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我们挺不好意思的，老要组织操心以后能不能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所以就要不时用若干政治标准评估一下，赶上哪个歪歪叽叽的言行要出轨的，组织就得根据鉴定的结果谋划着如何抢救回来。因此每年我们都要做例行的小组或班级鉴定，让接班人的资格得到确认。每逢此时，同窗都很得体地先把自己包装一下，然后再很舒适地把彼此夸上一遍，当然，也很顺理成章，我们毫无疑义都站在“时刻准备着”的接班人的行列里的。

好像是三年级时，应该是一个下午，班里分小组要做年度鉴定，男女同学都不敢怠慢地按时坐到旧经济学院大楼的一空教室里。毕竟鉴定中还有个让人夸奖的程序，有时弄不好让哪个不知深浅地唐突一下，面子也过不去。那鉴定可是要入人事档案的。

这时，系里的党支书也走了进来，很亲切地坐到了我们旁边，微笑着告诉我们，她就是来听一听的。组里的同学感受领导的青睐，顿时一扫午睡后的慵态，开始频频从奥妙无穷的中文里调用代表服从，付出，努力和希望的词汇，给各位同窗堆砌一座未来的凯旋门。在领导对这种欢乐的方式很含蓄地点拨了一下后，大家也都聪明地给自己高大的形象抹上点“但是”。

记得一姓L的同学从入学始就一直醉心于电影编导，他选择了撰写剧本作为他未来事业的起点。于是常埋首于原稿纸上，挥洒他的故事的跌宕起伏，加上可能的分镜头剧本。当然，因是他的处女作，说是呕心沥血也不为过，尽管这剧本和我们的工业经济管理专业有点风牛马不相及。在当年，有点不务正业的味道。也因此他在做自我鉴定时，恰到好处地在结尾加了个例行公事的“但是”：“近来略疏于业务学习。”

可冲他那几落厚达五厘米以上的手写剧本稿，我们也不能让他的中国梦遭遇不测。在座的几个哥们感到该出手了，哦，是该出嘴了。在一番修辞之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小组鉴定的记录包含：“热爱祖国的电影事业。。。。。。希望将来能为我国电影添一光彩。”这里说电影，皆因那时电视还不那么大众化，每到周六晚上大家就得提着板凳上大操场看电影去。

若干年后，我们这位同学穿着他不断更新的流行款运动鞋，头顶列宁帽，奔忙于各色场合和国度，指点着中央电视台的摄影师把远景和特写聚焦在各色名人身上，验证了我们多年前评价有何等前瞻性，哈。

说说当时写下鉴定的场景：L导，我们都这么叫他，他也显然是很享受能提前收获对他将来成就的肯定，带着很谦虚的微笑戴上了那我们为他编织的“花环”；几个男同学也为这一大气而蕴含远见的创造性结论而得意洋洋；而那几位平素不苟言笑的女同窗很顾及领导的面子地在脸上泛出一副蒙娜丽莎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一直坐在旁边的党支部书记笑容已经消失了，显然素来令人生畏的定期个人鉴定是不应该在这种欢乐的气氛中完成。

我可没瞎侃，当时可是做了记录的。

至于以后组织有没有采取措施“拨乱反正”就变成一个类似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不解之谜。我们也无缘看最后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