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世界是个荣辱不分、善恶混淆、黑白颠倒的世界，很多事情都要反过来想，反过来做。个人适应社会如此，政府管理国家也当如此。比如，过去我们一直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邪不压正”、“以德报怨”、“教育可以改变人”等等，如今看来，都不管用。时代变了，教化的手段当然需要与时俱进。民不知礼，奈何以礼待之？对坏人的宽容，就是对好人的虐待。

最近几年，国内媒体经常报道，正人君子因为在公众场合阻止不文明现象，竟然被不遵守公德的人殴打致残，殴打致死。在汽车和火车上，小偷掏腰包、摸口袋，提醒报警的人会被打得鼻青脸肿，落荒而逃。儿童落水无人救，老人跌倒无人扶。对这种暴虐乖戾的社会现象，若用“严打”的办法惩治，虽然能奏效一时，但难免矫枉过正，甚至还会枉杀很多罪不至死的人。

乱世用重典。重典未必就是杀人。在“打”与“杀”之间，我主张“打”比“杀”好，因为人一旦被杀，他/她也就没有机会再改过从新了；而“打”则可以给人机会，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十次八次，让人从皮肉之痛上升到筋骨之痛，再深入到灵魂精神之痛，最终改邪归正，弃恶从良。

我上小学时，有次老师带着我们去祭扫烈士墓。在回来的汽车上，坐在我前排座位上的，是一位又脏又秃的农民。他不停地喷烟吐雾，还吐痰。我旁边坐着一位上海知青，他用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多次提醒前面的农民：“师傅，请不要抽烟好不好。”那农民显得颇不耐烦，回头恶狠狠地瞪了上海人一眼，反驳说：“你不让我抽烟，那国家干嘛造烟？！”上海人无语。

我对香烟过敏，但那时并不清楚，只是一味地咳嗽。上海大哥可能知道烟雾对孩子健康不利，所以就挺身劝阻。对当时十二、三岁的蒙童来讲，我其实并不在乎烟雾的戕害，而是觉得善意的提醒，反而招致恶毒的呛声让人不爽。于是，我悄悄地摸出随身携带的弹弓，又从裤兜里挤出一粒玻璃弹子，照准喷烟秃脑袋就是一弹弓，顿时灰飞烟灭……

中国知名社区问题专家北野，就是写《文明学概论》的那位。前几年他写了一系列劝人文明的书，反响甚大，但效果全无。最后，他不得不率领一帮虎背熊腰的哥儿们上街巡查，看见社会上的不文明现象，就上去与人肉搏（hand to hand melee）。据说，他的文明之师还曾与北京的变态老外战斗过。现代人犯贱、穷作的实在太多，善言不足以劝，改造的办法，口头不如拳头。

有鉴于此，我建议中央政府按照每个省一个师的规格，组建一支军队，名曰文明之师，直接隶属于中央文明委。各省的京剧团、地方戏剧团、歌舞剧团整出来的“员外”，武术学校的师生，退休人员，退伍人员，在校大学生中的志愿者，都可以报名参加。

该师采用正规军的编制，游击队的战法。士兵怀揣文明师的标牌，配备现代通讯工具和电击器、辣椒水、皮鞭等武器，只穿便服执勤，专门出没在车站、码头、机场、商场、影院、农贸市场、夜总会、歌舞厅等人员混杂，是非易发之地。整治的对象，包括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车匪路霸、黄牛野鸡、霸王车司机、不排队男女、富二代官二代闹场人、醉酒打人的官商牛人等等。

揍人的部位，只规定脸部、臀部和踝骨，因为不知羞耻的人，粗暴无礼的人，狗仗人势的人，脸就是屁股，屁股就是脸。敲击脚踝骨最痛，不致伤却能让人增加记忆。击打程度以皮青、肉肿、骨痛为限。这支队伍神出鬼没，无处不在，长此以往，定会对“非礼”官民起到震慑作用。对不服挨揍的，可以上告到文明法庭，特别裁判。偿还公道的办法，就是让“有冤者”跟班执勤，去报复、狠揍下一个不文明的人。

为了避免文明之师的士兵徇私情、碍面子、下不了手和怕打击报复等问题，每个省的文明师可以经常换防，如，陕西师可以到浙江执行任务，江苏师可以到云南执行任务。

我曾经细心研究，反复试验、摆布，发现“上梁不正，下梁完全可以不歪”。上行，下也可以不效。假如“楚王好细腰，民间多胖妞”的话，楚王不可能杀尽胖妞，也只能改变喜好，迎娶胖妞。同样，中国的反腐败，不能只整官，不治民。只有官民一起整治，民才能失去坏官的负面榜样，官才能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唯有这样，社会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