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上文所列举的国人十大“最不靠谱方面”，我试着开了七个方子，剩下的三个留给高明的读者来开，虽然未必对症，但也能旁敲侧击。因为我是草原垅亩民，不是医生，所以，医治的处方就改称民治的“笑方”。希望您在见笑、见谅的同时，身情和心情也能随之见好。

1、治“喝酒”的笑方

尽管酒在问世之初，大禹就曾警告过，“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但还是没用，夏商两代都是因酒色淫乐而亡国，步其后尘者史不绝书。王朝如此，个人亦然，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以酒亡其身者，更是多如尘沙。

酒和茶叶一样，起初都是药。帝王们自己享用后觉得好，就用酒来敬神，并规定了一整套关于饮酒的制度，纳入国家祭祀礼仪。所以，中国人的饮酒习惯很早就与礼仪有关。可是后来礼崩乐坏，朝野上下都把饮酒在礼仪中的地位拔得太高，看得太重，以至“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仪”，这样麻烦和灾难也就跟着来了。

以现在的情势看，公然禁酒肯定行不通，但放任自流显然也不是办法，折衷的途径只能是改变酒的成份和性能，事实上很多厂家也都这么做了，只可惜酿造改成勾兑，高度变成低度后，不但没有扭转国人牛饮海喝的颓废世风，反而把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白酒酿造工艺给荒废了，让外来的红酒和啤酒有了可乘之机。要知道白酒可是中国人的首创，在中国绝对是“白酒至上”，就像在美国“白人至上”一样。所以，在勾兑和低度以外，还须另寻良策。

个人以为，选辣椒做原料，用史高维尔辣度取代酒精度，也就是用“SHU”（Scoville Heat Unit的缩写）取代“Alcohol”，采用中国特有的 传统酿酒工艺，酿造出一种全新的辣椒酒来，逐步削弱和代替目前的低度勾兑白酒，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这样既可以避免澳洲辣椒酒Disaster Bay Chillies的伺机侵略，让中国传统白酒酿造工艺不致失传，同时又能继续维持酒税的长盛不衰，并促进公民健康，一举多得。

中国白酒本来就是以辣为佳，所谓“吃香的喝辣的”嘛。辣椒虽然引进中国的历史不长，但成为香辛作料的普及率却很高。在中国吃辣椒的人口绝对不会少于喝白酒的人口，仅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的两湖和四川，吃辣人口就足以抗衡喝酒人口，若再加上江西和安徽两省，吃辣的群众基础就更为雄厚、可观了。

研究发现，白酒的营养和健身作用，辣椒几乎全有，但辣味刺激舌头，舌头离大脑更近，所以，辣椒酒能让人变得更聪明，唯一的副作用，就是喝多了会让人出恭不爽；而酒精就不同了，多饮不仅伤肝，而且伤脑，让人忘记忧愁的同时，也让人忘记自己的身份和斯文。

为了扶持新兴产业，中国政府可以出台一些保护性政策，比如，规定只有法定传统节假日才可以饮用酿制白酒，平时家宴小酌和官民应酬一律只能喝辣椒酒，红酒和啤酒只能用于烧菜或招待外宾。据说，过往的革命家都爱吃辣椒，照此逻辑推断，辣椒酒在中国普及盛行的日子，一定是强权和暴政灭亡的日子。

2、治“下棋”的笑方

将用手在棋盘上“着棋”的方式，改成用操纵杆在平台上“打棋”的方式，把棋手坐着或蹲着的姿势，变换成站立的姿势，一盘棋下完，浑身是汗。这样既可以让下棋者手脑并用，避免因长期保持一种姿势而导致的颈椎尾椎毛病，益智又健身，同时也可以让观棋者因不堪久站而自动走开。记得我曾经跟很多海外华人的聪明儿子讲过，谁能发明出这样的玩具，我愿拿出两千美元的专利申请费，因为我知道这种玩具未来的价值和受欢迎度。

中国会下棋的人很多，国家体委应该参照日本的段位制，将围棋和象棋玩家全部等级化。这个公众服务项目几乎跟印制、更换居民身份证一样财源滚滚。棋手们下棋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段位证书亮出来放在棋盘旁边，观棋的人一定会沉默不语，因为他们看见棋手的段位比自己高，自然不敢多嘴，看见棋手的段位比自己低，压根就不会浪费时间观战。

3、治“远虑”的笑方

如果按照“贤、愚、智、不肖”四大类别来均分族群的话，人中龙凤应该占到25%，但胡适之认为智慧人仅占人群的10%。西方国民教育质量高，民众有信仰，民主制度又总能把智慧的人选拔出来占据高位，良好的社会示范必然带来良好的群体效尤，所以，西方智慧人的总数比中国多，总能量也比中国大。尽管中国人也知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道理，但那仅仅是3%不到的一小撮人才有的见识，而且这种见识也未必有机会发挥作用。

改变官员选拔制度，破除任人唯亲、任人唯友的陈规陋习，让贤德智慧人有机会发挥示范作用。有鉴于国人思维跳荡、飘忽、不善于集中思考、逻辑思考和结构思考，实际上是不会思考的弱点，中国应该从小学就开始运用各种实体的思维模型和数据模型，辅助趣味教学帮助理性思考。传统益智玩具都比不着边际的启发试题好，因为中国人后天的所谓“五分钟热度”，正是小时候这种空泛智慧开发过度所致。

明代方孝孺在他的《深虑论》一文中指出，“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也就是说，人无论怎样聪明，总有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中国俗语“人算不如天算”，也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而人要想克服“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的倾向，就必须建立正确的信仰，敬畏神明，遵循天道。只有倚天而谋，守道而虑，才能称得上深谋远虑。

4、治“男女”的笑方

饮食男女，世人所需，无法可禁。相比之下，中国人在这两方面花的心思太多，用力过猛，所以需要警示和劝诫。当然，“戒色”指的是谨慎戒惧非分之想，而不是让人杜绝正常的男色和女色，否则岂不会“无色路断人稀”？理学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存的乃是本分，灭的则是非分。

中国长期以来防范男女“思有邪”的办法，都是“男女授受不亲”式的性别隔离，总以为眼不见，心就可以不疑。然而，天生男女共一处，人为的硬性分开非但不能阻止异性相吸，反而闹出很多相思病和强奸案来。佛家劝人戒色，惯用意念转移法，非要让人把物“色”的对象想象成骷髅，或者自己的兄弟姐妹。殊不知，中国人本来就是傩公傩母一对兄妹夫妻的后代，用“泛亲情”式的规劝不过是返祖而已。

西方干脆采取性开放的态度，中国目前也在有样学样，虽然收到了权宜之效，但长远来说危害更大，因为器官的功能总是越用越好使，越用越想用。比较来说，《圣经》里圣徒保罗所传的戒色方法最简单，也最有效。凡有男女方面的非分之想，立刻祷告求神，用神的力量来化解这种无名欲望。只要诚心正意，长期坚持，效果一定出来。

5、治“应急”的笑方

二十世纪伟大的中国传道人王明道先生有句名言：“处平常如处非常，处非常如处平常。”这是一对因果句子，只有做到“处平常如处非常”，增强忧患意识，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处非常如处平常”。中国人长期享受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整天在天凹地凸的黄土地上耕作、吼信天游，能有什么风险呢？除非天塌下来，即便如此也还有高个子顶着，所以，用不着安全意识。但如今是工业时代，生存环境与过去截然不同了。

除了红十字会系统要继续向全国民众推广普及紧急救护知识和技能以外，每个行业、每种职业也需要借鉴、跟进。县城和大城市的区，至少要有一个真“场”实“景”、“险象”具足的逃生训练基地。单位和个人都要经常来这里参加训练。台湾和日本资源少、灾害多，民众的忧患意识强，应急技能水平高。中国政府可以有意识地在日、台两地多设一些“急难租界”，大批量派出中国都市年轻人去那里感受灾情和观摩应急。作为交换，中国方面也可以大批量引进日本老人，特别是支撑日本经济腾飞的那一代人，到中国的著名风景区长短住，这样既能促进当地消费，又能保护自然环境，还可以让他们把“技术余热”贡献给当地经济建设。

6、治“合作”的笑方

中国人历史上合作最成功的案例，就是管仲与鲍叔牙的朋友合作，廉颇与蔺相如的将相合作。这两对人的合作之所以成功，乃在于他们采取了“阴阳型”或者“榫卯结构”型的合作方式。有一方不自觉多占便宜，另一方就需要主动包涵。这种合作方式说白了就是“夫妻型”的合作方式。中国人都知道一山不容二虎，遇到棋逢对手的情况，总要决一雌雄，而一旦分出了高低，彼此反而容易在一起“过家家”，所以后来有人嘲讽说：“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看来，中国人要想合作成功不是没有办法，但“强强合作”很难双赢，西方式的绝对公平原则合作也行不通。

7、治“守土”的笑方

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屡遭侵略，国土多次沦陷，就因为我们有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这文明带给我们太多优裕的生活，让敌国羡慕嫉妒恨的同时，也让我们自己丧失了斗志，所以，文明是很容易被征服的。要想摆脱这种历史的劣势，除了国家要高度重视武备以外，民间的尚武风气也不可或缺。抗战历史表明，民风强悍之地，战绩一向辉煌。人民战争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战场容量大，更主要的是战无常形，斗无常法。

军队在国家化、职业化的同时，应该首先考虑在军中恢复传统的“武将”世袭制。士兵和军官中，技师越多越好。啥时中国军队中的技师与日本和德国的一样多了，中国军队就能毫无悬念地打败他们了。民间则应考虑推行“武士”、“侠客”世家制度，荣誉头衔每15年颁发一次，通过比武定夺。监狱里好勇斗狠的重刑犯人，可以组织起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也可以参加美军的军事行动，学成者减刑，立功者释放。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监狱管理的负担，又可以蓄养一支见多识广、能征惯战的预备队伍。

中国民间有极其丰富的幻术、戏法资源，除去少量迷信成份以外，大部分都是基层民众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关于它们的真实性，古代正史多有记载。中国军方若能摈弃一味学西方的死板科学方法，本着开卷有益的学习态度，派专人好好研究、探讨一下这方面的学问，再以这门绝活为科目，组织训练一支专门从事现代超限战的队伍，过海关、闯密室、偷情报、窃机密、斩将夺帅，出奇制胜，处处都可以大显身手！


                    当今中国，谁能坐虎诊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