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有点烹饪常识的人都知道，饺子、馄饨、韭菜盒，这三样美食是不能一锅煮的，它们虽然都是面皮夹馅，但在吃货们眼中、口中和心中的地位、风味及趣味还是有所区别的。同样，偷性、偷情、偷人三种婚外不轨行为，也不能都以偷香窃玉、红杏出墙笼而统之；它们既有层次与境界的差异，又有身份和地位的不同，甚至男女都不一样。

一般来说，“偷性”的行为大多发生在乡村民间。城市里的花街柳巷、青楼妓院，那是买春卖春，不是“偷性”，尽管“偷性”有时也有金钱的成份掺杂其间。“偷性”通常以男人为主动，女人为被动。花心的男人先用钱引，继以物诱，最后是乘“性”而来，败“性”而归。因为“偷性”目的简单、低级而又赤裸，所以也叫“偷腥”、“偷欢”。

本人懵懂少年之时，有天中午游荡到一个僻静处，见年长的大表哥正站在一堵墙下。他招手示意我过去，然后指着墙壁对我说：“这是某某风流婆娘家的院墙，你看那墙头上的豁口处让人爬得多光滑！”我当时未知男女，想象不出爬墙之人进到院里的情景，却对那段围墙十分着迷，不知何人，穿着何样的衣服，才能把土墙磨得如此滑溜。

参加工作后的头半年，图书馆古籍部来了一位领导级读者，省委党校教马列的。我见他与女主任相谈甚欢，就特意走到他背后，仔细打量他身上穿的皮夹克，还有那“苍蝇拄拐棍都趴不住”的油光头发。我断定那段光滑的围墙，一定是这样的男人，穿着这样的衣服爬出来的。于是，当他和女主任高谈阔论婚外情的时候，我冷不丁地插了一句：“通奸是一夫一妻制的补充！”他惊讶地转过头来，看着我说：“小兄弟这话出自何处啊？”“恩格斯说的，《马恩全集》第21卷。”我撂给他这么一句。后来这家伙真的查到了，还带着糖果来感谢我。

偷情，当然是有情致的人才能为之，懂感情的人才够资格配叫。偷情特指婚外男女的暗通款曲，它与当婚、当嫁男女的私定终身“情况”有所不同。海南儋州黎族人的试婚，云南泸沽湖摩梭人的走婚，古代汉人桑间濮上后的私奔，虽然也有暗箱操作，但那只是定情，而不是偷情。

皇帝老儿搁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不去幸，偏要学贩夫走卒、布衣黔首，微服私访去找民女厮混。这显然是最名符其实的偷情。因为他从来不缺“性”，但也难得享受“情”，所以，难免“犯贱”去偷情。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还有文人雅士，纵然家中妻妾成群，还是喜欢金屋藏娇，贪婪成性肯定是理由，但更主要的可能还是虚荣攀比所致。

《红楼梦》问世以前的很多情史、艳话，包括《肉蒲团》、《九尾鱼》之类的禁书，作者打着“以淫止淫”的旗号，塑造了众多西门庆和未央生式的“情种”。他们表面看是风雅人，实际上不过是滥行匹夫。这些人偷鸡摸狗的故事，名为偷香，实则偷腥。即便《西厢记》这样的绕梁佳曲绝妙好辞，最后也还是以崔莺莺对张生“以身相许”结尾。难怪季羡林老先生都不禁要发出“值得深思”的感叹！

由于中国古代文人惯于融情于性，情性不分，把“情”和“性”混为一谈，以“情”掩盖“性”，以“性”假冒“情”，从而导致历代统治者“情性”一并查禁，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祸延所及，国人至今不知道情为何物，既羞于启齿也不善表达，从古到今，朝野上下只讲浩然正气，不言枉法私“情”，更鄙视“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从实际发生的案例来看，偷情也主要是男人居多，女人居少。现代女性可能也敢跳出圈外，但古代还是男“盗”为主，女“娼”为次。都说有“红杏出墙”的景观小品，可实际上查遍全国也不见实例。显然这只是诗词的意境而已，或纯粹是文化人意淫的幻景。现在人们都把杏树栽在水边，绝少似香椿那样植于墙脚。不知是为了避嫌？还是为了防盗？偷杏（性）人若泅水而来，捉奸者刚好可以乘其半渡而击杀之。

偷人，正典一般少见，只在俚语俗话中常用，但要论普及率和明白度，偷腥、偷香、偷欢和偷情，全不如“偷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记得上高中时，数学老师语文表达很差，说话喜欢省略。有次他把同学中测验不演示过程，只偷看别人答案的行为说成了“偷人”，引得全场哄堂大笑，可见“偷人”的概念何等深入人心。

从层次顺序上讲，由“偷性”演变成“偷情”，所谓日久生情；再由“偷情”发展至“偷人”。从调情到身陷，最后抱得美人归，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文艺青年、风骚中年，先是“情”发而不可收，后至“性趣”盎然不可止，一如小偷进屋，本为面包，却意外地发现了钱包。如果你艳福高照，不小心一下子偷到了性情中人，“福禄寿”外“性、情、人”，那就算是大获全胜，满载而归了。

偷性、偷情和偷人，妙在一个“偷”字上。《说文》：“偷，苟且也。”说明“偷”字的愿意就跟狗男女有关。“亻”字旁加一个“俞”——空心的榆树干做成的小舟。所以，“偷”字的意思，就是把（女）人藏在独木舟里悄悄地运走。大兵在成名以前曾有一个精彩的相声段子： 企业家，就是半夜起来去别人家；优秀企业家，就是一夜起好几次，去好几家。他把“企业”巧妙地谐音为“起夜”，暗喻偷情。

尽管婚姻中人吃里扒外的悲喜剧，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东方西方，概莫能免，而且随时随地不停上演，但东、西方对待男女私情的态度却大不一样。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的文艺作品就很少宣扬夺妻之恨，什么绿帽子、乌龟头之类的羞辱词，男人捉奸在床后的你死我活拼斗场景，至少在名著中很少见到。

在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的电影《十日谈》里，地主发现自己女儿和一个小男生幽会，表面上很生气而心里却很高兴，因为此男的父亲是一个更大的地主。他“捉奸”后的愤怒，就是要把女儿嫁给此男。女儿手中抓着男生的小夜莺，而他的手将会抓到更多的钱。至于那个一边偷情，一边卖水缸的女人，丈夫因为老婆比自己多卖了两块钱而高兴得差一点笑死在水缸里。神父在帮妻子“变马”时露出了“尾巴”，可怜的老彼得也只是喊着说“不要，不要装尾巴”而已。

中国人因为相信“万恶淫为首”，所以，历来都把桃色事件视为伤风败俗、洪水猛兽，不但政府千方百计打压消除，民间也动员所有舆论力量来进行“抗战”。你听听，什么“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什么“隔墙有耳”。李瓶儿甚至吓唬人说，桌子上放着的茶壶茶杯都有耳朵（把手）。通奸男女不仅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还可能招致难以预料的后遗症。李渔在《肉蒲团》中描述过，即便色胆包天的人，做起事情来却总是惊魂若鼠；虽无人见，似有人来；风流汗少，恐惧汗多。所以他奉劝世人，偷情切不可舍近求远，厌旧求新。

西方人把绯闻看作私隐（private）、小节，中国人却喜欢把个人的“勾当”当成大众新闻，在暗中看到的事，非要在明处宣扬不可。过去时代，淫妇奸夫被捉，男人大多要承担“奸生杀”的后果；女人在执行死刑之前，通常还要骑“木驴”游街示众。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屁话，不知害死了多少有情有义的好女人。

所以，偷情的女人比偷情的男人情况复杂得多，绝对不可“一竹竿打死整船人”。我有两个小堂弟，平时就爱当卫道士，谁跟谁上床，谁是谁的种，他们手上都有一本帐。有次他们告诉我说，邻家少妇作风不正派，暗中与多人有染。而实际情况却是，她独自一人供养自费读研究生的儿子念书。于是，我把他俩叫到跟前，吹胡子瞪眼教训一番后，警告他们：管人闲事，一则秽气，二则伤人，三则“损”阴德；对偷情自娱是假，偷钱养家是真的女人，上帝都不会惩罚她们，你们算什么东西！

至于目前国内的情场乱象，可不可以归纳说，权贵们属偷情，富商们是偷性，官二代、富二代们则是“偷性且偷情”；身为独生子女父母一代的中年男女，则可能“偷情也偷人”，为的是空巢后有伴，养老院有侣；贫贱的女人们是拿青春换钱财，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地位与命运；官场男女，不过是用姿色兑换权力，日后好谋取更大的利益，虽有“偷”名，却无“情”实，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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