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革命高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遠避武漢韜光養晦的毛澤東，發狠要把全國來個「天翻地覆慨而慷」之時，十億神州還沉浸在1966年元旦的歡樂中。文革的前奏「社教運動」已在全國鋪開，我的工作單位農七師銀行進駐了社教工作組，進行「點上社教運動」。

  1月3日是我廿一歲生日，21日是在新疆的第二個春節，假期後上班，26日星期三的下午，照例又是政治學習，照例又是範繼峰教導員講了一通之後，分組討論，無聊乏味至極。支部副書記於立金走到我身後，他老農般漆黑的臉，毫無表情，說了句：「你跟我出去一下，有點事。」就往外走。武大粗黑的山東大漢臉色鐵青，我惴惴不安地跟上，一路疾步向農七師師部辦公樓走去。

  在辦公樓底層黑暗的走廊盡頭，於立金推開一扇門，我一看門上的木牌「保衛科」，明白了。自從1965年底與我「臭味相投」的陳德奎在社教運動中「出事」，我們的通信悉數被收繳之後﹐我一直坐立不安地等著這一天，今天果然來了。

  室內有三張寫字桌，靠窗品字形並在一起，於立金叫我坐 在中間一張，他自己在我左邊沿窗桌前坐下，他對麵那張桌子空著，顯然是留給尚待出場的主角。

  好一會，背後門響，主角登場了。

  進來一個其貌不揚的瘦個子，平頂頭，滿額皺紋，一口黃牙，舊軍服外披一件毛領軍大衣，一臉和氣，笑容可掬地和我們打招呼，在我右邊桌子坐下，手上隻拿了一隻茶杯，沒有案卷文件之類，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種兇神惡煞。

  於立金開口：「今天趙科長找你談談。」

  依然滿麵笑容的趙科長，隨手在桌上拿過一支鉛筆，擺弄著，好像和我聊家常﹐一口陝西話：「我們這裡呢，你進來時，也看到了，我們對內，是農七師保衛科。對外呢，是公、檢、法，也就是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這到這裡，他剛才還褂著笑的臉，霎時烏雲般沉下來。「你來了這裡，啊，當然知道為什麼了。我這個人，啊，喜歡直爽，你心裡明白，啊，不要裝糊塗，對你沒好處，啊。」

  「你和某些人在議論些什麼﹖啊，你看我們今天，隻有我一個，也不是審訊，也不作記錄。」他兩眼直望著我，頓一頓，舉起手中的鉛筆，指著我一字一句地說：「但，我這個人，啊，我相信你今天說的，每個字，我這個，腦袋瓜子，啊，是一個字，也不會漏掉的。所以，你不要有，僥倖心理，我們，啊，會根據你，今天的態度，來決定，事情的性質，啊。」

  「你聽清楚沒有！趙科長對你的耐心教育，你要好好想想，頭腦清醒些！」於立金一臉陰沉。

  不說是不行的，我不知怎麼說。「我和一些同學朋友，通通信有時開開玩笑……」      

  「這裡是保衛科，是公安局！」趙科長瞪起雙眼，用鉛筆敲著桌子，「我，不要聽，什麼開玩笑啊，什麼無意識啊，我們，是唯物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啊，我們相信，任何言論，都是受，思想立場支配的！其實你不說，我們也知道，但這是你的，態度問題。」

  「我們…… 有時發發牢騷，說說怪話，是有錯誤，但是……」

  我想起了放在床頭的信夾被人翻動過，想起了上海朋友來信說懷疑有人拆過我去的信，但我天真地期待「保護公民通信自由」的共和國憲法的尊嚴，對「抓活思想」的黨團員同誌們會有所製約。

  「我以前的同學，和我通信……都是隨手亂寫，寫過也就忘了。」

  「嘿嘿！你的這些，啊，這些所謂同學朋友，有的嘛，可能還是革命的，有的嘛，是不革命的。那不革命嘛，就是反革命。」科長冷冷地說。

  「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這樣的宏論，要不是我親耳聽到，說什麼也不會相信竟出自一個公安局長、法院院長之口。

  「你們一夥的，那些人，啊，你注意，我說的是『人』。有些人，可能還是同誌，有些嘛，就不是同誌了。你們說過什麼，打算做什麼，你回去，好好想想。啊，有些，可能屬於思想錯誤，有些嘛，就不是錯誤，那麼簡單了。」

  把人分為「同誌」和「非同誌」，名義上，「同誌」是受法律保護的，而「非同誌」就是敵人，就不受法律保護。然而這區分有何標準？由誰來劃分？對於「非同誌」 的鎮壓有何法規？完全掌握在趙科長這樣的鷹犬手裡，這和納粹把人分為「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如出一轍，這是肆無忌憚進行「專政」的「理論根據」。

  趙科長得意地和於立金對望一眼，把鉛筆往桌上一扔，「老於，你們安排一下，給他三天時間好好寫出來，就這樣吧。」

  「你回去好好深刻檢查，徹底交交待！星期一交給我！」於立金山東紅薯般粗的手指直指著我。

  回來路上不是我跟著於立金，而是我在前他在後，從現在開始，我是一名犯人了。

  我半個多月沒上班，寫了十張，不深刻，再寫，一次，兩次，三次，還是不深刻。我真的記不起這一年中的幾十封信，到底寫了些什麼反動言論。

  但平心而論，和半年後的文革相比，公安局趙科長也好，黨支部於黑子也罷，都算得上溫和如細雨，斯文比清風。

  我的檢查還沒過關﹐文革的風暴已經降臨。農七師黨委對我「戴反革命帽子，監督勞動」的《處理決定》還來不及宣佈，社教工作組的幾個人，就被他們各自單位的紅衛兵揪了回去，社教就此散了夥。

  1966年10月，農七師師部大樓兩側牆上貼滿了大字報，三巨頭政委史驥、副政委劉長進、參謀長楊新三都成了走資派。

  我在大字報牆的角落見到了對趙科長吹捧走資派的揭發，我才知道這條身兼農七師黨委常委、保衛科長、公安局長、檢察長和法院院長的豺狼，叫趙令柱。

  回來路上，見一人低頭從對麵走來，舊軍帽壓得很低，走到跟前，我才發現，這不是趙科長嗎？看他此刻的樣子，我倒起了一分惻隱，他走到我身邊時，我輕輕叫了一聲「趙科長。」他略一抬頭，見我，一怔，即刻低頭走開，從他眼裡，我看見了憤怒，屈辱，和仇視。

  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他這個超級革命戰士，現在竟成了貨真價實的反革命。別說他想不通，連我都想不通。

                                                                                   (1998年4月於洛杉磯)

附記：我已貼上的六篇文章中，人名大多是化名，隻有本篇中農七師政委史驥、副政委劉長進、參謀長楊新三，和公安局長趙令柱，三人是真名。和我通信的四個上海老同學，在文革中湯君被判15年徒刑，文革後獲釋平反，現居紐約。傅君被審查一段時間，現居悉尼。中學教師壽女士被審查半年，現居悉尼。上海戲劇學院學生鄔女士被監督多年，十年前從文化局退休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