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日本男人身上，都有一股酱油味，中国男人身上，都有一股鱼腥味，因为日本人嗜好酱油，中国人酷爱吃鱼。

我第一次听到这话，还信以为真，后来一想，不对。酱油也好，鱼肉也好，经过烹饪和消化，原来的味道早已不存，怎可能保留在人身上呢？况且，在中国也并不是人人爱吃鱼，很多生长在水乡或海滨的人，却从来不吃鱼。

要说这话是为了帮助西方人了解东方人的饮食习惯，那倒是有些妙趣。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酱油味和鱼腥味，实际上是豆腥味，因为东亚人都爱吃豆制品，如豆浆、豆腐、豆芽、豆干、豆豉、豆乳等；吃豆制品比吃鱼更普及。

豆，原产中国大陆。它在汉朝以前不叫“豆”，称“菽”，而且是一种统称，包括大豆、黄豆、绿豆、红豆、黑豆、青豆等等。菽的种子称“豆”，叶子叫“藿”，而茎则叫“萁”。（如下图所示）

尽管大豆在中国栽培历史久远，栽种范围广阔，从西北到东南，由西南及东北，到处可见野生的和栽培的豆苗，但在汉代以前的周朝和秦朝，中国人的主食为黍、稷、稻、粱、麦，即所谓的“五谷”，并未把豆类当成主食。

汉代疆域扩大，人口增多，粮食品种也随之丰富了起来。大豆、黄豆、红豆、绿豆，这些被鱼米之乡称作“杂粮”的谷类，原先只是干旱地区、贫瘠山区的低产量维生作物。在豆浆、豆腐发明以前，豆类作为山民的口粮，其实并不好吃，因为豆饭藿羹，菽水承欢，种豆南山，指的全都是苦日子。

为什么汉代以后“菽”改称“豆”，杂粮为什么能登上大雅之堂？我想，这很可能与豆腐的发明与普及有关。

汉代除了延续秦朝的中央集权制，还别出心裁地搞起独尊儒术，这让以道家为代表的其他“二教八流”非常郁闷。政治上受排挤、不得势的汉室宗亲，与思想上遭钳制、被妖魔化的道士，厮混在一起，玩起了长生不老药的发明与研制把戏。淮南王刘安和八公的豆浆与豆腐，原来就是这样问世的。

豆芽的发明，应该比豆浆、豆腐早，发明的过程，很可能类似面包的发明。埃及古代的先民们把用剩的面团忘记在面盆里，第二天早晨发现面团变大了，结果发明了酵母。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尤其是干旱贫瘠地区的乡民们，晚上把洗干净的黄豆泡在容器里，本来可能是要煮熟了当早饭的，由于辛苦劳累就去睡了，第二天早晨却发现豆子长芽了，从此便发明了豆芽。

豆浆和豆腐是文化人发明的，而豆芽则是穷苦老百姓发明的。由于文化人能形容，会夸张，擅长歌赋传诵，志传流芳，说通俗点，喜欢吃了吹，吹了吃，所以，豆腐和豆浆的地位远比豆芽高，它们是中华美食中的“皇姑”，而豆芽则不过是“民女”。

豆，原来是一种容器礼器，盛行于西周和春秋，主要用来盛放干食，如煮好的肉类，调好的汤汁，如羹类。周秦时代，五谷是主食，豆本用来盛黍、稷之类，后用来盛肉食，逐渐转变成专门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皿。

古代饲养的肉用牲畜，数量有限，人们鲜少吃肉，不要说普通的黎民百姓，就是“肉食者”的权贵们，也不可能顿顿有肉。家畜的肉类主要供应祭祀、宴客、节日享用，尤其是祭祀。《礼记.礼器》：“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客。”

在祭祀场合，豆是礼器之一，是向神灵供献牺牲品的最后一道器具，即将肉从鼎中捞出来，在俎案上切好，再置于豆中，方可敬奉。或许正是因为礼器的“豆”，具有如此尊贵的神圣性，汉代以后，人们才把神奇万能的大豆、黄豆盛装在“豆”里，进而把文雅的“菽”，改称为通俗的“豆”。

原子弹发明了以后，人们从而知道能制造原子弹的铀-235珍贵无比；同样，豆浆和豆腐发明了以后，人们就知道大豆和黄豆非同一般。在讲究好马配好鞍，花好值月圆，美酒夜光杯的传统文化心理作用下，将神奇的菽种，装进神圣的豆器，再用容器的名字，取代作物种子的名字，不也顺理成章吗？

君子远庖厨的“庖厨”，今人都习惯将其解释为合称，即“厨房”的意思。其实，汉以前庖是庖，厨是厨，“庖”与“厨”是有区别的。庖，指用作料打理、包裹肉类，以便装入容器腌制的地方，由庖丁（屠夫）为之；厨，则指专门腌制、存放和加工腌肉或腌菜的地方，由厨师为之。

从字形上看，庖是“广”字头，指明地方大，相当于现在的屠宰公司；而厨是“厂”字头，指居家墙外斜搭的披厦，地方要小得多。厨字中的“豆”，汉代以后，随着豆腐的发明和豆制品的增多，由咸肉坛子演变成大豆、黄豆的种子，而厨房也由“老干妈作坊”进化成中华美食的摇篮。

三国曹植的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人都夸曹植机智，危急时想到用“煮豆燃萁”来责怪哥哥曹丕兄弟相残。实际上，煮豆燃萁并不是曹植的比喻，当时老百姓就是这么干的。因为豆类是秋粮作物，九谷中最后收获的品种。越冬前煮豆为酱，磨豆腐做腐乳，需要大量灶火，而豆萁经烧，是煮豆的理想燃料。

现代知识分子常说的酱缸文化，应该也是汉代以后才有的。因为周秦时期的酱，原指盐、酒、醋腌制的肉酱；吃的方法是把肉酱从酱缸里舀出来，分撒到其他多种食物上做佐料，而不是往酱缸里掺杂；汉代以后的酱，发展至豆酱，吃酱方法不仅从酱缸里往外抹，更多的是图省事，把各种食材往酱缸里掺。

从文化思想上看，皇家搞独尊儒术，一花独放，势必引起诸子百家的不满和反弹。你越是把儒家的酱缸高举到头上一尺，我偏要魔高一丈地爬上去，往你的酱缸里掺东西，告诉你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芥子园，由园林建筑至书斋画谱，多有文化啊，然而，后世酱坊称园的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说汉代是华夏民族由肉而豆的分水岭，换句话说，吃豆文化是从汉代发端的，那么，豆腐文化真正的繁荣和兴盛，则应该在魏晋南北朝以后。

佛教在中土的兴起，特别是梁武帝不吃肉的垂范，在汉地佛教徒中渐成戒律，这对推动和普及豆腐文化，无疑起到了巨大而又无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江南地区的开发成功，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人口增加，稻米在中国人主食中的地位也开始上升，成为与小麦同等重要的粮食品种。米饭的缺点是碳水化合物有余，蛋白质营养不足，而富含蛋白质的豆制品，素有“植物肉”之称，刚好可以弥补。

经过僧俗两途数百年的食用和推介，豆腐文化终于在华夏蔚然成风。有趣的是，儒家正统强调“士不重则不威”，意思是当官做老爷的人，一定要稳重才有威望。稳重，稳重，不重则不稳。一个轻如鸿毛的小瘦猴，怎么可能重如泰山，稳如泰山呢？而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却在他的《养生论》中宣传说“豆令人重，榆令人瞑”，鼓吹吃豆子能令人发胖变笨重。

刘安好道，豆浆和豆腐本为道家发明；儒家为了威重起见而相信榆瞑豆重；佛家茹素护生，豆制品在寺院禅房别有洞天，所以，儒释道三家都推崇吃豆。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开放，肆意汪洋，包容有加，不仅敬佛尊儒，也不排斥道家和道教，所以，唐朝人都胖嘟嘟，肥壮壮，男女皆然。

至于豆子为什么与“聪明”和“逗乐”挂搭上，原因比较复杂，源头已然失考，后人只能想当然，靠神猜妙测了。豆粒又小又圆，踩在上面容易滑倒，若施以魔法，让它自己滚动，那就更加让人忍俊不禁。所以，逗乐的“逗”，由“辶＋ 豆”构成，两种意思可能都有。

传说，将一种名叫“蝇虎”的蜘蛛，捉十几只放进坛子里，不给喂食，让它们自相吞噬。经过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坛内搏杀，最后只剩一个。往坛子里投进一粒大黄豆，蜘蛛欲食不能，则噙豆而死。将这粒黄豆取出放在桌上，遇有苍蝇飞过时，这粒黄豆即能自动跳起来击中飞蝇，名曰“飞豆打蝇”。

灭四害那会儿，有人提出过一个恶毒而有效的办法：用鼠笼活捉一只大老鼠，将一粒黄豆塞进它的肛门里，再用针线缝合，然后放了它。老鼠的肛门潮湿，豆粒经过浸泡便会膨胀，胀痛难忍的老鼠会发疯，将所遇同类尽皆咬死，从而收到以鼠灭鼠，以一灭百的效果。

民间俗语有“能豆子”、“能得像豆子”；中国父母们更喜欢把聪明的宝宝起名叫“豆豆”，颇有“行方智圆”的意思。

英国人近代以来对中印等文明古国侵略有罪，但在吸收和传播东方文化方面，还是有功可嘉的。不管他们为何把豆类的总称叫作“pulse”，但他们以bush bean 和climbing bean来划分豆类，完全符合秧豆与爬豆的中文名实；憨豆先生（Mr. bean），听起来颇有中国逗角的噱意和喜气。

近年，知识分子反酱缸文化范围有点扩大，有人把豆腐文化也列入贬损对象，说豆制品雌激素多，男人常吃会影响斗志。我觉得这种怀疑，与担心猫吃鱼吃多了，就会潜入水中游走了一样滑稽可笑。雌激素属阴，阴极可以生阳，也可以助阳。岳飞喜欢吃豆腐，你能说他没有勇武精神吗？安徽淮南、寿县一带是豆腐的发源地，那里的民风素来骠勇强悍。

我个人以为，汉民族是豆腐文化的发明人和传承人，吃豆有益而无害。如果硬要说吃豆有什么副作用的话，那就是吃豆影响消化，导致屁多，容易产生爱吹牛、说大话的屁民；肠梗阻容易培养保守意识，干扰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更有甚者，与其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不如说像一盘散豆。沙子混入水泥还可以凝结成混凝土，豆子就是掺入万能胶也粘合不到一块儿。

因为中国人爱吃豆，所以，中国目前和今后，都应该提倡豆葬。凡是生前爱吃豆制品的，死后都应该葬到豆田里，埋在豆苗下面，而不是将骨灰撒到山上或大海里。落叶归根，这根指的不是树根，而是豆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