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老师一起下干校的，还有1965年入学的政治系和艺术系两拨学生。

政治系学生，当然搞政治，开批判会，写大字报，下大田劳动，一切如常。只是有一次，邓老师手里拎了只死了的小猪，解剖。一边解剖，一边给政治系的学生讲解，我也旁听了。当时纳闷，大猪不小心，压死小猪，为什么教哲学的邓老师要解剖，动物的身体与哲学，有什么关系。后来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动物誌》，我明白了，研究动植物，研究大自然，就是哲学，最高的哲学理念是：道法自然。

艺术系的学生，分舞蹈专业和音乐器乐专业，更忙。他们下大田劳动之外，还要奔波于“五七”油田，沙洋农场，还有其他的干校，巡回演出，对外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每到节日，总要在大饭堂（大礼堂）演节目。艺术系的学生，吹拉弹唱，舞蹈表演，当然是主力，但是他们的节目，大家从北京大礼堂看到干校大饭堂，已经是耳熟能详。各连各排自己也编节目，演自己。王阿姨是北京男四中的英语老师，跟着王三叔，爷爷和大英大强来了干校，养猪。她表演了个节目《养猪》，活灵活现，台上台下气氛热烈。

烤烟房的小学生出节目，大合唱。教音乐的黄老师是印尼归国华侨，讲话的声音像歌声，还带有些许口音。组织我们排练，她拉手风琴。几十个孩子排了四排，音乐一起就开吼，节奏不齐。黄老师建议，安排一个指挥。几经挑选，落实了我。其实之前试了几个，黄老师都不满意。有的孩子节奏感挺好，可是胆小怯场；有的大大咧咧，可是跟不住手风琴。黄阿姨私底下教我三拍画三角和四拍打横八字的手势，然后就手之舞之而足不蹈之，就可以了。

轮到我们上场表演，台上忙着搬桌子板凳，红小兵们鱼贯而上，排好阵容。父亲坐在台下，望住舞台找了半天，我们班的小伙伴都上去了，没有看到我。可是他明明见到我那天特意穿上那件天天不离身的洗的发白的黄军装，像是要上台的呀。

黄老师抱着手风琴，在舞台边的椅子上坐下了，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舞台中间，抬头看了看台下，深深地鞠躬，一个标准的向后转，立正，然后抬起双臂，静等黄老师的音乐响起，一套动作机械动漫。那天，好像连着唱了三个歌，有齐唱，还有男女声部的轮唱，我适时侧身，最关键的是画三角和打横八字的手型和黄老师的琴声配合得很好，同学们的歌声节奏又跟着我的手型整齐划一，演出成功了。

父亲那天特别高兴，持续兴奋了好久。时不时还会有人跟父亲打招呼，“老杨，原来指挥是你家小五啊。”我一夜成名，在干校会有人在我身后说，“看，那就是小指挥。”今天，我对明星在马路上被人们认出来的五味杂陈，感同身受。回到北京以后多年，每当提及此事，父亲仍然会满面春风。父亲以儿女为骄傲的那种欣喜神采，后来被定格在1978年10月的一张照片上。我和二姐参加高考，我获得武汉的大学录取，父子三人在海淀采买置办行装后，到照相馆照了那张合影。

艺术系作曲专业的满族瓜尔佳老师，是乐队的指挥，带学生排练表演就是上课。小方老师是教舞蹈专业的，她自己是彝族，而舞蹈班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也都是彝族。有个小伙子叫博姆.布哈，是我在北京12号楼认识的哥们儿，我总找他玩。他们睡在晒麦场仓库，门前篮球场大小的水泥地，就是课堂。常常是我一去，女生队里的那个姑娘就会跑到场子前面的垛子后面去，没有人注意。布哈就会让我去垛子后面等他。我跑到垛子后边，坐在姐姐身边。很快，布哈会跑过来，坐下来，把我夹在他俩中间。他俩会使劲挤我，然后笑。有一次下雨不排练，他们全体同学集中在仓库里学习。我也在，无聊就写纸条给那个姐姐，“你是布哈的媳妇”，她大红脸，回了个纸条，“彝族小女孩, 给你做媳妇。”没多久，他们都毕业分配，离开抓家台走了。布哈给了我一张他的照片，可惜找不到了。只记得他是鹰勾鼻子，白白净净，个子蛮高的。

学生毕业走了，老师开始技痒。不知谁向抓家台建议，要排样板戏，得到首肯。军宣队刘参谋亲自演杨子荣，上台不换衣服，画了妆还是他本人，一个解放军排长。机耕队的青年女拖拉机手，演铁梅，教舞蹈的维吾尔族姑娘演常宝。最出风头的是邝教授的四女儿，大家都叫她“老四”，演李奶奶。老四一张嘴，中气十足，声音圆润，碰头的满堂彩，十足一个经典的老旦！小鼓，京胡，整套人马和家伙什儿，不知是从哪里蹦出来的。顾叔叔拉京胡，规规矩矩。司鼓，好像也姓王，姑且称其为王六叔，他是零星修理组的工人师傅，右手靠三个指头捏住小鼓棒，小鼓响处，大戏开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