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间的一棚小矮屋，两个老者各有一个信徒了。各自满意，相安无事。

    徒弟道：“最近没见法师您跟老纪争么。”

   “我跟他没什么，吵了玩玩的。他这人还可以，做人有原则的。你别看他是天主教，对共产党不是一概否定的。有个老干部，六一年饿死前把最后一点粮食给他，他活下来，那人死了。”

   “反字头？”

   “他常念他的好，据说是二十年代的老革命，为潘汉年案子，比潘早进来两年，要他咬潘汉年。”

    和尚只知道老纪是宗教反动分子或反革命教徒，本人不是神职人员，所以有老婆。

    老纪看似傲然，平时是谦卑的，凡事忍耐，是那种耶稣会知识分子的样子，有教义倡导的美德的。他保护的竹平，依然是神经质的，常盯着天熊，有时翻白眼，叫人受不了。方头和长茂也讨厌他，压制他，他的衣服、日用品和老纪仿佛，都是比较好的上海货。没有老纪护着，他要吃大苦头。

    因为眼见天熊与和尚成亲密师徒，他自觉的后退，也许不无醋意，不和天熊说话。

    黄狗是常来寻他的，赶也赶不走，尤其吃饭时候，在他的腿间摩擦。长茂问他：“你叫它什么，小黎，黎什么地，怎么讲？”

   “就是白地上耕耘，开荒，犁地。”

    老纪狡狯的笑了，朝天道：“自由、解放，是人人想往的。”

    天熊惊出汗来，一声不吭。

    这天下午天熊在一人干活，突然老纪喘吁吁跑来，平日的架子不见了，拖住他恳求道：“你看我老人面子，无论如何饶人家一次，将来我们在上海见面，我报答你。”天熊莫名其妙。老纪拉他上路，说竹平犯病了，把别人从中队部顺便带回的天熊的邮包拆开了，和尚制止不了，方头知道大怒，让长茂与和尚押他去中队部了。

    天熊着急，邮包可能有花头的，逃不出第二次检查。连忙去拦截。追上后检查那木盒子，好像东西没少，对两人道：“算了，他神经病。”老纪苦苦哀求。竹平被反手捆住，由长茂揪着，师傅道：“方头说这病得关起来，你没见他刚才多凶，长茂替你夺回，他和长茂对打。”

    天熊和长茂招呼：“事情弄大了，我以后接寄不便。你为我急，我记住了。”和尚撒手了：“方头那里你去回。”解了竹平绳子，他还嚷嚷，说东西是他的，老纪呵斥，牵他走了。

    天熊拿夹寄的信细读。小木盒夹层遍布西洋参片，没被撬开。

    后来知道，中队部对老纪和天熊比较客气，是因为小赵常从老纪的上海接寄物中能揩到油，而老纪全不在乎。方头则对上面说天熊好话，烟叶是个原因。

    第二天，老纪背了人找他，问他家是什么路什么弄，大惊道：“他没犯病。”拿出竹平的信封给他看。轮到天熊诧异，是同路同弄的，有这种事！门牌还都有个8字。天熊明白了：“弄堂有前门、后门，东面每一条还有边门，所以我不认得他。”

    老纪道：“他一看地址，以为是他的了，也不看看收信人······怎么会这么巧！我没去过他家，他爷从前在弄堂里开诊所的，在弄口挂牌子，是有名皮肤科。”

    天熊慢慢想起道：“是有个石医生，德国回来的，矮胖子，抽板烟斗······开诊所是解放初，我不记得他的牌子了，后来去医院上班的。对了，竹平脸是像他娘。”

   “对，完全对。”

   “那他有两个娘，他是大老婆养的，但户口薄上正式老婆是小老婆，小老婆有钱，是盐商的下堂妾，送他爷出去留学的，小老婆没养。两个人相安无事，他家住两幢房子。”

   “完全对，你怎么知道得——”

   “弄堂里都知道，而且，他家的老佣人，还来我家——”住口，又模糊想起什么：“石医生还活着？”

   “你什么意思？”

    叹道：“他变这样废人，有多久了？”

    老纪道：“两三年了，回上海也是麻烦，难看好。你没听说他的事吗？”

   “石医生有好几个儿子呢，没有印象。”

   “应该告诉你，他的案子顶大。他高中毕业，生病在家休息，学着搞翻译。他舅舅是教授，打为右派后不服，和几个人合伙写书，说中国没民主自由。都是高层的人。听说上半本出国了，下半本卡住案发的。因为书稿在竹平房里放过，他还帮助誊清过，所以判十五年。”

   “主犯呢，崩掉了？”

   “哪里！那些人太知名，判得轻，有的人没判。

   “妈的，詹叔清！”

   “你说什么？”

   “跟别人不要说！”

   “知道，我比竹平早到期两个月，我担心着呢。”

   “你跟他是——”

   “完全没关系，我可怜他，像是我儿子。”

    过了几天，天熊对老纪道：“我想起来了，我有个同弄邻居也是同学，爷是大右派，我去那里玩，见到过竹平的。后来他好像讲起，这人出事了，我没在意，我还是小学生，不懂这种事。”拿纸条写他同学父子名字。老纪背人展示给竹平，竹平点头，哦哦直叫。天熊回头把纸条毁了，很是感慨。

    进入酷夏了，天熊觉得受不了，白天出屋，白花花的睁不了眼。火毒的太阳暴晒得黑砂土发烫。拖车的马喘气不赢，不肯跑步。人没皮毛，皮肤枯焦。天根本不下雨。山上的积雪融化了，流进粪坑，奇臭熏倒人。太阳落地，天凉得快。夜里得盖东西······从前在上海，赤膊在阳台或花园里搭竹榻过夜，五台山挑料下来站排风扇前喝冰水，恍惚是前世的事了。

    傍晚，夕阳染红了云彩，在苦难的劳改地，晚霞还这么美丽动人。天熊温习拳法和棍法。长茂蹲地下道：“太阳是个咸蛋黄，我哪一天能尝一尝！”师傅坐枯树桩上扑打蚊子，摇头道：“黄昏到寺蝙蝠飞，当年庙里，一天的功课要完了。”

    和尚听说了上海同弄的事，见小石的保护人和天熊接近，没表示不快，是有同情心。

    老纪是这样告诉天熊的：他本是天主教的一般教友，不是神职人员，不是公教青年，不是圣母军的。可是五三年轰动一时的圣母游行，他很起劲，五五年批斗红衣主教的万人大会，他带头喊反动口号，这下不客气了，照抓。态度不好，不认错，判二十年，市看、市监，青海，眼下只剩一个多月了。

    有次两人单独时，他详细描写：“一解放，政府就打压教会了，拉一派打一派，打得很厉害。我所在的一派不服，举行法蒂玛圣母游行，那天是大太阳，全上海的教友从各堂口出发，浩浩荡荡向大教堂集中。下午大草地上迎圣母敬礼开始，一队一队的团体举旗子入场，南洋、复旦、原震旦、同济走在前头······主席台上，以龚主教为首的头头全部到场，金字拉丁文的横幅：主教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我这人容易激动，高喊口号，全体齐唱赞美歌：‘伟大的主教，我们拥护你·····’，那个场面，永世难忘。唉，小梁，你在听吗？”

    天熊道：“我想起我六六年在北京了，受检阅在金水桥前过，队伍向上面高呼万岁。”

   “我已经在青海了。我说的你不知道，你说的我不知道······那次是招摇了，全市轰动。政府大怒，没几天，各堂口本堂神父，全部抓起来······但龚主教是两年后才抓的，他不服气，跟另一派对着干，等于和政府对垒。几天后在跑狗场开批斗大会，全市教友都通知去了，几万人。主教穿囚服出场，被反绑着，底下都惊呆了。话筒给他，叫他认罪，他说道：‘基督君王万岁，教宗万岁！’下面沸腾了，一齐喊：‘基督君王万岁，龚主教万岁！’我年纪青，很激动，人家不喊了，我还在喊······结果被盯梢了，第二天就来家抓人了，到现在，二十年。”

   “你现在懊悔没有？”

   “我原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也得归凯撒。”

    老纪道：“是啊。后来有犯人告诉我，六六年八月，教徒都被关起来，互相揭发，批斗。徐家汇天主堂前，圣经的书籍、画册堆得像山高，大火烧三天三夜，都是珍贵的原版书······勒令观看的上千个教徒哭声震天，有的当场自杀。你知道这事吗？”

   “没听说，不过，完全可能。不这样反而不可能。上海到处在烧书，过分了。”

   “是啊，太过分了······以后是慢慢体会出了，一解放，只有共产党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后来，共产党里只有他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我们犯人，也是吃惊，一会是揪出你，一会是揪出他，怎么回事，只能这样理解。他是想你不服，我就要镇压，而有的人是你越镇压我越不服，一年又一年，没完没了。”

    天熊沉默了。

   “范忠良也在青海······我一个亲戚，全家是新教，基督徒。也是几十万教徒。他们比我们晚倒霉半年，五六年才大逮捕，在天蟾舞台开的批斗控诉大会，他们判得轻，倪柝声才二十年，已经放出来了，我们龚主教是无期！”

    天熊想起老曹的话道：“没放出来，姓倪的死了，在劳改地。”

   “你怎么知道？”

   “我提篮桥一个同监犯说的，他在病号楼见过龚和倪，他曾是基督徒······什么？不，老曹是别的事，他是买办，七十多了。”

    老纪道：“我可从来没说反动的话，没反对政府，我们只是恨对立派。一切听政府，还是基督徒吗？张家树，吴耀宗，现在还不是一样打倒，一个下场？听说戴高帽子批斗，爬在地上做牛做马，隔离起来做苦工。”

   “不，他们出来了，是人大常委，见报了。”

    老纪吃惊，住口了，愤愤不平。

    终于有机会问了：“你为什么不吃萝卜？”

   “你问过别人吗？他们都知道。”

   “问过长茂，他说他不忌讳的。我不懂。”

    老纪道：“萝卜地下是一批女尸。其中有上海的女学生，因为家里开舞会，没别的事。”

    天熊浑身发抖。

    老纪道：“那时饿死人是一批一批的，有的农场快死光了，就合并或撤销了。我和小石能活下来，是个零头，还不是靠上海家里有救济。”

   “女学生没有救济？”

   “那是出了事故，还有自杀。你不要问了。”又担心道：“你萝卜照吃呵。”

   “不，我不吃了。”

    老纪道：“你不要以为我口畅，我今天说这些，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对人说，碰不到有文化、又有理解的人。”

   “那个老干部呢？”

   “哪个？哦你听和尚说的吧。没说，那时饿得说不出话了。他倒是很坦率的，不在乎。”  

   “他替潘汉年死扛？”

   “不是，他本来对潘有意见，但不想编事。”

   “不能理解。”

   “是啊，有的人是有信仰的。他说潘注定是要倒台的。”

   “因为特工关系？”

   “主要是潘在党内是知识分子苏联帮的，领袖是工农干部帮，早就要弄死他了，这是他说的，我不懂的。”摇头叹道：“我只知道他人品是好的，让我活下来。那时真可怕，青海的省劳改局长居然领头搞反革命集团，农场干部抓起了一半！我们劳改场的大队长、中队长自杀。反正要死，有人逃跑，当权的管教干部追出去，不耐烦押回来，把六个头颅割下装麻袋背回来，算是交差或立功。”

    方头他们过来了。老纪道：“我们什么都没说呵。”

   “当然。” 

    天熊观察他，祈祷后他会很平静，甚至有喜悦，他是真信神的。他说从前的圣经在他是生的、硬的、浅的，现在已是深、熟、匀的，这都拜二十年的苦役所赐。他有被虐待的快乐，他认为他的受难、坚贞是神看得见的，会对他有好处的。他常说：“神是有的，你们不信，我信。你们没看见，我看见。”“我和耶稣一起走苦路，所以方向不会迷失。”

    对常人而言，他是走火入魔了。而人间万事，没这股死劲还成不了事。

    尽管因为信仰遭了罪，可是拳师傅和老纪还是想影响他，发展他。可天熊是沉默的，不是这块料。有次晚学习，对两位老人道：“我曾经爱游山玩水，到哪里先寻佛寺，因为总是在风景最佳处。我也喜欢看教堂，建筑太雄伟、美观，使人情绪高涨。可是我不上香、不跪下的。因为我怕拘束。人一出生就决定只能信一样，不能再探索，有点可怕······我喜欢思想自由自在，自己去探索。最好是学自然科学。当然，我是没这权利了，不判刑也没有。”

    天熊对老纪护犊的耐心不以为然：“他身体已这样，回上海生活也难。你担不起这责任······”

   “我交给他哥哥，就不管了。他入教了。”

    咕哝：“这算什么入教。”教徒怎么能收教徒？

    老纪和天熊的心靠近了，私下里想知道新朋友的家世——可是对手心灰意冷！于是说自己的情形：“我爷、叔叔是洋行里做的，伯伯是教会的，都是洋奴罪名。我妻子本是要好同学，后来大学助教，本来是理解我的，现在比较冷淡，也没宗教信仰了。我叫她别来青海，她真就不来了，唉。我被捕时女儿七个月，因为是独留，现在工厂做工。我爷一家本来是马斯南路的法国人大房子，我出事后换成一幢里弄房子，文革后属于我和妻女只有一间了。我回去还得找能糊口的临时工。亲戚已经为我找好，区精神病医院看护······有时我羡慕你的拳师傅，单身一人，无牵无挂······”

    终于引出对方的回应，居然是这样的：“我家是上海普通的市民，实质是小市民。与宗教无干，与政治无干，只相信科技可以救国——也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洞。我们是自私、胆小的老鼠，躲在洞里，也会被挖出来！我的案子，就是我的小命被绑在两军对垒的战车上，什么时候炸得粉碎，不知道。所以我希望有点基本人权。我指望被批判的‘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胜利。我反对法西斯极左。”

    老纪点头，胸前划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