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头是个挑煤球的。那时候家家烧煤球。东到武林门，西到黄龙洞，南到昭庆寺，北到沿山河，方圆十几里，只有松木场一家煤球店。木头不是这店里的职工，却是靠送煤球为生，他的足迹就遍布了这十几里方圆。你经常能看见他挑着担子大步走，没有人不认识他。

木头痴痴地。杭州人管痴、傻叫木头，进而反应迟钝的，不显聪明的以至老实憨厚的，都可以呼之为木头。不过木头虽然多，这个最有名，许多人家并离他不得。双职工的家庭多，双职工们除了促生产还要抓革命，留在家里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每月要烧一百多斤煤球，没有人送，便就难做无煤之炊。所以人们就常想起木头。主顾走进店里，要了斤两付钱开票，然后就要东张西望，见木头正勾头缩脑坐在角落里的条凳上，便喊，木头，送到哪里哪里，门牌几号几号，或者加一句，今天不要送，家里没有人，明天再送。木头反正是闷闷地应一声道，哦。到了时候一定送来，并不耽误。

木头看去有四十多岁了，浓眉大眼，配上挺拔的鼻梁，原本应该是高大英俊的胚子，只因为常年挑担，背是明显地驼了。他剃着光头，一年四季是一条黑布丏裆裤，夏天穿一件无袖对襟褂子，冬天则是黑棉袄外加一顶绍兴人的黑毡帽，在腰间扎一截麻绳。一百斤煤球挑三、四里地送到地方，问他多少钱，只答两个字，一角，眼睛看着地上，不抬起来。接过钱便转身去了，再不说话。他整天这样闷着，或者两眼痴痴地看着前面，肩着煤球担大步走，或者坐在那里两眼痴痴地盯着地上，似乎自言自语却没有声音。

木头也有说话的时候。孩子们都认识木头，木头也认识这些孩子。放学的路上，我们见木头挑着担远远地走来，便埋伏在路边的树窝里，待他近了，齐发一声喊，跳出来将他团团围住，大约武工队伏击日本鬼子的模样。木头的担子就歪歪斜斜的，走不稳当。纠缠得急了，木头就扔下担子，抽出扁担，抡一圈，但不真打。我们一轰而走，却又象打不散的牛苍蝇，看他收起扁担，便又围上来喊着，木头木头唱支歌。木头只好认输，把担子歇在路边，坐在扁担上，唱道，王老头，旧社会里吃苦头......其实是一段顺口溜，并不是歌。木头两眼茫然地看着远处什么地方，嗓子沙沙的，唱得不好听，倒有些滑稽。王老头是谁？松木场有个王老头，每日里背个木头匣子走街串巷，卖些梅片桃干，是个瞎子。老头脾气大，想必是在旧社会吃了苦头的缘故，不过没有人愿意去核实。

木头是识字的。木头有空的时候，就一个人蹲着，拿根树枝在泥地上划。我们上学经过，他便喊住我们，指着几个字，问，认不认识。他写的是繁体，多数我们不认识。他便摇摇头，眼睛又看着远处什么地方，不再说话。记得某一天，放学的路上，我们唱着歌，中国－老挝，老挝－中国。前面是木头，忽然停下身，转过来说，老挝这个挝，在其它地方就要念“抓”。两眼定定地看着我。我觉得背后一阵凉，从此记住了这个“抓”。

木头会找我们玩。从松木场到王家弄，经过一大片瓦砾地。瓦砾地是怎么形成的没人知道，但我们知道这里有一大宝藏，就是蛐蛐。当蛐蛐们在瓦砾的缝隙里此起彼伏的嚣叫着，这里就成了放学后孩子们的战场。木头挑着空担经过这里，如果没有下一家等着要送，便会走到近前。木头眼疾手快，总不落空。他还有一样本事，单听蛐蛐的叫声，就知道那是不是一只好蛐蛐。木头曾经送给我们一只梅花蛐蛐，据说是蛐蛐中的上品，乌油油圆溜溜的头，振翅的时候就能看见脊背的中央有一粒白芝麻大小的点，晶莹莹的半透明。可惜这只蛐蛐象木头，并不爱打架。

偶尔坐在小街上卖熟肉的案板前，就是木头快活的时候了。要一包猪头肉，撒些椒盐，端起一碗冷黄酒，木头的话就多了。原来他也曾有老婆，而且胖，他说，拍拍胸脯屁股发抖，拍拍屁股胸脯发抖。可是事后问他，他抵死不承认，逼得急了，便不出声。不过木头快活的时候毕竟不多。

文化大革命让木头成了人物。松木场住着二百多户人家，多是引车卖浆者流。引车的当然是无产阶级，卖浆的就很难说，无时无刻不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松木场斗争的矛头就理所当然地只能指向几个小业主。一日，我们放学路过菜场，那里正在开批斗大会。我们挤进人群，除了几个小业主，竟见木头赫然立于条凳上，头带报纸糊成的高帽，低着头，脖子上挂一张纸板，上写反革命。木头本来驼背，所以低头并不费劲。他似乎没有恐惧，不时地向人群张望。批判者正义愤填膺。原来木头出生于资本家家庭，父母在解放前夕逃往台湾，解放二十多年来，木头躲在煤球店阴暗的角落里，时刻梦想着变天，他这个木头是装出来的，现在要扒掉他的画皮！揪出木头，松木场的文化大革命就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木头的画皮已经扒掉，可我不觉得木头有什么异样，所不同的只是，木头今天洗过脸。木头的脸很白。

从那以后，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木头的背就更驼了。他一面做着反革命，一面依旧挑煤球为生。人们依旧叫他送煤球，却不再与他搭讪，木头的话就更少了。他每天还在这十里方圆内行走，眼神说不出是痴痴地还是怯怯的。

过了几年，我们都成了初中生。忽然有同学说，煤球店的木头让派出所抓去了，写反动标语。放了学大家绕道去了煤球店，果然没有了木头，添了两个做临时工的待业青年，脸上显得挺聪明。

又过了些日子，听说木头死了。一说是判刑后自杀了，一说是越狱，被打死了。反正是死了。那时候，家家烧的是煤饼。

前不久，儿时伙伴从芝加哥打电话来，说话中忽然问起还记得煤球店的木头吗？我说，记得。木头仿佛是姓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