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随笔》

引子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苏联军队吃了亏，打坏的坦克被运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展览，丢了面子。6月11日，苏联军队在中国新疆巴尔鲁克西部地区，实施了一次报复行动。8月13日，苏联军队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实施了又一次报复行动。两次报复行动得手，苏联主战派气焰嚣张。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朱可夫提出，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通过其外交部试探美国的态度。

1969年8月中，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邀请美国国务卿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晚餐，餐后泡酒吧到凌晨四点。基辛格八点半就坐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苏联人打算对中国的核设施，包括试验和发射基地，实施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基辛格开门见山，简明扼要。“我们不接受！这必将损害美国利益。”尼克松总统果断决定。1969年8月28日，《华盛顿自由人报》头版头条披露了这一消息。虽然美国政府刻意在三线报章上发放消息，但态度鲜明，意图明确，苏联不能不正视。

朱可夫的提议没有获得苏联总理柯西金认同，主张谈判的一派占了上风。9月11日，柯西金访问越南，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约见周恩来总理，双方约定苏联外交代表团10月20日到北京谈判。

面对苏联赤裸裸的核威胁核讹诈，毛主席说：“鄙人不怕。”战略上，老人家一向蔑视敌人。战术上，线装书里明太祖谋士朱升的方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进入了老人家的视线，毛主席批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

周总理紧接着布置了两件事。1969年9月23日，中国进行了一场50万吨级的核试验。1969年9月29日，中国进行了一场当量300万吨级的热核试验。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新闻媒体奉命对后一次核试验只字不提，使得这次的威力远远超过了核爆本身的当量，引起全世界特别是苏联和美国的狐疑。

1969年10月1日，毛主席率党政军领导坦然登上天安门城楼，国庆20周年百万工农兵集会游行，如常举行！回顾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录片，庆典由时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主持，副统帅做了长篇发言。浓浓的湖北口音，许多人听起来肯定费劲，但广场上群众的热情丝毫不减。每每讲到停顿处，就会响起一阵阵波涛汹涌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国庆节后，中央军委开始疏散。毛主席到了武汉，副统帅去了苏州，总理坐镇北京。老帅们基本在京广铁路沿线。10月17日，刘少奇，陶铸去了河南；邓小平，陈云到南昌；陈毅，聂荣臻上石家庄；朱德，叶剑英下从化。毛主席讲，打起来我要找得到他们。

为了防备10月19日苏联外交谈判代表团到北京的同时，发动突然军事袭击，10月18日，西山前线指挥部奉副统帅电话指示，向全军发出一级战备通电。电报内容要点没有任何疑虑，完全是根据苏州来的电话记录，从总理到军委办事组每个成员都清清楚楚。电报的编号怎么排？报务参谋一时没了主意。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脑子一转，叫“一号命令”。两年之后他解释，当时想的这是西山前指开始运作后发出的第一个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的通电，而总参谋长已经睡下，编号而已，无须请示。电报发出10分钟，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询问为什么是编号第一，听了解释，当时没有深究。这个电报是军内之事，与干校尚无直接关系。但是电报到了云南，被抄成大字报贴上了街，泄露了军事机密，还引起了社会恐慌。

1969年10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的通知》，即中发56号文件，全国以“五七”干校为名的战略疏散，彻底拉开帷幕。文件还强调，在“五七”干校要继续深入“斗，批，改”。

汉江，又称汉水，全长1577公里，是中国第四大河，自古“江淮河汉”并列，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汉江发源于大秦岭南麓的太白山分水岭，岭北是渭河流域，向东汇齐泾河流过西安；岭南是汉江的正源褒水，中北南三源在历史名城汉中汇成汉江。上游在陕西省的流向是自西向东，经丹江口进入湖北后，流向变为自北向南，形成汉江的中游；在沙洋之南的广华寺附近，汉江流向转为向东向南，最终在武汉汇入长江。沙洋南临长湖，与潜江比邻，周边是汉江与长江围成的江汉平原。当时正在勘探开发的江汉油田也曾经冠名“五七”油田，相信与这里干校云集有关。

1969年11月，中央民族学院下放干校和战略疏散的人员相继出发，我们父子三人是第一批。行装很简单，三个铺盖卷而已。难处理的，是父亲的书和备课笔记。略一迟疑，父亲拿定了主意：三分钱一斤，当废纸处理。在大礼堂前的空地，废品收购站的师傅，论斤秤各家送来的一捆捆的林林总总，各式各样书籍，堆成小山。母亲是转业军人，给我们哥儿俩做军训：起床号一响，大便！一天可以轻装上阵。吃饭号一吹，定量，不许挑食，不许吃零食。行动听指挥，不可以掉队。偏偏这时，二哥得了扁桃腺炎，不敢掉队，发高烧上火车！

1969年11月15日中午，火车从北京离开，母亲和二姐在月台上泪眼相送，我没心没肺地盼着快开车，一心向往着陌生的土地。武汉，二哥痊愈，我又受传染，在东湖边水利电力学院一住一个半月。到达抓家台已是1969年12月31日。后来，我和父亲是倒数第二批离开抓家台，记得到达北京的日期是1972年9月13日。我九岁到十二岁，在那里生活了将近三年，恰是记忆力最旺盛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