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67年，去中山大学听【欧阳海之歌】的作者演讲。回来的路上和同学折进一小面馆吃面条。刚好一个同学的父母也在店里，遂叫了几碗面给我们并付了帐。那是我长到十三，四岁中的第一次不是和家人在外面的店家吃午餐。小心翼翼的拨拉着面条，我发现汤中载浮载沉地漂着几个带肉馅的小包子，鲜爽可口。顺带说说，那收钱和粮票的女同胞是身兼两职，还要不停地包那种看起来很小巧的肉包子，没手套的，大家都认为开锅的汤里打个滚，没有什么微生物能活下来。

回家我很兴奋地告诉妈妈今天吃的面条汤里有几个好吃的肉包子。我妈带着不可言喻的表情看着我，说那叫云吞面，那是她在我人生中无数的耳提面命和纠错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我人生中的第一碗“豪华”级别的云吞面很戏剧性地跨过了处女阶段并且被很平民化地解读为带小肉包子的汤面。

五

文革时的一种洗脑工具叫吃“忆苦思甜”。那是用一种虚拟的陈旧苦难去编织新的仇恨，顺带引导出被操纵者对现行制度的“幸福”感，最终目的是要对按当政者需求制造出来的社会公敌表现同仇敌忾的仇恨。当然这种“苦难”是有时空坐标的限制的，1949年以后的所有非正常苦难都必须用各种冠冕的名义来覆盖，并且那是不能“忆”的。实在盖不住，当政者会指导老百姓如何“向前看”的，把那些苦难从人们的记忆中和历史记录中抹去。

为了让“忆苦” 更具有模拟的真实性，当时的各级革命领导就发挥想象力，让人用喂养鸡豚的饲料来煮出“忆苦餐”命人食用，说1949年前被人压迫的父老乡亲就只能吃这些，比方是番薯藤，米糠，野草的混合物。档次高的忆苦餐会加点红薯或芋头进那锅饲料里。碰到党性坚定者，就不要存那种可以挑红薯吃的奢望了。我记得在中学时，有一次例行的洗脑，年级里的那位有一对蛇一样的眼睛的领导慷慨激昂地骂了一通阶级敌人后带大家开始领取无油无盐清煮的不知名的野菜和糠，然后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在嚼“旧社会”的阶级兄弟的典型模拟口粮。其他的领到这种“圣餐”的人则四散开来，多半把口中所含之物不动声色吐入脚下的土里，让其他的生物也可以分享对非共产主义制度的理所当然的仇恨。

记得当时有一哥们私下嘀咕，黄连素和甘油栓他都备好了，也就是说不洁所致的腹泻和因糠而起的肠道堵塞都在他的享受“忆苦餐”的计划之中了。这哥们的素质适合在官场混，听说后来在某大经济特别开发区发言人的位置上常常口吐莲花，左右逢源，语惊四座。扯远了，我当时留意到那位领导没多久就已经施施然地合上他的饭盒盖子，满怀革命豪情地和一群人在探讨如何将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付诸实现，我敢肯定他饭盒里面那团呼唤仇恨的混和物的最终安息地将不会在他的口腹里。

六

1970年，那位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和老人家还没撕破脸，决定发个准备和老毛子打仗的通令，让已经萧疏的城市进一步疏散居民。我们一帮每天都在“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就是不学文化知识的中学生就被带到广州附近的花县去建农村分校。这建分校是要自己打泥砖，挑瓦，挑沙，平整地基… 每天都念叨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去干无休止的重体力活。实在说，现在民工的待遇都比我们高，因为我们参与的是“世界革命的伟大事业”，是要献身的崇高事业，必须自带伙食且无分文回报的。那时粮食定量有每月30斤左右，每顿饭能有4两米饭。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搪瓷饭盆里的饭经不住几条匙扒拉就跟鬼子进村那样不剩什么了。按说这种活着的方式已经比官方告诉我们的“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难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要高了，可我们觉悟低，真没有产生老人家乐此不疲的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而产生的“其乐无穷”的幸福感，于是老想着怎样填饱肚子。班里一位在集体厨房里帮忙的同窗，不时告诉我们厨房里晚上可能有煮焦的剩饭。我们就在黑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朝那如萤如豆的灯火奔去，用几两粮票加毛票换得一些带焦的米饭，没菜，也没盐，那盆饭在几分钟内即可下肚，连个饱嗝都不打。

每星期有半天的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就约上三五同窗徒步来回十公里到附近的镇上，唯一的目的是用家里给的零用钱买0.45元一斤的美名曰“牛油条”的饼干。往回走时边走边吃，到了在乱坟岗附近的简陋住处时，手里那包饼干只剩下不能吃的用旧报纸糊的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