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大学的时候学过两年英文，念研究生时又学过两年，但都是侧重于专业词汇和语法。在我的印象里，我就基本上没练过会话。刚刚到美国，听也听不懂，说又说不来，加上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不同，真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这里的英文也是国际化的，碰到有人讲带有印度口音，或西班牙口音，或黑人口音的英文，我就更蒙了。当然也有人讲“Chinese English", 你还别说，我听”Chinese English” 还真的觉得好一些。看到我的困境，我的老板鼓励我说：“一定要练英文，不为别的，为生存。”他这话讲得真是很实在，作为一个新移民，不会英文，真的很难生存。

纳什维尔有一所英文夜校，由市政府资助帮助新移民学英文。老师都是一些志愿者，只拿一点车马费。我和桂荣每个星期三晚上去学两个小时。过了不久，又有人给我们介绍说：“纳什维尔基督教会里有免费英文学习班。” 这样，我们就又有了另外倆个新老师。桂荣的老师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叫露西，退休了；我和小倩的老师也是个老太太，五十七八岁，叫洁内，在完德比尔大学当秘书。桂荣从来就没学过英文，当然露西对中文也是一窍不通，你说这课可怎么上吧？可是没过几个星期，他俩通过手势和画图示意，竟然可以交流了。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桂荣的听力比我好。露西说的话我听不懂，但桂荣能懂。可能就是因为他俩谈得多的缘故。我和小倩都有英文基础，起点稍微高一些。到后来，洁内就选了一本英文书作为我们的教材。我跟小倩一段一段往下读，洁内给我们校正发音。这本书讲的是四十年代，美国传教士到中国北方农村传教的故事。他们睡从未见过的“炕”，吃从未吃过的“窝窝头”，由于医药条件不好，有些人甚至客死异乡了，然后，又有新的人来接替。这些传教士都是一些普通的人，普通的虔诚的宗教信仰者。读了这些故事，我深深地为他们的献身精神所感动。我和小倩每次去上课，洁内都回在门口欢迎我们。她总是先来一步，摆好桌椅，放好书本，等候我们到来。有时碰到天气不好，我们就不想去了，可再一想，洁内已经把桌椅和书本摆好等着我们，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偷懒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末，当我们搬到费城以后，大约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和“组织”失掉了联系。初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安排小倩上学，桂荣要找工作，安置新家等等，学英文就暂时放到一边了。一次我们去超市，偶然看到一个小广告，有人愿意免费教英文。于是我们打电话过去联系。新老师六十来岁。她丈夫是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不幸英年过世。她在一家旅行社工作，一人住在一个有三个卧室的公寓里。学习地点就在她家里。桂荣是她的唯一的学生。遗憾的是这次学习没有坚持多久，就因为和桂荣的工作时间有冲突而告终了。以后，老师又打电话来过，但学习始终没有机会再恢复起来。

九五年十月以后，我们搬到路易斯维尔。这座城市有三个英文学习班，都是政府资助的。其中一个班离我上班的地方只有两个街区，另一个离我们住的地方开车只要六七分钟。我在高级班，桂荣在中级班。我的这个班有古巴人，墨西哥人，俄国人，越南人，非洲人，韩国人等等，当然，我是中国人。我们学了大约有一年多。这期间，我的最大的收获是老师发现并帮我校正了“v” 和“th” 的发音，其实，这也是很多中国人英语发音上的普遍问题，但我那时不知道，以致于错了很多年。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桂荣进入杰弗逊社区大学当了一年半的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学习计算机和英文。我则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读报，看电视继续提高英语水平。去年，桂荣的妹妹在路易斯维尔待了一年，我们也把她介绍去学习了半年多。

由于文化背景的关系，中国人还是愿意跟中国人交往，即使在工作单位的Party 上，中国人也还是愿意往一起凑。其实，这很不利于提高我们的英文水平。但在美国时间久了，中国人之间谈话也会夹一些英文单词。我认为这倒不是卖弄，主要是有些东西一下子还不知道如何用中文来表达。另外，我们很少有机会长篇大论地谈英文，把一些新学来的词汇夹到汉语中，也是对新英文单词的复习。我就在跟其他中国人聊天时，从他们夹带的英文中学会不少新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