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一大早，妈妈准备了一桌堪比晚餐的丰盛早餐，全家和表哥一起举杯祝我一路顺利。收拾过早餐，送行的车等在楼下，我就要告别这个家了。爸爸还在床上不能送我到楼下，我在他的床边跟他道别，爸爸在我的右颊上亲了一下并轻叹一声，我的眼泪下来了，应着爸爸的“记得常写信”就走出了房间。        

       车站站台上没有几个人，车厢里还是空空的，和前一天差不多。我和表哥坐在车窗前跟站台上的妈妈和姐姐告别。姐姐不停地抹着眼泪，影响着我也泪流不断，妈妈却笑盈盈地安慰我：“放心吧，我们都还不老，别惦记我们，你爸的腿过些日子就全恢复了。”那一刻觉得妈妈挺厉害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传递给我的都是正能量。火车开动的一刻，对着妈妈微笑的脸，我的视线再一次模糊了。。。       

       隔了一天又来到北京站前广场，这一次是更加的骚乱，地面上的公共交通完全瘫痪。正常情况下，从火车站坐公交车到民航大楼，然后坐民航大楼开往机场的大巴。此刻，没有公交车也不确定是否还有机场大巴，所以我们计划直接去机场，在机场附近住一夜，这样方便又能确保第二天一早上飞机的时间充裕。       

       表哥让我看着我的两只大箱子，他去打电话给北京的朋友看能否弄辆车。他走开后，我守着两只大箱子，看着远处建国门立交桥飘荡的黑烟；头顶时而盘旋过的军用直升机；还有从站前街看过去长安街上驶过的装甲车，这一切都让我神经紧绷。周围乞讨的残疾人，他们以地铁站口为家，终年风餐露宿；匆匆过往的行人，都是家在外地的过客；蹬三轮的板儿爷们忙着拉生意发国难财。。。最醒目的还要数轰隆驶过的满载士兵的军车。车上的士兵们密密麻麻地站着，面无表情、手持钢枪，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注视着街上的行人又像无视这些行人。军车很近地从我身边开过，我紧张地想象着如果这群机器兵被谁一按按钮一梭子扫过来，我是扔了箱子逃命还是死活顾着它们。。。表哥回来找不到我怎么办？。。。从而联想到战争年代逃难路上家人就是这么失散的。      
 
       谢天谢地，军车开远了，表哥回来了，我把刚才的一串紧张和联想讲给他听，他笑我说：“傻子呀？当然是扔下箱子跑啊！”看他轻松镇静的反应我也放松了不少。他说北京的朋友都没有在单位上班所以联系不上，看来得自己想办法了。那个年代，普通人家里没有电话，更别说手机了，电话都是打到工作的地方，那么乱的时候，没有人上班，打电话自然找不到人。       

       表哥带着我走到一辆出租车旁：“去首都机场多少钱呀？”       
       司机打量了一下我们俩，操着很赖皮的北京腔儿：“两位？五百！”      
       “那我包你一天车多少钱？”表哥随即问道。       
       “嘿，兄弟，看你是行家，好吧！按包车算，收你两百！”      
    
       那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头几年，人们对金钱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人有许多生财之道，例如吃回扣，虚报出差费用。个体经营者也熟谙应对之道。表哥“混迹江湖”也有时日，能省下三百元的门道我一直不得要领。这大概就是生意人和非生意人的区别吧！       

        坐进车里，看上去30多岁的司机从后视镜中瞄了我们俩一眼就开聊了：       
        “学生吧！怎么着？回家躲躲，避避风头？”      
        “这是我表妹，要去美国。”      
        “哦，那还有回来的必要吗？”司机极度轻快的语气中透着肯定。       
        “。。。。。。”我们无言以对，司机话题一转：       
        “待会儿如果路上遇着兵，你们别吭声儿，我来对付。”一句话立刻让我们进入状况。       
        “北京真的开枪打死人啦？”表哥的好奇又被勾上来了，年轻人与生俱来的参与感啊。       
        “多新鲜啊！”司机不容置疑地接着说：“不说广场那边，就这马路两边的居民楼里都有死人。这帮当兵的孙子们！”       

        司机提到去机场的路面被坦克的履带压得坑坑洼洼，我们要走另外的路。 一路上的感觉真是与以往不同，商店都没有开门营业，见不到公共汽车往来，街上烧毁的车辆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动乱。一辆被焚毁的公共汽车横在路上，长长的车身只剩骨架，不算窄的路被它堵得严严实实，司机只好将车开上人行道绕过去。又一会儿，路边走过一队端着枪的兵，大概十几个人，像二战电影里巡逻的德国兵。司机瞥了他们一眼：“丫敢给咱们一梭子，我就一脚油门上去，压死几个算几个！”当时确实紧张，但也寄希望于他们不至于是一队疯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