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告诉我那是好些年前的事了。

这一年几个朋友结伴去D江口，路过一乡村学校，里面教室破旧，桌椅残缺，教学设备几近于无，寒碜之状让人不忍直视。于是大家就商量捐钱帮助修整这所学校校舍和设施，送一批电脑和图书，也算是为当地发展尽一片心力。估计至少也得以百万作基数来作初始投入。

毕竟这种事还得要当地政府参与协调，结果联系上了D江口市政府，这种可作政绩夸耀之事想当然的不会被政要忽视，因此几经辗转见到了一位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商谈如何实施对这个学校的捐赠。作为在经商多年的上海人，朋友们都参透社会的规矩和惯例。为避免捐赠被各色逐利者们吞噬，使捐款人的善意莫名其妙地消失在飘渺的推托和藉口之中，他们也在交谈中清楚地表明，这个捐赠不会给现款，而是按修建和购买的实际费用开销。这一精明的操作建议当然就得到＂不忘初衷＂的副市长的高度赞许和无保留的认可。朋友们被告知第二天上午这位副市长会亲自前来小村商量如何具体处理这一捐赠。＇

第二天上午，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满怀热情的朋友们没见到那位父母官。也许是政务繁忙，也许是没有警察叔叔开道而堵在半路，大家都很体谅地为那位副市长找各种他可能迟到的肇因。

几个小时一过，恐怕再有耐心的人也扛不住，何况这又不是热恋男女誓死不移的＂蓝桥之约＂。拜托现代科技创造了让人须臾不离身的手机，朋友就开始壮着胆子尝试给副市长的手机打电话。都怪电信行业在入了世贸组织以后宁可食言也坚决不放弃的垄断，那位副市长的电话始终是处于无人接听的技术状态。最终，受上海人商业精神熏陶的朋友打通了副市长秘书的手机。那位秘书堵住了朋友的问询，悠然地说，领导没空，改天再约。

直到朋友们回到上海好一段时间，那位D江口副市长的电话一直保持沉默。

其实想想也很欣慰，他用这样一种有中国特色方式把可能贪污腐化的渠道给堵住，既使捐资人避免身心受损，也帮助穷困学校可以继续领取那些可能有的扶助拨款。

听了这段往事，直觉告诉我，那位有杰出领导艺术的副市长多半有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众所周知，假如在世界范围内按学校培养出的能人数量这种定量指标进行排名分类，如果中央党校谦虚地排第二，恐怕没有哪个学校有胆量去摘取那顶排名第一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