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去学习紧急救护，既不是出于我的意愿，也不是来自别人的邀请，而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更准确地说，是我用对救护教育的热心和奉献换来的赏赐。

2008年2月底，我从台湾买了一大背包急救方面的图书，带着五岁的女儿一起回大陆。途经香港申请中国签证时，特派员公署的保安硬是不让我把包带进办理大厅，只能丢在大街上的路旁。因为是下午递交材料的，无法当天取到证件，所以，不得不在香港住一宿。找旅馆的劳顿，第二天原路返回的辛苦，加上到了深圳挤火车回内地的折腾，到家后，我背包的肩膀竟然磨出了深深的两道血痕。

去上海出差的时候，我把这些自认为珍贵的资料驮到上海，找华东师大和复旦出版社的同学商量，想把它们整理出版，让更多的国内同胞受益。那时距离5.12汶川大地震还有两个月，人们对安全教育似乎根本不感兴趣，我的同学甚至不屑地说：“中国人的命不就是草芥吗，哪有那么值钱！”我见自己的济世之举被人当成了野人献曝，于是，干脆把资料又背了回来，不久就连包带书一起送给了省红十字会。

经历了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的大悲大喜以后，经由政府的宣传和引导，国人的安全意识普遍觉醒，整个国家都行动了起来，由各级红会组织承办的救护师资培训活动，在大中城市一波接一波地展开了。

12月初的一天，我接到省红十字会培训推广部汪洁女士的电话，说7－11日红会将在省府招待所举办一个全省93所高校救护师资培训班，鉴于我赠书传播慈善信息的前功，所以邀请我莅临指导。我回说指导不敢，愿做学员。虽然我在境外学过两回紧急救护，可毕竟从未涉足过国内的培训，所以，我特想见识、观摩一下同胞的训练情况。

由于培训是封闭式的，所有学员、教员都必须在指定的宾馆房间住下，吃喝全包，每天都必须点名签到。与我同房间的，是位年轻的大学辅导员。他白天让学生代替他来应付，晚上至深夜才回到房间，并且牢骚满腹，抱怨规定不合理，培训没意义。见他如此不明事理，不识好歹，我就问他说：“你爱你的亲人吗？”他没有回答，只是奇怪地看了看我。我接着补充说：“救护技能的最大受益者是你的家人，不是别人。”

三天培训结束的时候，非专业组比赛的第一名居然就是这位辅导员。他在上台领取一个价值800元人民币的电磁炉奖品时，还即兴发表了一篇演讲，说要特别感谢我，是我的话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单亲家庭背景，想起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老母亲，激发了他保护母亲的责任心和学好救护技能的决心。没想到，我这“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远游人，一亮剑竟会有这么大的动静！

20日早上，汪洁女士又给我打电话来说，中国红十字会彩票公益金项目救护师资复训班22－27日在北京举行，学员的住宿伙食全包，个人只需自负来回路费，省红十字会没人愿意报名，故而希望我能代表他们去参加。我当时正有两个项目要跟上海、浙江的业主汇报，都是政府部门，所以也不敢轻易远离。但我转念一想，北京会议是国家级盛会，机会难得，钱可以再赚，机会丢了可就难以寻回，再说我下一个创意设计项目正是救护培训基地，急需增加前卫的知识和理念，所以，我决定亲往北京参会，把汇报的事交给别人代劳。

和我同去的，只有省红十字医院的年轻医生杨光，他说已经帮我订好了次日早晨的动车票，我们约好火车上见。可是，我晚上应酬喝高了，第二天早晨竟然睡过了头，没赶上火车，只好改签当天夜里的班次，22日下午才抵达会议地点。按照规定，迟到的人只能和迟到的人住在一起，于是我被服务员带进了509房间，里面坐着黑龙江急救中心的医生刘晓宇，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讲师张超伟。

张超伟是解放前江淮著名医药老店“保和堂”的第六代传人，除了医道，他琴棋书画，武功戏剧，样样拿得起来，据他自己说，曹丕的文帝剑法就单传给了他，可见，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世家子弟。刘晓宇酷爱收藏，醉心国粹，而张超伟的网名刚好就叫“醉心国粹”。我进门的时候，他俩正在谈论贾思道《促织经》里没有记载的斗蟋蟀秘诀：第一、交配时，雌的在上，雄的在下；第二、交配后战斗力反而更强；第三、战胜者常会振翅鼓翼，发出“哭”声，以示庆贺。我们三人在一起共处五天，彼此相交甚欢，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张超伟后来还成了我的至交。

北京的国家级培训到底不同凡响。参会的学员全是卫生系统的医生和护士，不像以往我遇到的普通民众；讲课的老师也基本来自北京的几家著名医院，有急诊室主任医师，有资深外科专家，还有经验丰富的护士长。我能记起名字的，包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医学教研室的孙长怡，北京急救中心的李玉珠，304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宇玫。著名医学救援专家，号称中国CPR之父，名片上堆着一长串头衔的李宗浩先生也亲临课堂，跟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演习。

这次培训虽然是复训，大多数学员都已掌握了救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但组织这次活动的中国红十字总会的老师们，一点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要求，纪律和制度反而更加严格，考试比我见到的任何一次都难，都认真。这说明中国政府和社会，对重视公共突发事件和增强全社会急救意识的责任心开始加强。令我诧异的是，在培训演练中无论理论还是实操，护士的成绩都明显比医生好，有些医生做胸外按压时连手都伸不直，屁股扭向一边，动作极不协调。

有一次课堂分组讨论，老师问起我的工作单位和职称。当他得知我是企业来的设计师时，就笑着对我说：“你大刀片子耍得不错呀，居然敢到红十字总会的课堂里来舞弄。”我说：“我可不是南郭先生，不信您考考我。”他最后严肃地对大家说：“其实，急救技能所要传播的对象，就是傅先生这样的社会大众，而不是我们医生和护士。中国因为救护教育起步太晚，目前才传播到专业的医生和护士阶层。”

可能是医学救援做主题的原因，这次受训的面一下子拓宽很多，不管在理论层面还是实操层面。有些东西对我来说，简直是海外奇闻、天方夜谭。李宗浩说，中国除了活火山没有以外，其他什么自然灾害都有。中国的临床救护水平不低，可实际救活的比例百分之一都不到，主要原因是第一目击者在关键阶段没有做好，很多送达医院的伤病员在路上就已经死亡。他还建议说，学理论到欧美，练技术一定要来中国，因为中国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灾难，几乎天天都有。后来又有人说，紧急救护技师（EMT）是个朝阳职业，建议孩子们上大学或出国留学时，首先考虑这方面的专业。

我在这次受训班上，纠正了CPR吹气后要将伤病员鼻子由捏着到松开的细部动作；知道了AED不能对1岁以下婴幼儿使用，最典型的复合伤的是原子弹灼伤，最难判定却又最危险的急病是肺栓塞，救护现场除了出血死，还有“憋”血死等常识；我还被告知，二十一世纪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在中国讲枪伤救护，最好不要提“六四”事件；汶川大地震失败在没有空中救援；唐山大地震疏忽在用汽车长途运送伤员；美国911事件的救护是最成功的灾难救护……

培训考试结束后，我的同伴杨光获得了最佳救护员的桂冠。为了庆贺，我俩与长沙第八医院的几位湘妹子去外面找馆子喝啤酒，竟然又醉。回到公司，QQ里收到好几张照片，有一张既让我感到震惊，又让我觉着得意，因为不知道这张照片是怎么弄出来的，当时的胡闹情形早已浑然不记得了，但它毕竟是我“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真实记录，尽管有点“荒唐”。（完）






                                                                            笔者在扮演伤员

  
                                         2013年张超伟（左）访问加拿大草原时与笔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