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文革结束不久，上大学的机会还属于稀缺资源。我查了一下，我们入学那年的录取率大概是8%。踏进学校的第一年，就想好好读点书，可是不久就有“任命”了。估计当时的辅导员看到班里满眼都是将来的栋樑之才，可是小身板还没长开，舍不得骤然加以重负。而我满腮胡子，一脸沧桑的样子，问问，下乡时能挑百来斤的肥料和稻谷，到工厂时车工钳工也混过，大概能扛点事，遂代表“组织”委以生活委员重任。刚入学，同学彼此都不认识，第一年的班干部都由辅导员任命。我想想，这活大概也就安排搞清洁，代发奖学金，也没啥大事，先扛着吧。后来才发现这坑深了点，栽了进去折腾得够呛。

当年什么都是定量供应的，网上转账之类的未来科技还远未进入人们的想象力的地平线。我得每个月在固定的日子里到现在已经消逝掉的蒙古包食堂里，找到膳食科来办公的两位大妈，先套套近乎，然后领取全班下个月的饭票，捎带把上个月同学没用掉的饭票给退换成粮票和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饭票每人一大张印着日期，每天分早午晚三张小票，那褐色的纸质粗得能当打磨的砂纸用。凭票早上两馒头或包子加一勺稀粥，午晚的米饭，男的四两，女的三两，加一勺青菜和若干片猪肉。就那还得是蒙“党和人民的关怀”才能享受的。81年以后才改用面额不同的饭菜票的。

就因为生活在紧缺经济里，退饭票的收益是不能掉以轻心了，那可是以分币，两（粮票，50克）和钱（油票，5克）为记量单位的。不幸的是我从来都不是细心的人，背的挎包有日子了，底部已经磨出洞了，放里头的东西有时就会不动声色地自己开溜。结果不时发现应该退给同学钱粮会短缺几毛或几两粮票，自己还得在寒碜得要命的衣兜里翻些零票补上。听起来有点惨吧，那年头干个体户卖烧鹅挣一年有万元收入就能上党报的头条。

当然，这我这活也不是全无福利的。我们班有十来个女生，当时还没修炼成女神的级别。说真的，她们要早练成了也够呛。想想看，女神一般都脾气大，赶上哪天不高兴了，弄个电闪雷鸣，云山雾罩的，或是使点别的神通什么的，我们这种天天和她们一起上课的凡夫俗子能顶得住吗？不过老实说那些女生当年也是准女神的级别的了，这一判断男同窗都不会持异议的。我记得当时她们都基本是目光远大，不苟言笑，心无旁骛地埋首于笔记和课本中钻研修炼如何修身治国济世之道的。与异性来往是属于她们不屑一顾的市井之举，准女神们是不太会食人间烟火的。记得有一次，同宿舍一男同学神神秘秘地说：我今天看见那谁笑了。可见那实在是属于稀罕事。而我每月去给她们发奖学金，退饭菜票时，能很荣幸地收获好些如花笑脸，估计我就是班里能见到女生笑脸最多的那主了。

这粮草官还有一好处。当年定量的粮票还分等级的，按市，省，国不同范围用，而全国粮票不仅通用范围大，还可带食油的月定量。我和膳食科的大妈混得脸熟了，就说不在学生食堂里开伙，要领带食油指标的全国粮票回家。她们很有江湖侠气地每月都给我准备三十多斤的全国粮票，这玩意拿到自由市场上能跟卖鸡蛋的小贩多换几个鸡蛋。

我脑子不好，尽管已经得到些当“官”的好处，还是过了好些年才悟出为什么世人都爱当官的道理。听说现在连小学生都不愿输在这种起跑线上，变着法都要谋个官衔。

后来的事让我开始考虑得把这位置让给更合适的人干了。

学期末，一面要把平时没心思听的课给找补回来准备考试，一面手忙脚乱地给外地同学订不同时间不同要求的车船票。一朋友看我到处乱窜地忙活，很不屑地评说：“至于吗？不就几张车船票。人还能把你给撕了？！”哈，以我的体会，现在的“春运”其实是当年寒暑假的加强版，我要是没把车船票给置办好，那帮等着回家的哥姐能把我撕了当寿司吃，连芥末都不用蘸。

话说回来，那体会是有由来的。我们那时在老教学大楼上课。解放军叔叔的第一军医大学很不痛快地在文革后把占用学校的校园给退出来，按那种打游击的传统，搬走好几年后还在校园里头留着不少“根据地”。教学大楼的走廊里就有军医大的废弃的病理和解剖标本。到课室上课和自修，不单要和那些病变的器官擦身而过，而且鼻腔里充斥着福尔马林的味道。那走廊里阴森森的感觉恐怕能为军医大被攆走找回一点心理平衡的。我们看多了，慢慢也习惯了，一下课直奔饭堂也不会让瓶里的那些病理切片影响胃口。无论如何，因为这个，上教学大楼看书的人还是少点。这天下午，我坐在没见几人的课室里头昏脑涨地看经济地理的讲义。不久有一外地同学施施然地靠近，很和善地问：“我们的车票拿回来了吧？”我想，这明天就要考的科目我也就现在抱两小时的佛脚，得先对付。于是就应道：“别着急嘛，明天我去问问。”接下来那位的脸色就有风云突变的味道了：“为什么别的班已经有了？”这明摆着不准备饶人了。我赶紧看看往外走的通道是不是让椅子给堵了，一边站起来收拾书本，一边想如何用缓兵之计为佳“我现在就去看看。”我溜出课室，和那泡在大玻璃瓶里的胚胎打个对眼，后脊有点发凉。其实那时到考完试回家至少还有两星期。

苏东坡学士点评我一个千年前的本家：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且不说学不到那位老本家可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皮毛，我连打个哈哈掩护自己安全避开锋芒的能力都没有。可见素质之差，偏偏这是当官的必备条件。所以我得谋个退路，还是当布衣为佳。

终于等到新学年的班会了，我提出了改选班委，搞得在任的两位班长面面相觑，一时不知所措，修养很好的辅导员有点不高兴了，“维稳”的大业不能被搅了。我赶紧解释说时下正在讨论如何改革终身为官的制度，何不试试，再说班里有不少能人，比方让他们干生活委员也许会更好，至少不会像我一样老算错饭票。大家一阵哄笑，辅导员也不好反驳什么，我就顺理成章地把这顶乌纱帽给摘了。我记得我那时还想把学习组长的头衔一块给捋了，刚向辅导员提起，她正满肚子不高兴，于是用一种非外交语言噎了我一句“嫌官小啊！”一同窗不失时机地在我耳边揶揄 “别玩潇洒啦。” 想想也是，不审时度势而为，玩砸的机会大。还是别惹组织不高兴吧，要不然吃不了兜着走。

有点内疚的是，本来只是自己想不干生活委员而已，没想到那两位很老实的班长因此捎带地结束了他们任期，他们原来是可以做四年太平官的。也从此，我们班形成惯例，每年换人当班委，四年下来几乎挨个轮了个遍。如果没记错的话，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好像当时学校里没别的专业是有我们班这种”非终身制”的。80年代初，我们班就领跑体制改革的新潮流了，牛吧？后来班里有人当了教授，董事长什么的，多半和他们早年在我们这个袖珍版“黄埔军校”时练下的气度有关。我可是领教的: 不久前和一前同窗去旅游，在最后一顿的餐桌上，这位老总一点不带磕巴地说了十来分钟，把旅行团里每个团友说得意气风发，依依难舍的。在他声情并茂地讲演那功夫，我连涮了几片羊肉，也辣得热眼盈眶的。

说点题外的话，80年代末的”深圳青年报”不度深浅地发一文章“我赞成某某退休”。是我们学校新闻系毕业的一编辑签发的，结果该退的没退，他一刚当上的编辑位置给捋了。唉，也是，并不是谁都真心不想当官的。古人对那些在官场上混，而又称想辞官归故里的红尘中人有一戏言：“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