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骨今何在，疾风摧劲草

八十年代初，我刚大学毕业返回原就教的晋北一重点中学，就有人求助找到门上。我一看是外语组的黄老师，大吃一惊。低矮的个子、又黑又瘦的面容、萎琐的表情，与我印象中的他判若两人。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你与你先生说一说，让他们放了我吧。”他嗫嗫嚅嚅说。

“您怎么了？谁放您？”我莫名其妙地问。我先生是一名数学教师，逻辑思维、落落寡合，能帮他什么忙呢？

“他最近不是常去县里开会么，如果遇上分管教育的副书记生才，替我求求情，放了我吧。”接着又补充道，“生才不是咱校读的高中么，你爱人教过他。”

原来是这样：八十年代初，十年浩劫结束之后，教育战线欣欣向荣。各学校求贤若渴，黄老师找到去雁北师专高就的机会，我县教育局考虑到本县师资缺乏的现状，好歹不放他走。

既然他已把各种关系搞得门儿清，自己为什么不去求赵书记呢？ 大约看出了我的疑惑，不好意思地说，“他（我爱人）刚评了特级教师，说话有风……”。他磨磨叽叽诉说了一大堆当前的困境，临了还一再重复“求求他们，放了我吧。”

黄老师走后，初见他的情景历历在目。

一九六三年我考入高中，黄老师在这所学校教初中。我第一次见识他的尊容很有戏剧情境。我班有位漂亮女生，入学不久就到小镇的照相馆照了相，意在寄回家中让父母欣慰、发小艳羡。谁知照相馆竟展示在橱窗中做了广告。班主任看到后说女孩子的相片不可这样招摇，快让他们取下来。我陪那漂亮女生去讨要照片。照相馆的人刚把黄老师的照片贴到橱窗上，很不高兴地说：“小女娃们事儿多，你们老师的照片贴上去，人家都没在意呢！”当时我们已不听那人说什么，都被黄老师的帅气震住了。尽管只是张大二吋的黑白相片，但极有电影明星的风范。浓黑的头发高高笼起，目光炯炯有神。西装领带，不仅表现出自信自尊，而且透露出自傲自贵舍我其谁的一股霸气。返校后，我们好奇地想见到本人。后来，在乒乓球训练室看到了他。那时他担任学校女子乒乓球队的教练。训练时郑重而严肃。站在绿色球台前教怎样发球、削球等等，一招一式一丝不苟。再后来，又在大型篮球比赛中常常看到他。黄老师并不伟岸，也非篮球队员，他担任篮球裁判。胸前挂一大口哨，在球场上跑来跑去，目不转睛盯着双方队员。哨子一响，准是谁犯了规。黄老师极其洒脱地做出手势，令全场内外心悦诚服。生活中的他虽不及照片上的帅气，可饱满的精气神足以征服交战双方与场外观众。

按说，黄老师是耐揉耐打的刚烈性子，记得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黄老师被揪斗上台，成为‘走资派’的陪斗对象。他那淡定从容一副无辜的样子惹得造反派很生气，就给他脖子上套 了铁丝，铁丝下吊了二十斤重的城砖，让他的头再抬不起来。当晚，家属送来饭，有的挨斗者气得吃不下。他却照吃照喝一如平日。事后得知，他是钟鼓楼上的雀儿，耐惊耐怕了。原来，黄老师上大学时就戴了右派帽子。据说在大鸣大放中，他表现得狂傲不羁，糊了‘引魂幡’，写上‘三大主义’千古的墨书大字。本意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将被送入坟墓，但‘千古’两字又可以有别样的解释。出格的表现，加上他小时候上的教会学校，曾经信仰天主教，理所当然地就给他扣上右派的帽子。当时大学学制四年，他上了八年。其中四年在校农场劳动改造。

“求求他们，放了我吧。”如今低声下气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浮现。我先生一回家，我就把黄老师求情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并且坦言当年我们两个小女生看到他照片时的振奋。

我先生说，那样的照片，当时小镇照相馆缺乏灯光设备，哪里照得出来。想必是此前在天津或省城照的。他为什么要在这儿重洗旧照呢？按逻辑推下来——在谈对象。进大学十八、九岁，那么八年之后是二十六、七的年纪。黄老师是一九六二年分配来的，以他的才干很快就得到学校的重用，当时他心境肯定不错。二十大几，正是谈婚论娶的黄金年龄。

文革中，造反派抄家、砸开档案柜，‘地富反坏右’的历史被翻了个底朝天，这些人已全无个人隐私。我先生曾听人说，黄老师第一个对象谈的是北京姑娘，来往信件曾被公之于众。

北京女士为什么肯屈尊找一个在山西黄土高坡上从教的摘帽右派呢？ 显然那照片起了一定作用。再者，女方本人有两大硬伤：其一，她曾害过肺病，现在虽已钙化，可相亲时一交底，男方就退避三舍。其二，她父亲在香港做厨师，‘海外关系’会联想到‘特嫌’，当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缺陷。

这两点黄老师都不在乎。两人书来信往，确定关系后，黄老师报信给母亲和姐姐。说他将结束光棍生涯，要成家了。按说至亲骨肉应替他高兴。可得到的回应却是当头棒喝！原来黄老师幼年丧父，母亲在天津做保姆供一双儿女读书。姐弟俩很争气，姐姐上了南开大学。弟弟被教会学校录取，天主教神父赏识这聪明的孩子，又推荐他住进神学院。五十年代初，神学院被取缔，黄老师转而考入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而他的姐姐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又凭着家庭出身城市贫民的优势，分配到京城科研单位，从事保密工作。

那姐姐倒不在乎女方害没害过肺病，害怕的是她在香港做厨师的父亲。姐姐怪他浪费了城市贫民出身的优势，不知天高地厚瞎折腾，戴了顶右派帽子已经给她增添不少麻烦，假若再加上一个有‘海外关系’的弟媳，那她能不能留在保密单位都成问题。

姐姐使出撒手锏，你要坚持和那女人结婚，咱们就断绝姐弟关系；母亲到你那儿由你养活。此时年迈的母亲已失去劳动能力，一直跟着姐姐、姐夫生活。

亲人的决绝象软鞭子抽在黄老师身上，尽管肉体上没有伤痕，心里却在淌血。他左思右想，觉得在京津生活惯的母亲喝不惯黄土高坡的水，吃不惯山西的红高粱，只得顺从姐姐，与那北京妞儿告吹。

此后，他二年多再没谈过对象。除了在授课专业知识上显出自信外，平日言谈举止中规中矩，那份自尊自贵收敛了许多。

他孑然一身。既无亲戚往来，也没有谈得来的朋友。节假日常与一位有病的教师摆摆围棋。久而久之染上了乙肝。从此再没资格做教练和裁判。

六五年夏天，在小镇商店，我们看到黄老师带着一位长辫子妇女在购置锅碗厨具。人们纷纷传说黄老师要成家了。没几天，一位有阅历的炊事员便看出那长辫子腰身满满，极有兴味地边干活儿边唱小曲：“时来了，运来了，娶个老婆带了肚来了。”

果然，未及半年，那女人就生下一女婴。

原来这女子是外县一教师的妻子，怀孕后，其夫因骚扰女生被判了刑。这孕妇的初中老师是黄老师在师院的难友。给黄老师保媒，并劝黄老师‘同是天涯沦落人’，别计较太多。黄老师应邀去了，一相即中，便把那孕妇领了回来。黄老师也坦承自己患肝炎，女方说吃五谷杂粮的人都会生病。于是郎有意妾有情，扯了结婚证就住在一起了。

两位当事人都渴望有个家，以便彼此支撑。

在物质和文化生活双向贫乏的日子里（没有电视、收音机、报纸也不能及时送到），人们的眼球极容易捕捉谈论的焦点。黄老师和他的女人很快就成为大家的公共话题。

女人们议论说黄老师的媳妇眼睫毛长，生了孩子腰身儿也俏，可惜反应不灵敏，与人路遇时总是别人先和她打招呼。她目光云遮雾罩，没神。

黄老师根本不在乎旁人说什么。家的感觉又给了他十足的精气神。妻子对他铁心铁意，养女又白白胖胖十分喜人。黄老师在工作之余，倾其所有积蓄都花在老婆孩子身上。他领着妻女上县医院检查了身体，打了抗肝病疫苗；到书店买了育婴书籍。最让人们好奇和兴奋的是他竟然弄来个小鸭子逗孩子玩。每到星期天他就带着妻女和鸭子到小河边玩，放鸭子戏水，还拢了柴火烤窝头和红薯吃，告诉妻子这叫野炊野餐。

在山西黄土高坡（五十多年前），这‘二野’很浪漫很有轰动效应。

当时，学校开展思想革命化运动，有觉悟高的老师就说他这是小资情调。有知底人说他在大学劳教期间就在校农场补破轮胎、放养鸭子。这只是怀旧、自找乐子。

这场运动中黄老师没列为重点，是他老婆的疾病救了他。

一日，黄老师的女人买菜回来，突然栽倒。口吐白沫，黑眼仁上翻，双手冰凉，象背过气的僵尸一般。一位曾跟黄老师学过乒乓球的女生及时救急，请来大夫，掐人中、中指尖放血、针刺‘合谷’穴位，折腾半日，患者才缓过气来。医生对黄老师说她患的是癫痫，老百姓叫‘羊角疯’。

女人栽倒的地方是传达室门口。人来人往，围观者边看边感叹，说怪不得这女人眼里没有神，原来有这毛病！抽风抽坏了脑神经，生下的娃都不机灵呢。公共结论是黄老师霉到了极点。原以为女方不嫌弃他有肝病，是天性善良。原来她有隐情，羊角疯缠手哩。

紧接着女人断了奶水。养女嗷嗷待哺，又害了口疮。

这情形让自尊心极强的黄老师既尴尬，又手忙脚乱无所适从。见了熟人躲着走，不愿交言接语。只好请一周假，带妻女去治疗。

万事互相效力。这时，谁也不好意思再在‘野炊野餐’上做文章，去整一个倒霉到谷底的人。好在积极分子们又抓到了更反动的言论（有人说过‘困难时期到了厕所光放屁，拉不出屎’；还有人说‘生活靠自己安排，快乐靠自己寻找’等）。黄老师侥幸躲过思想革命化运动的紧锣密鼓阶段。

事后，女人坦言，打小她就有这毛病，一年犯三、四次。怀上娃一直未犯，自以为好了。所以婚前没提。

黄老师沉默半响，不知说什么好。最终用行动表现出宽容。他立即买了针灸书籍和针具，认真学开了针灸技艺。

女人是农村户口，没有工作。当时的政策是孩子的户口就低不就高。闺女的户口要随妈妈。但女人是外县的农业人口，外乡愿意放人，当地却不愿收留（不投工不投肥，拿几个钱就分两人的口粮，哪个生产队愿意要呢？）。 黄老师的妻女当了两年黑户。三口人吃黄老师一人每月二十八斤的供应粮，很快就吃光他以前的积蓄。一天一位姓李的男教师上公厕，黄老师跟进去跟出来，象有什么难言之隐。李老师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想卖两张邮票。李老师听不明白，黄老师这才说，家里吃得没盐了，离发工资的日子还有十几天，想卖两张邮票买斤盐（那时，食盐一斤一角六分，邮票一张八分钱）。李老师当即掏出两毛钱给他去买盐。这种窘困的生活状况成为人们的笑谈。其生活的艰难窘迫有人同情，亦有人不屑。据说此前刚成家时，他大手大脚，爱摆谱。过五月端午赶集市，学校工资最高的老教师都舍不得买的土鸡，黄老师不还价就提了回来。口口声声道：“过节嘛，过节嘛。——让人家也赚些！”

为了给妻女找个安身立命之地，黄老师东奔西跑，终于搬动了一位毕业后回村当了干部的学生，将老婆和养女的户口落到一个边远村子。

村干部愿意收留，还得到公社备案。公社领导又提出苛刻条件：黄老师必须到社办中学服务四、五年。那时公社中学实行两年初中、两年高中的体制，缺乏有资历的教师（尤其没有象黄老师这样的英语、俄语都拿得起来的外语老师）。于是黄老师就调到了公社社办中学，不仅带初高中各年级的外语课，还兼代历史、地理。

黄老师重返我们所在的重点中学时，大约是‘四人帮’垮台之后吧。这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松动了，可他却完全没有自信自尊的气概了。当大车卸下他全家时，人们惊呆了。他之后是老婆，老婆后面是大女儿拖着二女儿和小儿子。有了农村户口，他竟然象老农民一样生了这么多！除他还有一丁点儿教书人的谱气外，其余四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完全是乡野草民贫困寒酸的况味了。

帮他搬行李的知情人看了他那打了补丁的铺盖卷儿，装满外文资料的破纸箱，直皱眉头。都暗暗慨叹：这般光景，倒敢生！拿什么养活呢？

谈起黄老师的境遇，恐怕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报告都难以尽诉。我先生一口应允全力以赴地帮他。为难的是，当时的形势：县里只从外地吸引人才，没有放人的先例。于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两口子动不动就提起黄老师，总琢磨怎么对赵书记开口，用什么更好的办法能打开缺口。

我设身处地一想，他的调动还有个难处。从本县农村迁出妻女儿子容易，往大同郊区农村落户又是难题。他考虑到这一层了么？

我提出这一难题时，我先生却笑道：“嗨，人家都‘农转非（农户）’了。”说起来又是一段故事。黄老师右派平反后，教育系统有了农户转非农户的指标。可这些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一线教师身上。教育局的干部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学校学生灶有个临时工是教育局某干事的妻子，上工没几天，就转成正式职工，立马又调回县城上了班。教师们议论纷纷，有人就鼓动黄老师去县里要指标。

黄老师写下陈请书，意即论年头、排资历、讲困窘，都该把指标给他。陈请书久久不见回复，黄老师就带领全家大小下县城，坐到县文教部、教育局的院子里讨要说法。全家人乞丐一般，饥渴时，啃上自带的窝窝头，拿上自带的搪瓷缸，常进办公室讨要热水。大有不达目的死拼到底的决心。文教部长是个老干部，心软了。也觉得人来人往的影响不好。十几天后下达指标，黄老师的妻子转成了‘非农户’。之后，孩子们也相继吃上了国家供应粮。当时被人们称为：“一步迈上了幸福的新台阶”。

有了这个飞跃，我觉得黄老师的调动更艰难。给了你‘农转非’指标，是要你好好工作，你却想振翅远飞，岂不更不合情理。

那时，我先生刚评上特级教师和教育战线劳模，常到县里开会。他既渴望遇到分管教育的赵书记，又怕遇到他。因为一直没有最佳说辞。常对我说：千万不能碰钉子，一旦被拒绝，恐怕就难扭转局势了。

关键时刻，黄老师家又发生了内乱，妻子和养女联手对他发起攻势，不依不饶，官司打到学校教务处。

缘由是这样：黄老师到社办中学支教，本身业务暂且不说，单是那针灸技艺就有飞跃。农村缺医少药，老百姓迷信‘外来的和尚’。黄老师给学生治好牙疼、疔疮、肚子疼等小病后，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纷纷来求医，他这教书先生课余又成了‘赤脚医生’。

返回我校后，黄老师‘搪瓷盆洗手’再不从医。可巧这年县里委派我校开办农村小学教师培训班，黄老师原先支教的公社派来一位女教师接受培训。这天下午，女教师突发肚子疼，在床上打滚。同舍学员无计可施，她突然想到黄老师，就求他去扎针止痛。

黄老师难却信任，赶回家找到医书针具，随女学员们来到患者床前，经患者口述和实地检查，结合以往经验判断是肠痉挛。就选了手腕上的‘内关’、小腿上的‘足三里’和肚脐上三横指的‘中脘’三个穴位进行针灸。正在扎肚上的中脘，黄老师的妻子和养女闯进宿舍。见此情景，顿生联想，火冒三丈。大骂接受治疗的女子不要脸。骂黄老师不安分……

黄老师的妻子自从前夫出事坐监，心里埋下阴影，对男女交往特别敏感。黄老师在社办中学业余外出扎针，妻子与他亦有约法规章：一般是扎男不扎女，即便扎女也须扎老不扎少。这天，娘儿俩一见黄老师揣上针具急匆匆的样子，就心生疑窦，赶来监察……

人们说黄老师的妻子缺心眼，再次得到了印证。她不该把长女的身世告诉正处于逆反期的少女，并让闺女做她的同盟。更不该一直闹到教务处。教务处某领导坚信黄老师的清白，故意逗她，说：“实话说，你看见老黄是金宝玉器，在别人眼里，他又黄又瘦，一身毛病，干瘪老头，人家喜欢他什么？”

那女人不假思索道：“爱他的知识，爱他的技术！”

确实，黄老师平反之后，嫌弃他的人少了，与他打招呼的人多了。 这就让女人在安全感上出毛病了。

黄老师妻子闹腾，长女助阵，在学生中都造成一定影响。这给我们带来灵感。我和先生商量：咱何不在赵书记面前坦承黄老师的处境，请分管教育的领导们权衡一下去留黄老师的利弊。为了圆黄老师高就的梦，不妨贬损他一下。比如老肝炎、颈椎病，年纪一把干不了几年，一对病秧子拖儿带女，内斗不休……给领导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多。

果然，我先生瞅准机会，把这番话对赵书记和盘托出时，赵书记爽快地说：“让他走！咱再不拦他！”

黄老师如愿以偿，拿到去雁北师专的调令，对我们两口子十分感激。当时，哪怕办件小事都得‘研究研究（烟酒）’。他未破费分文就办成这件大事，想表示一下，不知从哪儿弄来棵香椿树苗，要送我们。我们无处栽种，好言谢绝。

他的如愿，既让人为之高兴，又不免替他酸楚。

难道只有内外交困，把日子过到这个份儿上，才能拿到通行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