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电的周末

  一九九八年一月五日至九日，加拿大最大的省份─魁北克省，先后遭受多场暴冰雨袭击。全省一百三十多万户断电，受灾人口达三百五十万之众。加国第二大城蒙特利尔几近瘫痪。魁省遭受了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



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 〔星期五〕

上午我去楼下邻居家，女主人告诉我她留宿了一位教会的朋友，下午还有更多的朋友要住到她家。我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

     前两天我从美国波士顿回来时，出了地铁站，看到公园里的树枝条儿上裹了一层冰甲，象夹心冰棍，风一吹，如同满树的风铃，叮叮当当。我呆呆地欣赏着这一派奇妙的冬景，心里直遗憾缺了太阳，否则，满树的晶莹闪烁，拍摄下来，该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北国风光图！

     后来看到被冰雪拦腰压断的白森森的树干，被压坍的屋顶，才恍然醒悟，美丽也会酿成灾难。可电视里有关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报导，总觉得灾难还在遥远的郊区。自己住在市中心，联邦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就在咫尺之距，如此重要的心脏地区，怎会有断电之忧！

     想到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友人，赶忙打了个电话去讯问，还好，她家也没断电，儿子、媳妇、女儿都回来避难了，还有儿子的同学。我开玩笑说：你家岂不成了难民营。万一你那儿断电，就上我家来吧！

     放下电话没多久，“喀嚓”一声，眼前突然一片幽暗，那时大约下午三点半，因为天阴，倒象已是傍晚时分。

     不相信果真断了电，马上出门探个虚实。走到电梯间，按了老半天电钮也不见动静，楼下的邻居倒从安全门里面出来了。

     “我也不相信真的停电了，所以上来瞧瞧。怎么办呢，我还约了朋友来住。”

     我劝她和教会其他朋友联络，住到有电的人家去。她却邀我住到她家，说是人多热气高，晚上也不会害怕。

     我一 向不喜欢拖累人，再则，说不定只是临时性的停电，何必瞎折腾！后来友人两次来电话相邀，我也以同样理由婉言谢绝。

     暮色降临，往常彻夜灯火辉煌的老城沉浸在阴冷的黑暗中。我摸黑上了床，迷迷糊糊正要进入梦乡，电话铃响了，赶忙挣扎着起来接，原来是楼下房管处的安琪拉，通知每户去领蜡烛。本来怕冷不想去领，可是翻来复去再无睡意。心想不如点上蜡烛看书吧，于是披衣下楼领来蜡烛，走到半路想起家中没有火柴，又折回去要火柴。安琪拉从桌上拿起一柄小小的打火机，大拇指一拨拉，跳出一朵小小的火焰，在朦胧的微光中显得那么可爱。我忙不迭地接过来，连同蜡烛，喜滋滋地捧回家。待到点火时才明白自己并没有看清楚安琪拉是在哪一头使的劲，胡乱拨拉了好一阵，一丝火星都逼不出来，只好再度出门。幸好在走廊里遇见同楼的张先生，马上叫住请教。张先生“嘿嘿”笑着，在幽暗的天光中很认真地向我示范了一番。回到屋里，我用大拇指使劲将那两片小小的齿轮抛向红色的按钮，一遍又一遍，直到指尖热辣辣地发疼，才终于捕捉住那朵绚丽的火焰。所谓看人挑担不吃力，原来就连拨弄一柄小小的打火机，没有实践也不行哩！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日  〔星期六〕

临睡前，我特意将客厅挂灯的电钮打开，每次醒来都要去看看灯亮了没有。如此折腾直到天明。

     来加拿大八年半了，这是第一个没有电的周末。安逸的日子过得久了，人的意志也变得脆弱起来。回想在中国大陆时，冬天没有取暖设备，一般的寒冷，一年年都不照样熬过来了吗；夏天我们住高层，也经常断水断电，当时的艰苦，一转眼也早忘了。

      第二天中午，房管处出了告示，除了小心火烛之类的叮咛外，还给了一个重要信息：Place d'Armes 地铁站楼上的市政府大会堂里设立了灾民接待站。

      早上我经过那儿看到里面灯火通明，还以为在办展览会呢。此类经历，在国外还是首遭，不妨前去见识见识。

      原来用作展览的大厅撤去了所有机子、架子、桌子后显得更加大而无当了。大厅隔成两间，左边一间较小，安排给家庭和单身女人，大家都席地睡垫子，一位年轻女义工正带着大群孩子们在戏耍；右边一间分为三部份：紧里边用木板圈起，放着几十张小床，住的全是老弱病残，配备专门的护理人员。外面一分为二，右首靠简易厨房放了一架大电视机和七、八张大饭桌，左首是单身男人的地铺，几个人裹着睡袋在打呼噜。 

     大厅里好几处地方在供应咖啡，我通常很少喝这种使人心跳加剧的饮料，不过一连两天肚子里没有进过一点儿热东西，寒冷的胃对任何冒热气的食品都感到迫不及待。我正心满意足地大口呷着滚烫的咖啡，忽然觉得有人在扯我的大衣袖子，低头看见一个齐腰高的男孩忽闪着带长睫毛的晶亮眼睛在仰脸对我笑。

     “夫人，您最好把大衣脱掉，里面才暖和呢。”

     “是吗？我喝完咖啡一定脱。”

     “那您晚上住不住在这里？”

     “我还不知道，你住了吗？”

     “昨天夜里我们全家都住在这里。可好了，灯一直很亮很亮呢！”

     “你从哪里来？”

     “魁北克啊！”

     “魁北克？” 我吓了一大跳，“那么远！” 

      他知道我把魁北克省理解成魁北克市了，忙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想说我是魁北克人，我家当然是住在蒙特利尔了！”

      “明白了，明白了！”我轻轻抚摸着他可爱的金发，会心地大笑起来。

      我太明白了，对于绝大多数魁北克境内的法裔加拿大人，他们首先是魁北克人，然后才是加拿大人，这种民族感情从孩提时代就已根深蒂固。

这位好客的小魁北克人使我对周围陌生的环境顿生亲切感，我决定坐下来看看书。我脱掉大衣，找了张清静的大桌子，继续读那本《爱的教育》，不一会，来了个魁北克女人，坐在我对面，拿出一本笔记，埋头写了起来。

室外冰雪肆虐，一片阴冷凄凉；室内欢声笑语，满目温馨如春。心里有了安全感，又有一本好书在手，我竟乐不思蜀了。

      也不知在书海中荡漾了多久，忽听对面的女人大声招呼道：

      “喔，您又回来啦！”

      “是啊，我回家拿两本书，就回来了。晚餐也快到点啦。”

      我闻声抬头，只见面前站了个西方男子。他朝我点了点头，从鼓鼓囊囊的大衣上半部掏出两本厚厚的《Internet》，扔在桌上，然后忙着脱掉外衣、帽子，稍稍喘了口气，又将鲜红的领圈、鲜红的套头毛衣除去，只剩一件白衬衫，塞在黑色的长裤里。那过于突出的肚子，倾刻破坏了他高大英俊的完美形像。

      几乎同时，来了个矮敦敦的男子，那女人介绍说是她丈夫，然后就拎着大包小包跟他走了。第一位男士便马上占了她的位子。

      “嘿嘿，您看到他们是怎么搞的吗，把单身男女分开，象回到了中世纪。荒谬！荒谬！”他嘻笑着对我说。

      我想，看样子书是看不成了，那就聊聊天吧！

      “是中国人吗，来加拿大多久啦？”

      “八、九年。”

       “和我一样。”

       我吃了一惊，原来他也是移民。

       “我还以为您是本地人呢。”

       “才不是呢，我是瑞士人。”

       怪不得他讲一口纯正的欧洲法语，一点儿魁北克腔都没有。

       我们聊了会儿有关冰雨和停电的情况，那男子告诉我，他家没有停电，不过，接待站一成立他马上就来了。我含笑问，他是否和我一样，也想来体会一下在异国罕见的人间温情呢。

       “我体会得太多了，每天都有所体会。”

       或许他读出了我目光中的大惑不解，情绪忽然变得激动起来。

       “您在这儿一定从来没有挨过饿，要是和我一样经常挨饿，您就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了。”        

       哦，我听说过，蒙特利尔有多处慈善团体提供的免费餐桌，唐人街附近就有一间，我偶尔傍晚经过，依稀看到玻璃窗后面的餐桌和晃动的人影，我原以为专为流浪汉开放，原来…

      他愤愤地说：他有瑞士的大学文凭，学的是 Communications，可在这儿从来就没有找到正当的工作，一直靠可怜的救济金生活。我劝他到大学去选修几门课：知识需要更新，十几年前的大学文凭自然就不管用了。

     “学了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种族歧视！就是在这儿吃东西，也要等别人吃了才轮到咱们。”

     我忍俊不禁：北美的白种人对欧洲的白种人搞种族歧视，很有意思！不过难怪他那么愤愤不平：旁边几桌的老人和残障病人早就在大量义工的精心照料下吃了好几道，注册住宿的那厢，也推过去了好几辆流动食品车，唯独我们这儿还毫无动静。我想也许我们没有登记，晚餐没有计算我们的份吧！

     食品车终于推到我们这儿，剩余的东西的确不多了。每人一包三明治，一块甜点。我还没有打开塑料纸，瑞士人已把它全部吞进肚里。只见他飞快套上红毛衣，把红领圈围在额头。

     “您走了吗？”我不胜惊异地问。

     “嘘！”他食指搁在唇间，示意我噤声，又指指对面，“我到那边去，再拿点儿吃的，我好饿！”

      原来他把自己化妆一番是怕分发食品的人认出他来，我真为他难过。我向来不爱面食，加之不饿，每样尝了一小块，其余的都留了给他。

      过了一会他回来了，用餐巾纸在擦嘴角边的面包屑。

      “如果您还饿，可以把这半份也吃掉。”

       他果真吃了。

       “吃饱没有？”

        “还饿。”

        我很懊悔刚刚到柜台拿水时，义工给我食品我没要，于是，我又去了厨房那边，把那份食品要了来。

        我回到桌边时，发觉他从推回去的车子上又拿了两份三明治，一面拼命往嘴里塞，一面打恶心。

        “您怎么啦？”

        “想吐。”

        “想吐就不要吃了，留着明天吃吧。”

        他一面点头同意，一面继续吃，只是放慢了速度而已。直到桌上的三份东西全部吃光，他才大功告成般地舒展了一口气。

       
        看来，他有得吃时都是这么吃的，难怪才步入中年就挂了个大肚囊。街上那些流浪汉，十有八九跟他一个样。

        “您这么暴饮暴食很伤胃。”

        “我知道，可是这种食品我再吃也不觉得饱。通常我每星期都要到唐人街的中餐馆吃一次自助餐，那才叫过瘾。停了电，连中餐馆也关了。”说到中式自助餐，他夸张地直舔嘴唇。

        我拿过被他撂在桌上的那两厚本《Internet》，竟是英文的。

       “您英文这么好，法语又是母语，根本一点儿语言问题都没有哇！”

       “岂止英文法文，我还懂意大利语、德语和西班牙语。”

“那您找工作应该没有问题。努力一下，您一定会找到。”我真心诚意地鼓励他，我想，他条件那么好，又正当年富力壮，怎么样都不可能、也不应该靠社会救济过日子呀。      

“不过，我的当务之急不是找工作，而是成家，我今年得想法结婚。”

      “啊，结婚？！”我大吃一惊，一个把大好光阴都消耗在免费餐桌上的男子，当务之急居然不是自食其力，难道他打算带着家眷儿女一起这么混？！

     “您知道，不是非要有工作才能成家的。只要我愿意，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找到：欧洲的、魁北克的、阿拉伯的、海地的…我只是不敢尝试中国女人。中国人家庭观念太重啦，我可没勇气面对女方的整个家庭…”他兴致勃勃地说，“成家后有小孩也不怕，没工作政府会养。在这儿工作难找，女人可是好找，我甚至可以同时拥有一大把，就象从前你们的中国皇帝…”

他愈说愈放肆，说到女人，他变得那么面目可憎，我对他的同情，倾刻化为乌有。       

我匆匆收拾起书包，拿上大衣。

     “您要走，不住这里了？” 

     “不了，我回家看看，也许已经来电了。”

      他和我道了“再见”就坐到大电视跟前，我朝那两本始终被冷落在一旁的《Internet》投了深深的一瞥，由衷地为它们感到惋惜。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一日 〔星期日〕

      今天情况变得更加严峻，蒙特利尔市四条地铁线全部瘫痪。地铁通畅时，我心里比较安定。因为我就住在地铁站对面，万一有什么情况，两分钟就能钻进地铁；难民接待站就在下一站，一分半钟就能到达。

     大楼里冷冷清清，大家都投亲靠友或上接待中心了。我想，天黑以前我一定得住到接待站去。

     下午我简单收拾了两条被单，梳洗用具，带了身分证，然后找了本通俗小说就出了门。气温始终维持在零下十几度，冰冻的路面滑得象溜冰场。原来五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程，战战兢兢走了半个小时。进入温暖的大厅，我大大松了一口气。随即便在门口的大桌子那儿登记住宿。

     我早就打好主意，既然得住下，不管认不认识，一定得找个中国人作伴。我很快在大厅角落找到一对中国夫妇。

     “我能不能跟你们待在一起？”我毫不犹豫地用国语问。

     他俩愣了一下，那女的马上高兴地说：“好啊好啊！我们登记了，可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住下。” 

相互介绍过后，我惊喜地发现：我们不仅都来自大陆，而且我和郭先生差不多还是同行。我们都是法文专业的科班生，只是来加拿大以前我一直在大学从事教学和文学翻译，郭先生却在联合国教科文任职。我提起曾在联合国工作的教研室同事，郭先生居然也认识。

     “想不到会在这儿相识，真是有缘！”郭太太诚恳地说。

     另一件让人心情舒畅的事是，大厅里贴了好些“禁止抽烟”的标语，空气显然比昨天好多了。大厅中央有个文艺团体在表演乐器，邀请大家去跳舞。我和郭太太看到义工们收拾桌子忙不过来，便去帮忙。大家向我们投来赞许的目光，还有人抱拳表示感谢。搞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心想，我们在这里受到那么好的照顾，那么多义工为大家无报酬地每天连续工作十几小时，我们帮点儿小忙，还值得谢吗！

     一位女义工对我说，她家没有停电，她在电视里得知接待站需要义工，就马上来报到了。

     电视机前的一位魁北克老妇人拉住我说：“您看看我们的拉封丹公园，变成什么样了！保险公司固然会赔偿损失，可是那有什么用，今年夏天我们再也没有绿荫了。”她说到最后眼眶里涌出了泪水。

     我深为同情地拢了一下她的肩膀。拉封丹公园是蒙特利尔众多公园中最大最美之一，清流浓荫，鸟语花香，是消夏的最佳所在，谁都羡慕它邻近的住户。整个夏天，几乎每个夜晚都有免费的露天电影和歌舞演出，我本人就在那儿看过艺术学校的芭蕾舞表演。此刻那些美丽的参天大树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被拦腰截断，那画面真惨不忍睹！

     我也看到了那位瑞士人，他带着兴奋而神秘的表情悄悄告诉我：老城区还有一个灾民接待站，他吃完这边就去吃那边。他桌上已经没有那两本《Internet》，我有点儿担心他两地来回奔波，是不是把书丢了。我想问他，可硬是忍住了。

     开晚饭之前，广播里发出通知，要求登记过的人回到自己的床位边，没有登记的人到某一教堂去用餐，接着又反复播送了该教堂的地址。

     我看到瑞士人东张西望、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不少其他人也站了起来，那边桌子倾刻空了一大片。我们虽然登记了，但还没有床位。我们便和刚结识的一位汪姓单身中国女孩一起去找空床位。小汪发现老弱病残部已经走了不少人，于是我们把行李搬了进去。不一会，有位义工来问我们有没有糖尿病。我回答说没有，又心虚地问，我们是否没有权利住这么好的地方。

     “没问题，你们尽管住这里。有些老人院电线修复了，也有的自己买了小发电机，把老人大都接回去了。我问你们有没有糖尿病是因为我们得给病人另外的食品。”义工和颜悦色、不嫌其烦地解释。 

     用完晚餐，我去接待办公室借了付扑克，四人打百分。到国外这么久，无牵无挂甩纸牌的机会真是屈指可数。我和郭太太一帮，一路领先，过足了瘾，好不痛快。有些魁北克老太看我们玩得那么开心，都好奇地凑过来，然后笑着摇摇头又走了。义工们经过时总要问我们是否对一切都满意。我们便真心诚意地向他们道谢。

     十点钟一位小伙子推过来一辆食品车，给我们每人一罐牛奶、又让我们拿其他零食，于是我拿了一杯果冻，他们三人各取了两小盒葡萄乾。

     “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好像我们在乘飞机似的。”

     “在飞机上哪有吃这么好！”小汪马上否定我的话。

     “真的，现在飞机上的食品是愈来愈差了。”郭先生附和道。

     “原先坐飞机根本用不着带吃的，现在要不带点儿吃的就太无聊了。”郭太太打开一盒葡萄乾，送了两颗到嘴巴里，笑嘻嘻地说，“这么一小盒葡萄乾在我们店里卖五十分呢！”        

     “啊，开杂货店很赚钱噢！”我不无羡慕地说，心里真佩服郭氏夫妇。他们来蒙特利尔不过两、三年，已基本立住足头，不仅买了店，还买了房子。

     “马马虎虎啦，也是没有办法才买的店。要能找到工作，谁都不想改行啊！”郭先生若有所思地说，跟着就出了张错牌。

     又吃东西又聊天，大家显然都有点儿心不在焉，于是小汪提议，不如收了牌，好好聊一聊。郭太太也说，既然大家有缘在此相识，不妨交交心，以后就是朋友啦。

     小汪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在一家大公司的顾客服务部工作。原先是全职，现在因为经济萧条只做半职。我问小汪为什么不去美国找工作。波士顿的失业率只有百分之三，魁北克要比它高三、四倍。小汪说，她不会离开蒙特利尔，她觉得这儿生活得平静安宁，魁北克人忠厚大度，她和他们很合得来。郭氏夫妇也说，他们跑了许多地方，觉得蒙特利儿最适合他们，所以决定在此定居。我在魁北克呆得时间最长，体会自然更多一些，于是大家谈论了一番在异乡的经历。

     “我不在乎大富大贵，只向往平静。人活着并不需要很多金钱，我住一个房间，每月房租不到两百，热水、暖气全包，吃更花费不了多少，我挣的工资根本花不完。人最要紧的是活得开心，在这儿我生活得很快乐，很充实。”

     小汪是我们四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讲的一番话，似乎已经悟道，隐伏着禅机。事后我悄悄问她，是否在学佛。她说，谈不上学佛，只是在修炼一种佛教气功而已。她说，修炼后胸怀变宽阔了，什么事都想得很开。有失必有得：失去了一半工作，却多得了一倍学习时间，她学法语、学电脑，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分手，各自回家。我惊喜地发现，我楼电路已经修复。

     这三天经历，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只是昙花一现；但对于我，却是终身难忘，因为我看到了加拿大──我们选择的居留地──现实生活中最好和最有问题的一面；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子孙在异国土地上适应、绵延和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