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扪虱度清昼”，这是宋人黄公度的诗。暄者，太阳照下来暖洋洋也。唐人李颀有诗，题《野老曝背》，便是“负暄”的意思，“有时扪虱独搔首，目送归鸿篱下眠”。晴朗的冬日，温暖的阳光懒散地洒下来，没有风，或者有一点风也不要紧，反正是坐在背风的墙角落里，黄公度也好李欣也好，就解开衣襟，慢腾腾地伸进手去，从腋下到裤腰间缓缓地摸索。这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情形，在俗人糙汉，就叫“抓虱子”，在黄公度他们这些读过一些书的人，就叫“扪虱”，透着些洒脱，透着些闲适，也透着些雅致。就着这样的诗情画意，一天很快地便混过去了。

虱子这东西说也古怪，当你愤怒，当你激动，当你为家为国殚精竭虑的时候，它就密密地隐蔽在衣裤的折缝里，倒也不来打搅。一旦你闲下来，身心慵懒思绪浑沌了，你觉得暖和你“负暄”了，它们也欣喜着活泼着出来，让鄙夫有以抓雅士有以扪，凭空就为人的生活添了些诗意。

我之不与虱子们亲近也有数十年了，非但不想，而且不能，因为虱子的历史在现代文明的中国南方已经不容易昌盛起来。但是当我回到我的胶东老家，虱子就像少男少女们的爱情一样成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不容你看不见。所以每次探家归来，我的母亲必要把我里外衣服都用开水烫过，而我的父亲则把我领到理发店，剃一个彻底的光头。理发师望着在雪白罩布上仓惶而走的虱子们，脸上的神情便会显得高深，或许是畏惧，又或许是唤起了久远以前的关于虱子的快活记忆，尽管我坚信理发师只会抓虱子，从不“扪虱”的。

虱子和人类“有亲无类”，从来不狗眼看人低。老Q有虱子，王胡有虱子，“皇帝身上还有三个御虱”。宋徽宗就说过，“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不过，人类对虱子的态度，却因为是雅士或者鄙夫而有些差别。王荆公说“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 ”，周恩来道“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螯下酒话当年”，都拿虱子做了生活的风趣。毛泽东接受斯诺的采访，便是“扪虱而谈”，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负暄，反正不似王胡老Q一般，当作一件天大的事，还要放在嘴里使劲一咬，“劈”的一声。

将虱子放在嘴里咬毙，我是没有亲眼看见过。都说猴子们相互抓了虱子还要放进嘴里，也是以己之心度猴之腹，早为猴类所不齿了。可是将虱子“啮毙”的事屡见于史书里，也可谓所言不虚，只不过是我们人类自己的事情。

写过《洛神赋》的魏国陈思王曹植曹子建说过：“得虱者，莫不劘之齿牙，为害身也。”可见魏晋时候把虱子放在嘴里咬死已成风气。不过因为“为害身也”，就带了一些怒气一些仇恨，所以还算不得“魏晋风度”。曹子建也不是最早把虱子“啮毙”的，再早两百年，《汉书》载，王莽帐下校尉韩威说“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 ，虽然谈论的是国家大事，也见得虱子是曾经放在口中的，奇怪的是还多了个跳蚤，不知道汉人是如何办得到。把虱子放进嘴里咬，还不是起于汉代，又再早两百年，秦王的应侯范雎就曾对秦王说：“得宛，临流夏阳，断河内，临东阳邯郸，犹口中虱 ”，说的还是国家大事，还是一样的把虱子放进口中，还是一样的举重若轻。如果有耐心再往前翻，我想一定还可以找到更早的证据。

本来我应该把虱子们已经忘却了，现在却又忽然想起来。不过这也怨不得黄公度，就是没有他的负暄扪虱，我也一样要想起来。多伦多这里的小学校，经常在冬天向家长们发出布告，大意便是近日学生中虱子流行，希各照知，防患未然云云。起初我也十分诧异，因为如今的文明程度和加拿大涮洗的方便。后来读了周作人先生专门说虱子的文章，恍然明白，原来虱子文化在西方也曾经繁荣昌盛，而今余绪不绝就理所当然，并非吾人可以专擅的。周先生引用了西方名家的论述，我转引在这里：

偶读罗素所著《结婚与道德》，第五章讲中古时代思想的地方，有这一节话： “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以为凡使肉体清洁可爱好者皆有发生罪恶之倾向。肮脏不洁是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成更为强烈了。圣保拉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

洛威（R · H · Lowie）博士是旧金山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近著一本很有意思的通俗书《我们是文明么》……说道：“宫里的女官坐车时只可跪在台板上，把头伸在窗外，她们跳着舞，总怕头碰了挂灯。重重扑粉厚厚衬垫的三角塔终于满生了虱子，很是不舒服，但西欧的时风并不就废止这种时装。结果发明了一种象牙钩钗，拿来搔痒，算是很漂亮的。” 第二十一章讲卫生与医药，又说到“十八世纪的太太们头上成群的养虱子。”

虱子竟是“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这便如醍醐灌顶般让我发现，难怪我们读了那么多书却还做不成圣人，原来竟都是错在我们现在胁下腰间不再有虱子这件事情上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