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紀事(一)

可憐亡國奴，如此武士道

1937年八一三抗戰失利﹐11月12日國軍撤離上海﹐上海華界淪陷日寇鐵蹄﹐英法管治下的租界(英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標榜中立﹐日本也還不敢拉破臉皮﹐租界成了一塊特別的「孤島」。在這裡﹐抗日地下力量﹑各國情報部門﹐異常活躍﹔文化與經濟得到了特別的自由空間﹐畸形繁榮﹐夜夜笙歌﹐日進百斗。

1938年﹐章榮初在滬西建立了榮豐紗廠﹐請杜月笙為董事長﹐自己和杜的親近者徐采丞﹑徐寄廎為常務董事。他在上海商界是出名的敢於進取﹐榮豐紗廠在股票交易所上市﹐章榮初再開一家證券公司﹐長袖善舞﹐實業和金融左右逢源﹐做得風生水起。

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襲美軍珍珠港基地﹐向英、美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日軍進犯上海蘇州河以南﹐上海全市淪陷。

日軍紀律嚴明﹑克己奉公﹑重義輕財的武士道精神﹐眾所週知﹐但是果真如此嗎﹖

章榮初的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1963年手稿未出版)記敘﹕

1943年的一天﹐日偽捕房經濟科逮捕了我的股票經紀人﹐幾小時後把他放了出來﹐叫他通知我明天一早到捕房去。第二天我不得不去了﹐一個名叫小林的日本人在一間刑房裡審問我﹐有時對我很客氣﹐有時對我很兇﹐但沒有動刑。說我做股票投機破壞社會安定﹐後來小林走了﹐另一個漢奸出來和我談﹐原來是小林要我十萬元﹐我只好答應﹐他們就把我放了﹐我馬上把錢送去。

下一天我又接到經濟科科長名叫福田的電話﹐叫我馬上到捕房裡去﹐我不知又出了什麼事。到了捕房﹐福田在他辦公室對我問話﹐他的辦公室有很多人在那裡辦公﹐他大聲地對我說﹕「你昨天送他們十萬元是什麼意思﹖」我心想這十萬又不是我要送的﹐是他們向我要的﹐但不敢直說﹐只能說﹕「因為他們對我很客氣﹐所以謝謝他們。」福田高聲說﹕「我們大日本是講正義的﹐日本人是不會要錢的。」他在保險箱裡拿出一包鈔票﹐就是我昨天給他們的十萬元﹐放在檯子上對我說﹕「今天我叫你來﹐沒有別的事情﹐就是把這十萬元還給你。」我心裡想難道日本人真是不要錢的嗎﹖他拿起這包鈔票對我說﹕「你跟我來。」我隨他下樓﹐一直走出捕房大門﹐我很奇怪﹐只得跟他走。

他領我到江西路口漢彌登大樓﹐上電梯到六樓一個房間﹐打電話叫來咖啡蛋糕﹐很客氣地請我吃﹐我不知他葫蘆裡賣什麼藥﹐坐了一會他立起身說﹕「我送你回去吧。」立起來的時候他拿了這包鈔票對我說﹕「這包鈔票怎麼辦﹖」我看出了他的用意﹐對他說﹕「這十萬送給你吧。」他笑嘻嘻地說﹕「好的﹐謝謝你。」

原來他說什麼日本人講正義不要錢﹐都是假的﹐如果在他的辦公室不說還給我﹐那十萬元是大家分的﹐現在這樣一來﹐他既有了不貪錢的名譽﹐又可以一個人獨吞。他還要我送他一幅匾﹐我只好親筆寫了「公正廉明」四個字﹐配了鏡框﹐送給他掛在辦公室裡裝門面。

日本人不是不要錢﹐而是又要錢又要面子。

日偽佔領上海租界後﹐成立上海特别市第一警察處(特警處)﹐1934年特警處改稱 「特高處」﹐上海人還是按租界習慣稱為巡捕房。當年「特高處」在今福州路185号﹐就是現在上海公安局址。漢彌登大樓﹐即今江西中路170号福州大樓﹐現被列為歷史優秀建築。

經過在這件事情以後﹐我看清了日本人的本質﹐什麼正義武士道精神﹐全是假的﹐骨子還是一個錢字﹐原先恐懼的心理也放鬆了﹐有錢能使鬼推磨﹐怕的是他不要錢﹐既然要錢﹐那末以後對他總有辦法。

自從認識了這個經濟科長福田後﹐他常常到我家裡來﹐無非是吃吃喝喝﹐借機會要幾個錢﹐當時榮豐紗廠生意很好﹐幾個錢我無所謂。

抗戰前我有一百根大條(每根十兩黃金)存在匯豐銀行﹐上海淪陷後匯豐銀行被日本橫濱正金銀行接管﹐我的金條被凍結了。我幾次想問福田有沒有辦法去拿出來﹐但又不敢開口﹐後來一想﹐他拿過我十幾萬元﹐又有什麼顧慮呢﹐於是把情況告訴福田﹐問他有沒有辦法可以拿回來。他說﹐他介紹一個朋友給我﹐名叫太田﹐這個太田是偽捕房首領「渡正監」最貼身的親信﹐這件事情只有渡正監有權處理。

「特高處」處長由當時汪偽政府上海市長陳公博兼任，另設副處長两人，由中日两國人分任﹐最高級別為「正警监」。但實際上﹐陳公博處長和漢奸副處長只是擺樣子﹐實權完全掌控在日本人手中﹐這個日本「正警監」渡邊才是上海巡捕房的首腦。

1941年底日軍占領整個上海後﹐海關和匯豐、麥加利(即今渣打)、沙遜、有利等6家英資銀行﹐大通、花旗等5家美資銀行﹐以及大批外資企业全被日本實行軍管﹐萬國商團被解散。1942年1月6日，日本佔領軍對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進行改组，由日本大使館參事岡崎勝男任總董，漢奸袁履登為副總董，工部局行政機關大換班，渡正監為總裁，各處負責人全部易為日本人。

渡正監成為日本侵略者管治上海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過了幾天﹐太田請出渡正監到我家裡來﹐我備了一席豐美晚宴請他﹐酒飯之後又邀他上樓去吸幾筒鴉片煙﹐他也喜歡這玩意兒﹐一點不推卻。他靠在煙榻上對我說﹐他認識匯豐銀行軍管的大班﹐可以和他商量商量。

不久太田叫我到邁爾西愛路 (現茂名南路)十八層樓最高一層去﹐這是匯豐銀行軍管的日本大班的寓所。我到那裡渡正監已在﹐和他們談了一小時﹐都是敷衍話﹐沒談到正文。最後渡正監送我出來時對我說﹐這件事已經與匯豐大班說好了﹐叫我明天早晨九時到匯豐銀行去找一個日本人﹐就可以把這一百根大條拿出來。我很高興表示感謝﹐下一天果然很順利把這一百根大條拿了回來﹐交回了他們的收據。

這天下午﹐太田來看我﹐對我說渡正監要二十根金條作酬勞﹐其中十條﹐是匯豐軍管大班要的﹐但不要黃金要鈔票﹐我就按當天的黃金價值作鈔票給了太田。

過兩天太田又來說﹐渡正監要跳舞﹐要我在家裡開次舞會招待他。我當然奉命辦理﹐還到妓院裡叫了六個妓女來伴舞﹐他們來了七﹑八個日本人﹐跳舞喝酒吸鴉片﹐最後渡正監居然要帶一個妓女回去﹐我出錢叫妓女跟了他回去。從此以後﹐渡正監經常不請自來﹐都是為了來吃鴉片。

章榮初在1940年買下愛麥虞限路74號 (現紹興路54號)的大宅﹐有兩畝地的花園和可以擺十幾桌酒席的大客廳﹐從迴旋大樓梯登上二樓﹐是少數朋友才能登堂入室的小客廳﹐大沙發之外﹐有一張寬大舒適的煙塌﹐談天之余﹐吸上兩口鴉片煙﹐是當時上流社會的習俗。

章榮初和渡正監在花園大松樹下拍了一張照片﹐渡正監親筆簽了名﹐章榮初把這幅照片掛在門廳正中﹐等于請了一個門神﹐有日本人進來釁事敲詐﹐一見渡正監的照片﹐立正敬禮﹐乖乖地走了。

以今天民族主義的偏激立場來看﹐章榮初與日本人的交往﹐要被戴上喪失「民族氣節」的帽子﹐但對於生活在敵偽刺刀下朝不保夕的普通民眾﹐國家和政府有什麼資格要求人民「不屈不撓﹐英勇犧牲」﹐有什麼臉面要求百姓「國家興旺﹐匹夫有責」呢﹖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今日的青年簡單地以所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來判斷歷史﹐是多麼地膚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