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那个造神的年代，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成了没有十字架的礼拜堂，而且还不只是在星期日，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先唱圣歌“东方红”，然后开会，当主持人累了想回家睡觉时，再领着大家唱一曲阴阳怪调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时孩子们也常随大人们去开会，看着那些上窜下跳，声嘶力竭的大人们，虽然不真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反正没事干，全当是免费看猴戏了。有一天晚上，我正仰望着天花板上500瓦的大灯泡，畅想着“东方红，太阳升”带来的意境，琢磨着明天去小清河里逮鱼，突然听见主持人大喝一声:把历史反革命分子XXX揪出来，”只见几个人快速走到梅豆爸爸的身旁，一把将他从座位上拉了起来，扭着胳膊押上了台，另一个人把一块准备好的牌子挂在了他的脖子上，上面清楚地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XXX”，霎时我觉得空气凝固了，下意识的靠近了妈妈，身体不由得打起了寒颤。虽然说我已见过不少人戴高帽游街，但这眼前的人分明是邻居的叔叔，梅豆的爸爸，一个从不大声呵斥小孩的人，怎么突然变成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也太吓人了。我偷偷的环视会场，没有看见梅豆和她的妈妈。也许她们早已听到风声，没有参加今天的会，有谁愿意看见自己的亲人被摧残侮辱的那一幕。后来我才知道，梅豆的爸爸解放前在家乡集体参加过“三青团”。也许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以为是追求进步呢。真是此一时彼一时，造化不弄人，人整人。
第二天我见到了梅豆，她的双眼红红的，很明显，她昨晚上哭了很长时间，眼睛比以前更小了。我想安慰她，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就问她去不去和我一起去逮鱼，她摇摇头，临走说了一句：“我妈不让我跟其他小孩一起玩了。”我似懂非懂，但知道梅豆已不是以前的梅豆了，至少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同年级有个叫黑旦的男孩，比我整整高出一头，他和梅豆是同桌，因不和我们是一伙，平时就常欺负梅豆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要好的小孩子一起玩，梅豆穿着一条她妈手工做的老棉裤，用一条布带当腰带，因为没扎紧，老是往下掉，我和另外一个小男孩想帮梅豆把裤带扎紧点儿，正巧被黑旦看见，于是他逢人便讲：“山子帮梅豆系裤带，”那次真是把我弄得又窘又气，无奈他的个头太大，我只好忍气吞声。自从梅豆的爸爸变成了“历史反革命”，黑旦比以前更凶了，梅豆稍微超过桌子上的“三八线”，他就会恶言相向，本来就老实软弱的梅豆，变得更加忧郁不愿说话了。一天下午，我路遇黑旦，他以言语挑衅，三句话不过，他当胸给我一拳，我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不顾一切的和他厮打起来。一会儿就有十几个大人小孩围观，就像欣赏公鸡斗架，却没有一个人肯劝解。看来国人的冷漠并不是自从“向钱看”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想必是早有“光荣传统”。言归正传，我和黑旦一来一往，打得难解难分，我以前的恐惧早已不知上哪儿去了，瞅准一个机会，猛地一拳打中黑旦的右眼，只见他捂住眼睛蹲在地上大哭起来，我听见人群中有个人叹息：“真不中用，想不到大个子还打不过个小个子。”看着地上还在哭得黑旦，我扬长而去。心里真舒坦，感觉像个英雄。后来梅豆见到我主动问我脸上的抓痕还疼不疼，我得意的告诉她，黑旦的眼睛被我打青了，梅豆说她已听说了，并说：“黑旦是够坏的。”看来我也替梅豆出了口气，那让我着实高兴了几天。



后来我和梅豆又一起读初中，学校离家有近百里的路，学生都需要住校。我和梅豆不在一个班，那时的风气男女学生相互是很少说话的，只有极少数早熟胆大的学生敢给喜欢的人塞字条。梅豆也逐渐有了少女的矜持，周末回家我们也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无顾忌的在一起聊天玩耍。在我们升初中后的不久，梅豆的爸爸被调往新线工作。梅豆随着家人离开了那个山区小火车站，离开了往日的小伙伴，从此就再也没有了她的音信。转眼几十年过去，幼时所熟悉的事务仅存于记忆中，梅豆作为我孩时的玩伴，一个有着细细的眼睛，做事细细的，说话也是细细的小姑娘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即使哪一天梅豆迎面走过来，恐怕我也不会知道她是谁了。只有我种的梅豆，年年开出的花仍然是那样的紫红，虽然似曾相识，此物已非彼物也。好在每年结的梅豆角依旧香甜如故。
我只想在心底里问一声：梅豆你如今在哪里，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