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难以消融的记忆（一）

高芸香

我的青春是被浸泡在“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中渡过的。我们那一代人无论是求学还是参加工作，第一要务是填写政审表，如果政审不合格，升学、就业、甚至结婚都没指望。而个人政审表格中最重要的两个栏目是直系亲属的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的政治状况。——当然，自身的政治面貌更为重要，问题是作为年轻学生，成长在红旗下，本身是一张白纸，所以最致命的就要看你的父母辈、祖父辈和外祖父家有什么“政治污点”了。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拿到准考证正准备走上大学考场，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泡汤。据六五届学姐学哥们介绍，其中不乏文理各科都学得棒的优质生，就是因为家属中有“阶级敌人”政治审查不合格，未被录取。我姨表姐的儿子因老舅舅曾是“历史反革命”而不能参军。某女生则因父亲在旧军队中呆过而不能与热恋的兵哥哥成婚……。按照当时意识形态中的统一尺度衡量，我的亲属中就存在“阶级敌人”，所以每拿到“政审”表格，我就呼吸紧张，笔头沉重，对未来前途深感迷惘。

• 三爷爷、三奶奶土改中被做成地主

我的老爷爷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我的亲爷爷（小名有绪、字文光）。我爷爷粗通文墨，曾做过私塾先生。终因讷于言而敏于行，后来当了泥瓦匠。二儿子即我的二爷爷（小名根绪、字文亮），少不安分，志向高远，八年战乱中漂泊外蒙（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定居）。我三爷爷（小名根富、字文明）敏感聪慧，吹拉弹唱、编织手工，无师自通。小儿子三爷爷深得老爷爷和老奶奶宠爱。老爷爷在家乡之外的繁峙城里经商，诚信为本，经营有方。买卖每有盈余，就在家乡起房置地。——据说那时的官商士绅以及各种工匠等都将买地作为一种投资形式，恰如现今的房地产、股票投资一样。老爷爷除了经商有道外，还是繁峙城内的书法名家。我虽未去繁峙实地考查过，但记得小时候去邻村上下赶集或过庙会常常看到亭台楼阁或庙门的牌匾，乡亲都自豪地介绍说那是我老爷爷的手迹。但老人家的信仰是“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子孙们不必大富大贵，最好知书识礼，并有一技之长能自立自强。儿子们娶妻生子后，老爷爷老奶奶就主张分家另过，锻炼各家的自理能力。

自然，一碗水很难端平。在分家产和土地时，老爷爷老奶奶的天平砝码明确向小儿子倾斜。一是三爷爷体质不及兄长们强壮，扶犁荷锄没劲儿；二是三爷爷三奶奶家人口多（那时三奶奶已生了姑姑、三叔和四叔）；三是三爷爷喜好手工编织（花篮、鸟笼在农村卖不了钱），不擅长农耕，耕种还需雇人。更过分的是把流落外蒙的二爷爷那一份也归了三爷爷三奶奶料理。

我爷爷当时只得了一处场院、三间土平房和六分田地。他私下念叨父母太偏心，说：“老三家人口多？咱家的贵昌（我父亲）、贵柱（我叔）比他家三柱、四柱还大呢！”好在我奶奶特贤惠，且能安贫守困，她说：“正因为他家的孩子小，大人们才偏他呢。”爷爷说：“贵昌已娶亲（我父亲已娶我娘），老二也比他家的大（意思是快成亲了），咱人口不比他家多吗？”我父亲那时爱看《说岳全传》、游侠演义等书，满腔豪侠义气，也劝我爷爷别生闷气。他说：“这是给了自家弟兄，又不是外人！。再说土地是人赚的，房屋是手建的，您有泥瓦匠手艺，咱同心协力还愁没房住没地种么？”果然，没过几年，父子们克勤克俭又置了些田地。

福祸相依。一九四六、四七年崞县东八区（我的家乡）的土地改革运动特别激烈。我们村（河东十一村中最小的村庄）就捉了三户地主，包括我三爷爷一家和我们家。我爷爷执拗，自认为自耕自种，自给自足没有雇过长工，够不上地主的杠杠，心底坦然。我三爷爷则因为自己不善于农耕，常年雇工，又听说大莫村（河东十一村中最大的村庄）斗地主斗出了新花样，将地主赤裸上身、双手拴到马尾巴上，然后贫雇农扬鞭赶马“磨地主”……。三爷爷怕受这样的酷刑，撞墙自绝身亡。三爷爷的“畏罪自杀”（那时的统一叫法）加重了三奶奶的罪过。可怜精明娇小的三奶奶那时肚里还怀着她的三儿（我的五叔）屡屡遭受批斗。可怜我五叔落地就没有见过父亲。

据说这样的过激斗争传到了中央，后来有过一个“纠偏”运动。在纠偏运动中，我家的经济状况和我爷爷的一贯表现又被做重新考量，最后归还被没收财产，我们家连上中农都不够格，被订为“中中农”成份。——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依靠对象，中中农为团结对象，地主富农为打击对象。——记得每当我填那政审表格时，填到家庭出身一栏，书写“中中农”三个字时特别认真，心底无比感激中央感激党，更具体当然是感激那次“纠偏运动”。

三奶奶一家的遭遇却更惨。因为三奶奶原本有两处宅院。土改时把她的一处上好宅院分给了姓冀的贫农。次一等的留给她一家五口居住。而姓冀的这家良知未泯，觉得虽然给人家做过雇农，但同吃一锅饭，人家没有亏待咱，现在白住人家的宅院心底实不落忍，就传出话来愿意将房屋低价卖给原主。三奶奶有心买回这套宅院，怎奈土改后一贫如洗，拿不出分文。这时有人看好三奶奶现住的房屋，就给她出主意说:。“你卖了现住的房院，再低价买回那套大宅院，多划算！”在三奶奶卖房的关键时刻，我父亲听说三婶儿要卖祖上房产，赶紧与她打招呼说别让这套房落入外姓，按乡规传统卖房应先让本族本家。精明的三奶奶看我爹买房心切，还在原售价基础上长了些钱。我爹与我爷爷为买回祖上的房产借了许多外债，但他们心甘情愿。因为这样就促成三奶奶低价买回自己那套上好的房院。在爷爷和爹的传统观念里，老爷爷置办的房产还是落在自己家族子弟手中踏实。

谁知“纠偏运动”中还有个核心提法是捍卫土改的胜利果实。分给贫农的房院，三奶奶又低价“霸占”回去，罪加一等！三奶奶又变成“反攻地主”。工作队反复做冀姓贫农的思想工作，三奶奶又把那套房子归还了冀姓贫农。这一次那得了房子又得了钱的贫农以革命的名义安慰自己的良心，他对街坊们这样说：“咱不敢对抗土地革命啊。毛主席要咱们翻身做主人，这是上头的政策啊……”。——文革中造反派的打砸抢无不以革命的名义，恐怕历史渊源就在这里。

地主是阶级敌人，反攻地主则是地主中的极品。那就是心怀不满、时时想变天的头号敌人。记得上小学时我与五叔（三奶奶的小儿子）同班，五叔向来闷头不语，不敢惹事生非。尽管如此，小朋友们都入了少年先锋队，戴上了象征革命接班人的红领巾，五叔却没资格领受这份光荣。

为了不彰显我和三奶奶家的关系，奶奶和母亲都教我背地里可以叫五叔，到了学校不可过分亲近，否则怕扯不清。说实话，我遵从奶奶和母亲的教导，升学、入团都未在政治审查表中填这一门社会关系。我母亲说你姥姥家是贫农，你尽可以填大舅、二舅、三舅、姨姨、姨姐等，把那表格占满，谁还细考究你的三奶奶呢?是啊，我开了窍后在社会关系中择优录用，二舅、叔叔、姨姐是党员，国家干部，就首选他们。

如今反思那场革命，它革得不仅仅是“土地”的命，不仅仅是“地主”的命，革得是以传统道德为支撑的乡村秩序的命，震撼的是以传统美德为基础的世道人心。分了浮财的贫下中农提高了政治觉悟，有他们的华丽转身，被斗被批的人也破罐破摔，有他们的存活之道。与我填表时的投机取巧相比，我姑姑（三奶奶的女儿）的变化令人吃惊。她没有因家门的不幸一蹶不振，而是以长姐的身份挺身而出，每当揪斗母亲她都不让弟弟们出头露面，而是将自己收拾得一尘不染，亭亭玉立陪在母亲身边。姑姑天生丽质，往常异性追求者不少。姑姑故意制造玄机，让那些渴望在“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的痞子无赖们争风吃醋起内讧。谁在批斗三奶奶的过程中出风头，姑姑就伺机报复，收拾谁。三奶奶亦一改往日屏声敛息的妇道模样，纵容姑姑招惹年轻后生。

我爷爷生性耿直愚钝，看自己的弟媳与侄女作风大变，以为是居无定所、缺吃少穿所致，曾举家商量把买来的宅院再借供三奶奶一家居住，哪知遭了三奶奶的闭门羹。三奶奶说活到这步田地，她再不指靠旁人。原来三奶奶已将姑姑许配给同村一位老革命干部的长子做媳妇。这老革命的长子幼年丧母，生性柔弱。老革命续弦后又生三子。这长子与我姑姑同年同庚，早有羡艳之情，一直不敢冒犯。老革命怜惜没亲妈的儿子，又相中我姑姑秀外慧中、胆识过人，就给儿子定了亲。老革命干部在村里很有威望，有了这样的亲家，三奶奶的底气顿时强壮不少。不久，她又把大儿子（我三叔）过继给本族一位孤寡贫农做儿子。契约是三奶奶一家与这孤寡老妇同吃同住，给她养老送终后我三叔继承她的房院。这样，地主婆三奶奶的大儿子就变成了贫农后代。三叔及其未来的子女就当然成了革命的依靠对象。

有一次我听见三奶奶与一个欺负她的泼皮无赖吵架，她老人家完全放弃小脚妇女的“封建做派”，放开嗓门嚷道“既没房又没院，既没男人又没汉；破门墩烂门板，寡妇老婆没人管……”言外之意即“老娘是极品，我怕谁！”更叫人刮目相看的是结婚生子后的我姑姑，竟敢与老革命公公叫板。在某个冬天的批斗会上（仿佛是“一打三反”运动，记不太清），三奶奶是陪斗者。姑姑怕年迈的母亲着凉受寒，就脱下棉衣披在三奶奶身上。那老革命大约是嫌儿媳常陪在“地主婆”身边不入革命潮流，就批评了姑姑几句。不料姑姑冷嘲热讽，伶牙俐齿说什么“嫌不入眼让你儿休了我！谁家没个穷亲戚富亲戚！谁家没个贵亲戚贱亲戚！别狗眼看人低！哪一天你触了王法，我还让你儿陪你……”一个批斗会变成了姑姑的“造反”表演，弄得那老革命哭笑不得。“吃不上葡萄”的后生们对老革命本有醋意，这时便拍手称快。连主持会议的干部亦束手无策……。如同遭遇地震后的溪流，姑姑和三奶奶冲破固有的存活模式，寻罅觅缝，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开创了新的生存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