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弓，我们童年时男孩的最拿得出手的装备。

那时住在校园里，到处都有小树林，校园里的山指甲丛或分枝很密的番石榴树就是最好的弹弓原料。挑合适的枝桠，用钝得可以当锯子使的铅笔刀费劲地削下，还得不时张望一下，提防园林管理处的人，倒霉被抓住了就得让父母来领人，那岁数，教训是留在皮肉上而不是记在脑子里。

把带回家的枝桠细细地修成人字形或牛角形，用铁线把去皮的枝桠固定成型后，在妈妈烟火弥漫的煮饭的火炉上烤成略带焦黄的色泽，就完成了基本骨架了。当然，那是讲究等级的，带弯的牛角叉是档次最高的，可以在别的同年面前抖抖威风的。接下来就得费心思筹款了，四分钱一条的做自行车气门芯的橡皮管，寒碜点的一边两条，富裕点的三条，一边四条应属高档的了。有点路子的还能弄到自行车内胎上剪下的软橡皮，那是豪华型的，因那种橡皮弹韧性好，耐用。物以稀为贵，那时谁家的自行车内胎都是补完又补的，等闲见不到一条可以下剪子的内胎。最后的装配部件是弹弓包石子那块皮子，那多半是来自旧鞍马上的人造革。明目张胆地去割当然不行，胆子大的孩子就瞅着中午校园午休的静悄悄的时分，溜到体育馆里，钻到那堆报废的旧鞍马里找到合适的皮子下手。胆小的就得求着这班胆大的孩子把皮子匀点出来，刁点的“土豪”还会让人拿点吃的玩的来换。

弹弓是打鸟的利器，打得准的基本上是一击毙命的。拎着只耷拉着脑袋的鸟在校园里走走，让别的小孩用羡慕的眼光看看是很荣耀的壮举。不过还有一顾忌。让老师看到了，那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

不光打鸟，打架也用的，比拳头管用，远距离的武器，把近距离动手的体形年龄可能造成的优劣给抹掉了。每当对方掏出弹弓和石子时，就算是狠角都有所顾忌的。不过本校的孩子打架不太会动用杀伤力大的器具的，那是基本对外的。

当年的校园是占用广州东郊石牌村的地，并且还在不断地蚕食他们的土地。实在说，要不是那时的石牌村被征用了大片的土地，而且基本上不用花什么代价的话，今天广州的亿万富豪名录榜上能添上好几页。难怪石牌村里的小孩见到学校子弟就要动手，三天两头就有人被埋伏在菜地和林子里的冲出来飨以一顿乱拳的敌情通报。

记得有一同窗脸上带着新添的乌青，乐滋滋的告诉我们他的被伏击的机智脱逃经历。这哥们是个硬茬，平时打架少有退缩之态。他中伏时估计也扛了一阵子，但众寡悬殊，他看见势头不对，所以带伤杀出重围，迅速地撤退到安全地带。“幸好我穿着棉衣”他作了个学术性很强的总结，我们都带着同情心笑了。毕竟根据记载，中国历史上能单枪杀出威风的也就只有一个赵子龙。

那时都养成条件反射了，要是有人吆喝一声“石牌仔”，大家拔腿就跑。学校子弟战斗力甚差，也没什么团伙。赶上人多势众时，互相叫骂一阵就代表宣战了，然后就乱扔一阵土块。那扔土块是有讲究的，因为让石块砸中是硬伤，被土块命中也就有点蒙而已。石牌村的小孩颇有敢死队的精神，通常他们很快就会发起冲锋的，我们一看这阵势多半就会马上溃逃。

我们的弹弓是在和石牌仔对阵时能派上用场的，那有点像狙击枪一样的，瞅着暴露面积比较大的目标，射一两下就赶紧开溜。还没敢往别人的脑袋上招呼，老师说了，眼瞎了，事就大了。我们都是听话的好孩子，打架都记着老师的教导。

我最后的一副弹弓是66年被抢的。

那时人们在忙着“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的革命行动。我们中许多不是“红五类”，那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枷锁还没给套上，用弹弓打鸟好像还没有被列入“四旧”的范畴。这天，我和一个同学溜溜达达地追寻鸟的踪影，跑了到华师附中靠近石牌的一片林子里。忽听一阵呼喝，让七八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给围上了，估计是初中的吧，比我们个头高不了多少。一帮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什么成分？”很有威胁力地发问。我们家庭出身肯定是和共产主义接班人没有关系的，倘若是在“黑五类”之列，恐怕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力气活了。在一连串的质问下搞清楚了我们从对面的学校来，大概也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挂不上关系。结果是“把弹弓交出来，没收!” 于是，我们可怜的一点私有财产和乐趣一起被没收了。看着他们拿着我们精心制作的弹弓比划的背影，就知道“以革命的名义”取得的成果还可以带有娱乐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