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學

(我的母校之二)

1957年夏，我進入中學，康平路上的上海第五十四中學。

市區西南角原法租界的康平路宛平路一帶，在九十年代前是上海的Long Island，那時康平路還是一條沒有人行道的土路，直到1959年才鋪設瀝青。寧靜街道兩邊高大的樹枝在頭頂相交，樹蔭下的馬路像一條綠色的隧道，極之幽靜，夏日輕風樹影搖弋，蟬聲鳥鳴呼應。學校斜對面的康平路70號是榮毅仁家，隔壁是挪威領事館和捷克領事館。在三樓教室，可以遠眺龍華寶塔，每天有兩架飛機越過塔尖向龍華機場降落。吳興路口還有一家農民，種着兩畝菜田，用土廁的糞水澆菜時，糞肥味飄進我們的教室。

1957是中國歷史上蕭殺的一年，我踏入中學校門時，正是毛澤東假惺惺打開大門，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整風」，學校所有牆壁都帖滿了大字報。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接連而來的就是所謂「反擊右派運動」。這場對中國幾乎所有精英的大掃蕩，與其說是一場整肅，不如說是毛澤東個人的積怨大發作。恰如戴晴所言，毛澤東把知識分子提起來又打下去，打下去又提起來，提起來再打下去，終身樂此不疲，以報1918年他在北大被教授羞辱之恨。

剛開學上了兩課，中文老師應先生不見了，應先生瘦小，矮個子，他下齒在外，上齒在內，下巴向外突出，上海人叫「超下巴」。深度近視鏡后，是一雙慈祥的大眼睛。他只給我上了兩課，講的是《水滸》「魯提轄拳打鎮關西」，至今記得他風趣的語言：「北宋的提轄是個小官，大約相當于今天的派出所所長，不過你們見到一個派出所所長，可不要叫他提轄同志，他聽不懂的。」學生哈哈大笑。僅僅上了兩課就換老師，我們心裡都知道，應先生成了右派。半年後，我在馬路上見到他騎着自行車，迎面而來，一身破衣，大概在農村勞動。他騎過我身邊時，我輕輕叫了一聲：「應先生。」他回頭向我點點頭，「超下巴」的笑容永遠印在我心中，從此再無他的消息。

1959年，中共中央華東局搬到了高安路，接著中共上海市委也遷到康平路，好幾個副書記、副市長就住在我家對面或附近，越來越多高幹子弟進入五十四中學。反右運動之後，據說我們的劉校長犯了右傾錯誤被調走，由華東局宣傳部長兼任校長，令這個中學有了一個全國級別最高的校長。

我初中二年級的班主任盛先生，對我的人格成長起過「特別」的作用。她頭髮花白，像鄰居大媽多過像教師，當時我班級裡不少學生來自低下階層，開口閉口「斥那斥那」(上海粗口)，我覺得必須和這些勞動人民子女「打成一片」，以免孤立。很快，我也琅琅上口了，非常得意，「斥那」頻率越來越高，哈哈，我終於融入了社會主流！一次我正盡情「斥那」，盛老師聽到了，她大喝一聲：「怎麼連你都學會說這種下流話了！」這對我是一聲雷鳴閃電，我猛然醒覺，原來在老師眼裡，「我」和那些來自棚戶區的工人、來自大院的幹部子弟是不同的，「我」不可以學那些低俗下流的語言，她不希望我同流合污。盡管我每次填寫表格，在「階級出身」一欄必須填上「資產階級」這個「低賤身份」。盛先生的一聲猛喝，喚醒了我的身份意識，喚醒了我的階級自覺，我沒必要和滿口「斥那」的無產階級打成一片。

政治大起大落對一個初中學生，畢竟還是遙遠的丘陵。經過1959-61年三年大饑荒，毛澤東「退居二線」去思考革命理論，這思考的結果就是在1966年發動了禍國殃民的文革。在劉少奇、周恩來主政的兩年，知識分子听了周的一篇安撫講話，覺得烏雲已經過去，光明就在前面，照毛澤東的說法，叫作「知識分子的尾巴又翹了起來」，當然又到了該打下去的時候。

不過這兩年總算是個小陽春，我升了高中。

當時有句話叫「學了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中課程以數理化為主。這是五十年代教育改革學蘇聯的結果，文革中毛澤東有句名言，在全國學校停課幾年後，他說：「看來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說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毛澤東竭力反對人文教育，紅色政權只需要修橋舖路的技術員。

五十四中學的數學老師很強，教我們代數的陳授波，因小兒痲痺症落下瘸腿，對我這個數學低能兒十分耐心細緻，還有右派分子左務鈞老師、和藹的戴琬蘭老師、丁良傑老師。

盡管數理化至上，我們學校有徐匯區最老的語文教師薛春蔭、胡午峰兩位老先生。胡先生已屆花甲，他拿鋼筆的姿勢也如執毛筆，說話慢條斯理，像個書塾先生。薛先生和陸定一是交大同班同學，說起這位文化界領袖，薛先生搖頭苦笑說：「當年班裡沒人看得起他，人家現在是領導同志，可能有他的長處吧。」薛先生專門為我們幾個文科學生講授詩詞格律，他說，這個暑假裡你們背出唐詩一百首，就自然會寫古體詩了，不過我懶，D同學修成正果，現在是上海古典文學方面的權威。

中國教育最薄弱的是歷史，陸傳谷先生的歷史課則是高中學生津津樂道的，他上課像講故事一樣，一口上海話，滿教室邊走邊講，全班同學都轉過身來聽他講漢莫拉比、羅馬帝國，張騫征西、貞觀之治，講完一段，他總要加上習慣語：「那講阿對？」(你們說對嗎？) 學生給了他一個親切的綽號「阿對先生」。

我永遠不會忘記名字的老師還有我初三班主任張芳春、高中班主任胡璧瑤，和體育老師方涌泉等等。

到我高二，中國短暫的初春已經結束，政治氣氛驟然詭異，姚文元出來批判周谷城，接着又批判八桿子打不着的德彪西，一般中國人連這位受批者是誰都不知道，到1963年3月毛澤東題寫「向雷鋒同志學習」，中國又一場災禍已經拉開序幕。

學校的團委書記高進異常活躍，他本來是五十四中學的學生，高三團支部書記，因為「積極上進」，留校當了團委書記。中共統治體制的三個支柱：意識形態洗腦、軍警暴力高壓，和遍及全國上下的特務系統，居委會和學校團支部是監視人民最基層的鷹犬。高進給我們上政治課：「你們說紅樓夢和紅岩，哪本是好書？」顯然他不知道「毛主席老人家」喜愛紅樓。這種人物在文革是怎樣的嘴臉和怎樣的下場，不難想像。

文革爆發時，我已在新疆。

五十四中學是上海高幹子弟最集中的學校，1966年「紅八月」，北京「聯動」學生到上海，和五十四中學的幹部子弟「五十四中學紅衛兵團」、「紅衛兵新五十四公社」在徐匯劇場開大會，結成上海「聯動」。這批「根正苗紅」的紅二代，把他們父輩的農民暴動野蠻性發揮到凌厲盡致。8月23日，十幾個初中女紅衛兵到周信芳家，把周信芳九歲的孫女剪「陰陽頭」，當着孩子面，用帶銅扣的軍用皮帶，把周妻和儿媳打得休克，將周家的狗打死，女孩被嚇得精神分裂，這就是五十四中學和淮海中學紅衛兵造的孽。

高中同學M君，文革初是警察，他見到在另一學校，外語女教師被紅衛兵脫到只剩一條內褲，在乳頭上吊兩只小瓶，被勒令在學生的狂歡聲中，跪在地上爬行，主使的就是五十四中學的幹部子女、初中學生，而他作為警察，得到指令袖手旁觀。

這是什麼世道！這就是毛澤東發動的偉大革命！

行動不便的陳授波先生，受不了學生的虐打，跳樓身亡。

抗戰時任國民黨徐匯區委員的胡午峰老先生，他受到的殘忍迫害，我們無法想像，終以七旬高齡，臥軌自盡。

半個世紀過去了，似乎一切都過去了，我的老師們早已退休，現在的教師學生，對這裡曾發生的一切，什麼也不知道。

我閉上眼，就見到盛老師、陸傳谷老師的身影；我閉上眼，就想起陳授波先生、胡午峰先生的音容。

我奢望，什麼時候，能在校園樹立一方記念碑，告訴今天的學生，我們的前輩師長，曾在這裡為我們付出了畢生的辛勞，乃至生命。

                                      (2015年9月28日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