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事，早先不常有。三皇五帝到战国，好像没有过。圣王当朝，无非君主垂拱百姓无聊，大大咧咧地过日子。纣王奢侈，不过朝歌一地，算不上盛世，而且一下子便亡了。

所以，第一个盛世，要算始皇帝的时候了。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到始皇帝大放光芒，耗了百十年的时间。说起商鞅这个人，也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家伙。第一次见孝公说帝德，孝公不爱听，还要睡着了，第二次他就说王道。孝公又睡着了，第三次他就改说霸业，一种原始的军国主义思想，终于“君大悦之”。

商鞅那一套，主要还是严刑厉法。破井田设郡县，拿走地主的土地和税租，通过地方政府输送到中央，加强中央财政，目的是扩军备战。编制户口，户有两丁便强制分户，同样是增加税源兵源的措施，目的还是扩军备战。所以，秦积一百年的努力，不过财富聚散变化的把戏，国虽强而民未必富。政府有钱胆子就大，外战而内奢，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可是秦帝国枚平六国以后竟二世而亡。后人说是由于“民力的过度使用”，岂知民早就没有什么力了，还能怎么使用呢。

接踵而来的盛世，在汉武大帝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真正的盛世。同样，这个盛世也经历了百十年的积累。秦末大乱，苍生涂炭，汉初文、景二帝内奉节俭外修民生，给农民和工商业者以充分的休养生息。战国时孟子“仁政”的税赋理想是“十税其一”，而景帝时的税政是十五分之一，有时减半征收为三十分之一，实际执行甚至曾经到过四十分之一。如此才有了汉武帝时的全面强盛，武帝的气魄也由此大长，一是击匈奴，一是封泰山，都是花钱的大手笔，最终拖垮了汉帝国的国家财政，武帝也不得不逐步加赋，渐以夺财伤民。只是民力未竭，刘汉统治得以继续，不过衰象已成，而社会矛盾则愈演愈烈。直到王莽个书呆子异想天开，借受禅上台大搞国有经济，行“六筦”“五均”之法，将土地全面收为国有，实行盐铁酒布匹冶炼金融等等的国家经营。这算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尝试，可是惹恼了上下所有的人，前汉也就此完结了。

下来的盛世，当数“开天”，则又是一百年的积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气象，若无太宗以来近一百年的养民是不可能的。李世民平定天下，改良北魏“均田制”而实行的“租佣调制”，既使耕者有其田，更将田租降至四十分之一，劳役仅合汉时的三分之二。到开元年间国力强盛，支持了唐玄宗一方面对突厥、吐蕃和契丹的大举用兵，一方面助长了举国上下的奢靡风气，至天宝年间已有入不敷出之虞。盛唐气象的衰败，《新唐书》对玄宗有这样一段总结：“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至于安史乱后，唐王朝没有迅速崩溃，和太宗以来藏富于民的政策甚有关系。即便中唐时期，虽然中央政府衰落，各地方政府依旧府库充盈，使得各地有能力自力维持行政和治安。当然也遗下另一祸端，此处不表。

其实，在李唐王朝之前，还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盛世——隋。北朝兼并过程中的破坏性相对较小，南朝又是自古繁华，所以，杨坚统一天下以后，民生迅速得以恢复。而杨坚生性吝啬，以致政府唯有节俭，甚至有国库银子堆放不下却不舍得救济灾民的笑话。炀帝杨广继政以后，穷奢极欲同时刻薄百姓，终于在执意三征高丽而不胜的情况下，军官们一起哄，就把个花团锦簇的天下一下子给弄丢了。

最后一个盛世，当是两百多年以前的“乾嘉盛世”，而乾嘉盛世依然也有一个近百年的积累过程。顺治进京，孝庄抚孤到康熙亲政，清王朝一直在努力平定内忧外患。康熙时期虽然没有特别的养民政策，但天下大致太平。据清廷自己的统计，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存银八百万两。经过雍正几年的刻薄经营，国库存银迅速增加到六千多万两，即便准噶尔用兵耗去大半，到乾隆接手时还有两千四百万两。可以说雍正十几年的克己勤政，为乾隆朝走向昌盛打下了基础。盛世图景出现在乾隆中叶，虽经开辟新疆、大小金川等战役及六下江南等的糜费及四次“普免天下钱粮”，乾隆五十一年，国库存银仍有七千多万两。但是这个时期和盛唐不同。自康熙以来的百姓税赋并不宽松，加之朝廷严令地方所有财政收入上缴中央，造成财富相对集中。雍正推行“火耗归公”，断了地方政府小金库的来源，只给地方留下官员奉银和必要的基建费用。所以，乾嘉盛世的火爆依旧和财富集中方式有关，依旧是国虽强而民未必富。你看嘉庆皇帝就在一片反腐败的热闹声中走向衰落。

大致看起来，一个“盛世”的出现，总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积累时期，这是一个政通人和的时期，一个社会“幸福指数”比较高的时期，譬如“文景之治”，譬如“贞观之治”，又譬如“康熙之治”。此后如何集中存放财富决定了“盛世”将以何种面目出现。但当“盛世”真的繁花似锦地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它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统治者甚至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这种改变就注定了“盛世”的完结。所以，“盛世”未必就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应了冷子兴的那句话：“内瓤却也尽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