「小中西」﹐即「中西女中附小」﹐這是我的母校。

中西的前身中西書院，1881年由美國衛理會傳教士林樂知創立，1892年美國南方女布道會建立中西女塾，1917年第一任校长海淑德（Laura Haygood）募得捐款，購買了占地89畝的經家花園，建起環境優美的校園，1930年改名中西女子中學校和附屬小學。

1951年秋我開始上小學﹐沒能進入小中西﹐父母頻頻向人解釋是因為錯過了時間﹐顯然沒能進小中西是一種恥辱﹐我於是知道了中西不僅是一所學校﹐更是一個階級的門坎。在地豐路(今烏魯木齊北路)救火會隔壁的覺民小學讀了半年後再去考小中西﹐終於在一年級下學期進了小中西。當時仍是私立，學校還有牧師﹐每個年級有甲乙丙三班，我在甲班。

「噹噹﹐噹噹」﹐老校工敲響校門口的銅鐘﹐由家長或佣人送來的學生奔跑着涌進狹小的校門。水泥路盡頭是一個四周全是窗戶的八角形教室﹐只有門和走廊相連﹐那是中西幼稚園。走廊向右是低年級教室﹐向左是教師辦公室。教師辦公室外隔開一片草坪﹐是一座在當時非常新式的、大鋼窗的高年級課堂。草坪後面一條小道通向操場﹐側邊竹籬笆上有扇平時上鎖的木門﹐那邊就是「大中西」了﹐隔着籬笆可以望見大中西的荷花池和九曲木橋。

學校每天一早升國旗﹐旗杆在幼稚園房頂上，學生列隊在幼稚園外的水泥路兩側，一個六年級女生在幼稚園教室裡鋼琴獨奏國歌﹐國旗被拖過屋頂﹐無精打采地徐徐升上旗杆﹐由于旗杆太短而國歌太長﹐國旗升到一半要停下來等國歌的「前進前進前進進」。

當時我家住在離學校不遠的江蘇路武定路口的中一村﹐每天要走過大中西校門才到我的學校。從大中西非常美麗的花崗石校門門樓﹐可以望見大草坪左則、由上海著名建築師鄔克達設計的教堂和教學樓﹐頗有些許英國氣息。

雖然已經解放，小學的公立化要分批進行，小中西是最後一家，所以在我三年級，小中西還是私立學校。

1953年暑假過後﹐班主任老師說﹐「我們學校被解放了﹐明天就有新校長來﹐喏，就是那個江北人小學長寧路小學的校長。學校不再叫中西了﹐因為西就是美國﹐改名『為群』﹐群就是群眾。」在那年代，「人民」﹑「群眾」﹑「前進」﹑「革命」，都是帶有濃烈硝煙味的新名詞。

老師告訴我們﹐「群」字有兩種寫法﹐羊字在下面或在右面都可以。一日下午﹐全校師生排列在校門內外﹐白底黑字的「為群小學」招牌在鑼鼓中釘在了校門頂上﹐原來的小中西是沒有招牌的。同時大中西改為市三女中﹐一年後「為群」又改為江蘇路第五小學。

從那時起經常在大禮堂開會﹐小中西名副其實﹐班上有很多外國孩子﹐學校請一些外國學生的家長來講﹐東德家長代表社會主義陣營發言，告訴我們蘇聯怎麼怎麼幸福﹐英國家長上來說美國怎樣怎樣壞﹐還有朝鮮家長說中蘇朝大團結，打敗美帝野心狼等等﹐最後教導主任總結說，美國工人在資本家皮鞭下勞動﹐台灣人民受盡壓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當年這些宣傳之粗陋幼稚，雖只有七八歲的我們，內心也是不相信的，回到教室﹐班主任和我們講她的美國醫生男朋友﹐抗戰時去閘北救護傷兵﹐一身白西裝染滿了鮮血。內心充滿優越感的中西小學老師們，對「解放」、「公立化」很抗拒，上綱上線來說，那是解放初改造和反改造的鬥爭，我們小小年紀就被灌輸了對「革命」對「解放」的恐懼。

我父母1947年留學美國，他們在美國時和朋友開車週遊了美加，1950年歸國時帶回幾十卷柯達彩色8mm電影，就像現在出國旅游帶回錄像一樣，我小學初幾年，家裡經常放電影給親友看。我見到了真正的美國，印象特別深的是，父母參觀福特汽車廠，車場停滿了工人來上班的汽車，這就是教導主任說的水深火熱嗎？我幼小的心靈過早懂得了社會和家裡的區別，過早懂得了政治和現實的區別，這種幼年的直觀教育，對我一生的人生觀有着深遠影響。

小學生涯記憶最深的第一件事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我們每個學生交一毛錢買黑紗，規定每天要戴，我們都在進校門時才戴上，出了校門趕快拿掉，葬禮那天全中國所有交通工具鳴笛，我們在教室站起來默哀。

第二件事是1955年天主教滬寧蘇三區主教龔品梅【註】被捕﹐龔抗拒三自愛國教會，組織了「中華聖母軍」，9月8日他和金魯賢等三百多名教會人士被捕，這是中共打擊上海上層社會的重拳。中西小學原是教會學校，學生集中在禮堂聽公安局來人作報告。報告說﹐在某神父家中搜出「陰莖套」﹐老師沒解釋這是什麼東東﹐想必是特務工具吧﹐直到很多年之後﹐我才知道陰莖是什麼﹐陰莖套是什麼 (那時已經叫作避孕套)﹐這是我所受的最初的性教育。

當年的所謂「高等華人」子女，在小中西讀小學，在大中西或南模上中學，最後進聖約翰大學，是最正統的道路，比我年長的親友，很多是我的學長。

暑假的夜晚，洗完澡，撲了滿身的痱子粉，拿一隻小板凳，去聽汪家爺叔講故事。在如水的月色裡、探出籬笆的夾竹桃樹下的弄堂盡頭，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打開手中的小說，向圍坐在四周的幾個七八歲的孩子，開始講故事。

第一次講的是「三劍客」(大仲馬《俠隱記》)，「一六二五年四月間，在法國蒙城地方，忽然非常鼓噪…… 這個騎馬的少年，名叫達特安。」每晚一段，講到「密李狄跌倒在岸邊，垂頭合手，紅衣人慢慢把兩手舉起，那殺人的刀子在月亮下閃出寒光」，巳到了這一年的深秋。

汪家爺叔汪錫勳，現居舊金山，他姐姐汪錫齡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美國加州校友會現任會長，他們都是中西老校友。記不得是在汪家生着鐵皮火爐的客廳，還是在他二樓亭子間的臥室，第二個故事是《基度山恩仇記》，「在禮砲聲中，三桅桿的埃及王號徐徐駛進了馬賽港 ……」這些故事，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裡，打開了一片何等新奇的世界呵，這些故事帶給我的顯然不僅是一個故事而已。

記憶中上海的冬天真冷，那一年更冷得出奇。不知從何日起，街頭巷尾到處貼出漫畫，一個禿頭鷹勾鼻男人手中拿了滴血的匕首，他身後怒目圓瞪的工農兵，正舉起像山一樣的鐵拳向他壓下去。這是一個可怕的人、一個可怕的名字：胡風。

一九五五年初，「文化革命」從此開始，延綿三十年。汪家爺叔的《基度山恩仇記》，只講到伯爵結識那位美貌小姐，久久印在我心中的警戒是：這些叫我們深深入迷的故事，都是禁書。

這年冬天好冷，夾竹桃早已凋盡了花瓣，我們的小手都生滿了凍瘡。

在文化進入寒冬的同時，中國民族工商業也開始了生命彫殘的冬季，五五年十月毛澤東在全國工商聯座談會上提出必須實行全面社會主義改造，上海工商界領袖榮毅仁﹑劉鴻生等趕緊表態﹐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那些日子上海到處鑼鼓喧天、鞭炮不絕，父親整天開會，母親排練節目，準備一月二十日的盛典。我興奮地問媽媽「這么快就進入社會主義啦！」到了這天，我一早就出門去看看向往已久的社會主義，什麼變化也沒有﹐弄堂口的皮匠依然在埋頭修鞋。

過了這年的暑假，我們六年級學生都交三角錢，戴上了紅領巾，老師說，不加入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少先隊)就不能升中學。五七年夏，我離開了小中西——在我心中，它永遠是小中西﹐我內心拒絕稱它江蘇路第五。

近年我又去過江蘇路﹐馬路拓寬了﹐大小中西的校園被削去幾十米﹐大中西非常美麗的花崗岩校門被拆毀﹐草地減少一大半﹐校園劃出一塊地造了高樓﹐叫什麼不倫不類的「中西商業大廈」。

近年﹐宋氏三姊妹的故事家喻戶曉﹐「中西」的光環又亮了起來。

                    (2004年11月13日)

【註】龔品梅﹐聖名伊納爵﹐1901年8月2日生於上海。1950年起任上海、蘇州、南京三教區主教。中共執政後，龔品梅拒不參加官方「三自愛國會」﹐1955年9月8日，龔品梅、金鲁賢等30多名神父及300多名教徒被捕。1960年，龔被判無期徒刑。1979年6月教宗保禄二世秘密册封仍在獄中的龔品梅為樞機主教，1988年1月龔被假釋，前往美國治療心臟病，1991年6月29日，在梵蒂岡獲教宗接見并授予樞機紅冠﹐中共指為干涉中國内政。2000年3月12日龔品梅樞機主教在美去世，他在遺囑中要求，將來中國沒有了共產黨，把他的遺體安葬在故鄉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