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６９年冬，正值文革高潮。我们也没课可上，很应景地到工厂＂学工＂，有个很荒诞的定义把那种逆人类文明进化的行为叫＂接受再教育＂。就是让受过教育的人去到一个不需要知识和创造力，纯粹以体力劳动谋求生存的环境里挣扎，让人和社会退行到一种低劣的原始生态。那些“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无不带着这种虐待狂的印记。结果是一个民族被“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诅咒所驱使，沉缅于一个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恶梦中，徘徊在一个背离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特色”的崎岖绝境，收获的是贫穷，愚昧，支离破碎的信仰和抹去底线的道德，享受的是同胞之间的彼此仇恨，相残和告密那种“其乐无穷”的恐惶和绝望。

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1949年以后到文革时那种变态的反知识，反教育，虐待受过教育的人就是让北大给种下的祸根。老人家的自述：他满怀“到中流击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壮志到北大图书馆打工时，很想找几个北大学生讨论济世之道，谁料那帮学生都没正眼瞧这位满口乡音的管理员。据说北京大学资料库里还藏着民国早期校内人员的一份工资单显示，这位未来有“粪土当年万户侯”气势的来自湖南第一师范的图书馆助理只拿8元的月薪，当时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120元，教授陈独秀是300元，校长蔡元培先生是600元大洋。

正是这种在北大领受到的屈辱感让他愤而拂袖而去，继而在乱世中悟出来自西方的马克斯列宁主义能帮他向这个世界召唤出“造反有理”的魔力，他以革命的名义折腾出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局面。当这位前图书管理员在取得政权后用他炉火纯青的帝王术向世界证明他可以把整个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时，他蕴积多年的窝囊气就血腥味喷涌而出“搅得周天寒彻”。

古来枭雄皆奉“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为圭皋，这位前图书管理员是在他统治的世界里演绎后一格言的圣手，无人可望其项背的。解读这格言的第一句，他不是世说的那种君子，他的器量明显是和权力大小成反比的。因此登上的神坛之后，他就毫无顾忌地用无所不用其极的办法去凌辱摧毁所有忤逆他意愿的事物，所有那些曾经被崇敬的圣人权威，那些传统的道德文化无不成为他嬉笑怒骂的对象。而留存在他记忆中多年前在北大受到的轻蔑和鄙视，嬗变为一种变态报复心理去蛊惑和唆使打手酷吏给那个阶层里的每一个人烙上卑贱，羞辱的印记。最终他确实把那群胆敢推动文明并宣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人们踩到生不如死的专制泥泞里。

曾经和朋友聊天，一朋友调侃：倘若当初北大对那位图书管理员展示更多的善意和慷慨，也许那个民族可以避开一场浩劫吧？不幸的是：历史不接受假设。况且这位前图书管理员无论如何都不是仅限于在书斋里与之谈“鸿鹄之志”的人。像他自己说的，他不摸枪，不谈钱。区区俸禄是不能与他至死紧擭的“无法无天”的权力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