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大学，我当过多年的文体委员，演出过无数场戏，话剧、哑剧、活报剧都曾演过。粉碎四人帮那年，我还因为犯错，屡教不改，被班主任老师罚去男扮女妆演江青，结果轰动全校，我的处罚也免了。

参加工作后，我觉得编排导演的角色太拘束，化妆配乐的舞台太狭小，远没有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丰富多彩，所以，再也没有粉墨登场过。然而，让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人到中年，却要重操旧业，在万般无奈、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去演一出骗人的把戏，为我早逝的弟弟和可怜的弟媳。

2010年8月下旬，三弟因为车祸突然离世，而我于10月1日才回国，既没能赶上他的葬礼，也没能帮他料理后事，心里非常愧疚，所以，一直想找机会弥补。

10月初，三弟媳妇准备带着女儿回湖南老家，去跟父母一起熬过艰难时日。临行前，她愁容满面地告诉我说，三弟的银行卡上有16万多元存款，因为他生前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密码，所以无法取出。我先是安慰她，让她慢慢想有可能是什么密码，人都说夫妻之间心有灵犀，最有可能想出配偶的密码，可她说已经试过无数次，提款机吃卡的情况都发生了好几次，就是对不上。我见试密码这条路走不通，就陪她一起去省城的开户银行咨询处理办法。

银行大堂经理对我们说，客户去世，银行存款就属于遗产，不能只凭死亡证明书就可以任意支取，必须经过司法部门公证，由合法遗产继承人持公证书前来，才能一次性提取。得知这一规定，我们立即返回故乡，到地区公证处办理公证。

公证处接待我们的律师很热情。他在仔细清点所需文件材料后告诉我们，还缺一个重要材料，即开户银行的存款数额证明，因为公证费不再是固定标准，而是与市场挂钩，具体地说，就是按受理案件金额的2%收取。

为了省却一趟省城往返的路费和车马劳顿，弟媳妇索性把16万存款数额如实说出，并愿意马上缴交3200元的公证费。然而，律师却笑着回答说：“谁相信不是100万呢？这是法律手续，我们只相信开户银行的证明。”弟媳妇很生气，说拿着行卡到本市银行一查便知，何必非要为难我们小老百姓呢？我劝慰她说，既然只差一道手续，那我们就再跑一趟也无妨。

再次找到大堂经理，把公证处的要求告诉她。我们原以为，既然司法部门有规定，想必银行也知道并愿意配合，因为银行和公证处毕竟都是“公家”，都要执行人大颁布的国家政策。没想到，银行经理还没等我们把话说完，就立刻摇头回绝说，银行要维护客户的私隐权，决不可能对外提供客户的存款信息！

从银行出来，我们随即打电话给公证处的办案律师，把银行的意见反馈给他。他听后简短而又坚决地说：“没有银行证明，无法办理此案。”我生气地诘问他一句：“既然是国家统一政策，为什么银行与法院不配套呢？”对方回答说：“这个，你去问省人大吧！”

弟弟和弟媳就是普通的打工仔、打工妹，16万元是他们全部家产，而且都是多年流血流汗换来的。如今这笔钱存在银行取不出，与被盗或丢失没有两样，这对丧夫、丧父之痛中的弟媳和侄女儿来说，简直就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没有经济来源，她们孤儿寡母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在车站送她们母女去常德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悲伤、愤怒之余，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想方设法为她们讨回这笔存款！

我也知道，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正途走不通，只能借助“人情”，寻求法外开恩。于是，我就开始在省城到处托人帮忙，打通关系，希望能说服银行给开具一纸证明。不济的是，我虽然出国前在省城工作多年，有很多朋友、同事关系，但离开太久，长期没有走动，关系也就淡了。忙活了一个月，事情也毫无进展。

当所有的路子都断了，我正苦寻良策而不得的时候，突然想起一则笑话，是回国时送我到机场的东北司机大哥讲的：

有位北京小伙，在美国留学时，谈了一个洋妞女友，俩人开车出游，夜经小镇遇红灯，小伙见四下无人，就径直闯了过去。洋妞见状，立刻要求停车，还愤怒地扇了小伙一个耳光，说他红灯都敢闯，今后不定会闯什么大祸，说完拂袖而去。北京小伙很郁闷。

数年后，小伙学成回国，载着中国女友出游，遇到同样情况，小伙因吃亏在前，不敢再犯，所以，傻呆呆地停车等候。没想到，中国女友也扇了他一个耳光后弃他而去，这回的理由是：小事呆板，大事定然糊涂，嫁给你前途何在？小伙先是郁闷，后来终于明白，国情不同，遇事不能墨守成规，应当随机应变。

我们长期生活在西方，习惯于法制社会的井然有序和按部就班，对故国、故乡和故人的情感，又总是让我们相信中国会变好，会更好，故而不愿意、不忍心搅乱浑水。可是，当你如在西方一样，遵纪守法做良民时，却发现在中国时时荆棘，处处熊貔，路路行不通。

求人不如求己。于是，我在11月中旬的某天中午，将三弟的身份证拿出来仔细打量一番，对照着他身份证上的形象，略作乔妆打扮，然后，带上墨镜和行卡直奔开户银行。我和三弟本来就长得很像，虽然他比我高出很多，但照片看不出高矮，加上中午午休时段，银行顾客少，员工犯困精神不足，警惕性差，所以，当我来到服务窗口出示身份证，诉说忘记密码，要求重置时，女服务员竟然丝毫没有怀疑，只是按规定习惯性地问了我一句：“是您本人吗？”我回答说：“是。”

她看看身份证，又隔着窗户玻璃扫了一眼我。为了让她看清面目，不致怀疑，我还把墨镜摘下，顺便向她诉说原委：因为贪杯记性不好，故而将密码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不小心被洗衣机洗烂……

她一边听我说话，一边按照程序帮我办理密码重置手续。我按照她的要求，逐一填写表格，签写大名，输入密码。前后不到五分钟，女服务员就热情地对我说：“好了，您的密码重置成功，24小时后即可提款。“我离开窗口，在大厅的长椅上整理好文件，将新的密码记在手机上，独坐了半个小时后才从容离开。

第二天下午，我在住家附近的银行取出5万元现金（因为银行规定，金卡持有人每天最多只能提取5万元现金），第三天和第四天，也取出同样的数额，连续三次将15万大数取出，仅留1万余元保卡。我把取出的现金交给在省城工作的妹妹，让她以自己的名字另存，等三弟媳妇探亲归来后，再转交给她。

当我把存款全部取出的消息告诉弟媳和妹妹的时候，她们非常惊讶，都好奇地问我是怎样打通关节的？找到了哪路神仙帮的大忙？但我一直避而不答，缄口不言。

我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是心情太沉重。我的“表演”虽然成功，为亲人办了件好事，为弟媳省去了大麻烦，可我总觉得这种行为本身不光彩，令人很不舒服。倘若中国司法制度配套，垄断行业懂得体谅顾客的特殊需求，凡事都有正当的途径可循，我何至于“大路不走走小路”呢？

这件事情说出来，对我、对那个女服务员、乃至对整个国家，都没有好处。我甚至事后很久，都还念念不忘去银行看那位女服务员，担心她因为“工作失误”而被炒鱿鱼，若真这样，我救了一个，却又害了另一个。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