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初，雷拉不慎跌倒，摔伤右腿，右肩膀粉碎性骨折，继而引起了严重的状况。87岁的她在医院被急救整整一个星期，后转到康复中心。在六周的时间里没允许任何探访，甚至她子女也受到限制，因为十分衰弱的她需要防备任何可能的外来感染。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姨，她在89岁那年跌倒，导致大腿骨折，在跌交前完全能生活自理的她，三周后就去世了。我深知骨折性的跌伤对老年人可能会产生致命性的后果，故而忧心忡忡。
雷拉以顽强的意志和生命力，幸运地挺过了危机时段。1月下旬，在她自己的强烈要求下，转回家中休养、治疗。
到达雷拉住的楼下时，正是约好的上午11点。登记后乘电梯上到第25层，没想到开门迎接的竟是雷拉本人。她左手拄着拐杖，右腿微微颤动，右臂完全不能动，但腰板挺直，灰白的头发梳理的整齐有致，化着淡妆红唇，一脸灿烂的笑容。蓝灰色的毛衣罩在浅粉的衬衣外面，处处透着爽利、洁净。
你看起来真精神，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 我说。
“我从早上起床后，就忙着打理自己，一直忙到现在…… ”
雷拉完全有条件享受全天护理，但她坚持不用人陪同。在医院治疗之外，她坚持做自己认为能做的一切，只接受“必要的”帮助。她忍着疼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每天用一只左手穿衣、洗脸、梳头、热饭，吃饭，读书，开关电视，接听电话，拄拐杖走步，她甚至给自己做过烤鱼。探望过她，第二天她用左手给我发来一封表示感谢的电子邮件……。
见面那天，她为“打理自己”，花费了二、三个小时，足见吃力的程度。
雷拉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不愿意给别人留下一丁点儿消极的感觉，令我感受到她对人生的热爱和对他人的尊重。
进到公寓里，感觉与舒宾在世时完全一样，原封未动，仍和过去一样丰富、温馨、洁净。满是书籍和照片的客厅，可以从环绕的大玻璃窗，俯瞰波士顿市和远处的大海。雷拉曾对我说过，在他们近六十年的婚姻中，她一直是被“宠坏了的”（spoiled），家里大小事物都是舒宾来管的，以至于在舒宾去世后，她连电话号都找不到，许多事物不得不从头学起。不过看来这几年她学的不错，“我的生活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轨道”，雷拉说。
由于右臂不能动，雷拉请我帮她扣上衬衣左袖口的扣子。但偶在屋内走动时，我想搀扶一下，却被她拒绝了。她说“我能行，我能走”。在我们离开时，她拄着拐杖，坚持自己走过房间和走廊，走出房门，穿过十多米的楼道，一直送到电梯边。我想，她一定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豪吧。
刘莹对我说，有一次在和美国友人们聊天时，她说她没看到在波士顿地铁里有给老人让位子的（公共汽车每人均有位子，所以发现不了这个问题），而在北京乘公车，经常有人给老人让位，她觉得这是社会风气问题。一位回答者说，可是你让位，也许那老人会感到诧异，没准儿心里会想：谁老了？！你才老了呢。他原本觉得自己挺年青，可你把他看得这么老，甚至不能站地铁。虽然他不至于煽你一巴掌，但至少觉得你小看了他。
如何期望别人看待自己，是否愿意被照顾，看来确实存在着一些观念上的差异。
我不由又想到了中国。我在那里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没认为自己老了，实际上五、六十岁也并不老，但社会不断地把他们归向老的范畴，不断地提醒他们：你已经老了。这对美国人来说，也许心理上会接受不了。美国的社安制度鼓励人们晚退休，保持工作（越晚开始退休，拿到的养老金相对会越高）。在这里七、八十岁还不知老为何物的大有人在。我想，他们不论是做义工还是拿薪，大概更看重的是保持自信，自立，是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吧。
雷拉说，“摔伤两个月来，虽然今天第一次会客，但和子女通电话还是很多的，还有哈佛的朋友们”。
舒宾在大学选修的是德国文学专业，记得他讲过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他的一个热爱德国文学的同班，学到走火入魔，最终在毕业考察时加入了希特勒的党卫军。而同时毕业的大多数哈佛人，坚定地站在了反法西斯的正义事业一边，不少人像舒宾那样投笔从戎，有的牺牲在二战的战场上。他们之间就这样成了敌人。战后那个同学回到了美国，但始终没有参加校友会的活动。我想，他大概自己也不好意思去见哈佛的校友吧。
“冬天天冷路滑，你就不要出门了”我顺口说，原以为雷拉会点头附和，没想到却引出了一个让我大为震惊的消息。
“我上周自己开车去医院了。”
“你？用左手？就现在的身体状况？”
“是啊，我女儿知道了冲我大怒……”
“这太危险了！”
“你真的不该这么冒险，万一出什么事……” 刘莹也担心地说。
“我知道，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冒险了。不过那天我就是想试试……”
这让我想起了舒宾的一件事。那年舒宾大概七十五、六岁，做全面的体检，其中包括做肠镜。由于肠镜检查要全身麻醉，医生特地嘱咐要有人接送。但舒宾不大在乎，他说做个全麻有什么关系，检查完了麻醉也就过去了，他就这么去了。医生发现他自己开车来的，很不放心，做完检查后亲自叫了辆出租车，盯着把他送上了车。没想到刚一拐弯，舒宾就让出租车司机改变方向，开到他停车的地方，最终他还是自己开着车回家了。
这次我从雷拉身上看到了舒宾的影子，真是天生的一对。
“我不能停止开车。只要不依赖别人，我就很满足。”雷拉说。
雷拉和过去一样，对诸多事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她说自己每晚8点上床后，读书看报至10点，“晚上10点前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电话”。
她关心中国的许多事情，譬如中国最近通过了一些新的立法，胡主席访问非洲等，她都知道。她在我眼中是一个学者型的老人，从遥远的地方用自己的心关注着中国的变化……
见到刘莹，她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连串的提问：你为什么对西藏文化产生了兴趣？会藏语吗？在拉萨住在什么地方？在那边有朋友吗？西藏合作项目的重点是什么？谁是这些项目的主导？中国方面参与的单位是哪些？等等。 她认真地聆听，并记下了美中西藏文化合作项目的网站。
第二天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朱利安（
舒宾夫妇在大约三十年前去过西藏，那是中国政府的特许，也是一种特殊待遇。她完全了解，美国学者们对西藏文化的兴趣和尊重，对中国来说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而当今两国学者已经能为保护西藏文化展开合作，体现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也是中国政府的开明，她为此而由衷地感到高兴。
说到她的书《当年，我的中国》，雷拉很盼望她的身体能快些恢复，以便继续修改那些尚不满意的部分，把它最终完成。雷拉和舒宾上个世纪经历的与中国有关的事太丰富了，我也在心中默默祷念，希望这部珍贵的作品能够有机会早日问世。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我问雷拉是否累了，也许我们该离开了。她爽快地说，我真的很疲倦了，要躺下睡一会儿。但她坚持要走到电梯那里送行。
临别，像老奶奶嘱咐孙女，她对刘莹说：“有了男朋友，要带来给我看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