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爹被戴了“坏分子”帽子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之际，我正受文化大革命潮流的鼓动处于情绪昂奋之中，与班内几位家庭出身不过硬（农劳、上中农子弟）的同学处心积虑争取好的政治表现，想得到一个“革命小将”的象征——红卫兵袖章。家中传来不幸的消息，我父亲被戴了“坏分子”帽子。父亲，是我无法逃脱的嫡亲，此后填政治审查表我再没有缝隙可钻了。

爹是怎么被弄成“坏分子”的呢？这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谜团。直到一九六八年响应领袖号召返乡务农回到农村，在“清理阶级队伍”的一场运动中，爹替三奶奶填政治审查表，让我替他填他的政审表（在规定的期限必须交表，三奶奶不识字），我才知道爹被划到反革命队伍中的来由。

我父亲生于一九二一年。从小师从老爷爷、爷爷背诗书学孔孟。十六岁遵从父母之命与我娘结婚。婚后方知夫妻秉性差异很大，议事每每相左。加之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爱看《说岳全传》、《七侠五义》的父亲壮怀激越，违背父母之命（我奶奶爷爷让他安分守己在家，想抱孙子）跑到阎锡山的学兵大队参加了“闫匪军”。事实上他当时弃农投戎必然到阎锡山那里。因为受地域条件所限，我们家乡离阎锡山老家河边镇的学兵大队也就百里路程。父亲的性格是不论干什么都专一和执着，在部队中十分卖力。因此由班长一路攀升，最高级别是代理过十二天营长。大约是土改前夕（一九四五、四六年之际）我爷爷悄悄到部队中看他，见他的军帽中有弹孔。爷爷一惊，这子弹稍微向下一点儿，这孽子就会毙命。爷爷谎称奶奶病危，诓骗父亲回村探亲。归家不久，土改兴起，外来压力促成家族的空前团结。父母久别重逢，婚后十年才孕育了新的生命，那就是我这个长女。

根据父亲这一段“蒋介石、闫匪军”（工作组这样说）的不光彩经历，本来应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可是上面似乎有政策，抗战期间国共合作，那时的代理营长不够“历反”的杠杠。那么“地、富、反、坏、右”五类中不够“反”，能否往“坏”上凑呢？很快，“四清”工作组（我们村是“四清”未结束，“文革”就开始了，因此两运动合而为一一起搞）就抓到了父亲的“现行”。首先一条是父亲是贪污犯“四不清”干部村支书的得力干将，在当大队会计、统计期间，有几项账目不清的记录。第二条是有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不仅自己卖苇席，还组织地主子弟倒卖苇席。——我们村有下湿地，盛产苇子。社员们分了苇子，编了苇席除交大队集体外，剩下的就编了炕席和囤条子卖。换取油盐酱醋钱。我娘善编，既省苇子，又编得 匀称。我爹他世路宽，善于卖，还拉扯上我三叔、四叔去卖。记得有一回卖席子回来，他曾自豪地说：“定襄有一买主，说好要买四柱子的，可是一见咱家的席子打开，就转移了目光，抢着把咱家的抱走了。”言外之意是我娘手艺好。爹还叹道：“以后可不敢同时打开了，得先让老三、老四卖完。咱家的不愁卖。”爹轻易不夸娘，可把我娘欢喜了几天。

我父亲的罪状还有一条更为严重，那就是他曾有过“续家谱”的动议，虽然未曾付诸实施，但“想替那地主三叔招魂”、“与无产阶级对抗”的心机已暴露无疑。

受“坏分子”父亲所累，我下面的妹妹、弟弟都比我惨，没有一个念过初中。最小的三妹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且二妹、三妹都是残疾人（耳朵聋，患了麻疹病得不到及时医治）。其实最冤的还不算我家，村中戴了“坏分子”帽子的另三个人更冤。他们又没有参加过闫匪军的案底，就因为善于脱贫理家，有的会养蜜蜂，有的善于倒卖苇席、旱烟（跟着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走就叫投机倒把、资本主义），都被划到“坏分子”行列。他们的儿女当然也被打入另类、列入另册。

与前面提到的我姑姑不同，这些被入另册的子女们大多数缺乏自由意识和自主意志，没有挣脱桎梏束缚的抗压能力。背着沉重的包袱，越来越自卑和自闭。他（她）们从小就匍匐在黄土地上，没有上学，找工作的奢求（用不着填那政审表），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如虫蚁般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