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归故里
司徒雷登何许人也？
在我这一辈里，大多数人是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听说这个名字的。由之，这个名字差不多是反动派、落水狗的同义词了。现在的年青一代，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大概就很少了。司徒雷登感人的一生，他对中国所做的无私奉献，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帷幕后面。
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了中国。这引起了我的好奇。翻读诸多的资料，综合记述在此。
司徒雷登先生倾毕生之力，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创建并领导了燕京大学，在长达27年的治校生涯中，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中国一流大学。他倡导学术自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并留下了如今北京大学所在的美丽校园。
司徒雷登出生在一个热衷于教育事业的家庭。他的父亲John Leighton 做为牧师在1869年28岁时远渡重洋来到封建落后的中国，在杭州地区传教，在中国生活了整整46年，直到去世（他父母和一个童年夭折的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他的母亲随丈夫来华后，投身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1876年6月，夫妇俩在杭州生下John Leighton Stuart，并为他起了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司徒雷登。
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和小伙伴们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11岁时父母送他回美国接受教育，后又回到中国。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雷登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南京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后来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1919年1月赴京，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木子新闻
他做的第一个决定是重建校址，否则燕京根本无法发展。
在他多回忆录中记载了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交通方便，离城5公里，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有吸引力。这里靠近著名的西山，那里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查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他的诚恳态度和非凡的沟通能力，大大感动了这位督军，促使他竟然愿意仅以6万大洋的价格把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设为奖学金。
为建立新的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在老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募捐资金。他游说在中国的官僚和军阀之间，走遍大江南北；也在美国的富人和政要中宣传，多次往返于大洋彼岸。募捐是艰难而常逢尴尬的过程，他曾说过觉得自己和乞丐一样。
到1937年为止，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当时的货币）。1917-1918年燕京大学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拨款；到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大部自筹，教会拨款只占14%。
他不仅建起了美丽壮观富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校园，重金聘任了许多有名望的学者教授，还创立了敦厚民主的校风，倡导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曾经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几十年里，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许多人成为各个领域的栋梁 。燕大的著名流行语“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I love Plato, but I love Truth more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深植于每一个校友心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许多大学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权衡再三，决定让燕京大学继续留在北京。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他让学校悬挂着美国国旗。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将燕京大学包围，学校被迫关闭。司徒雷登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被日军关进集中营近4年之久，直到日本战败后才获释。
1945年8月司徒雷登获得自由，他随即赴重庆参加抗战胜利大会，在那里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司徒先生，延安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他笑着回答说，他了解。几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一起请司徒雷登吃了饭。
1946年司徒雷登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赠与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
就在这一年，历史和司徒雷登开了个不小的玩笑，把他推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鉴于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经美国总统私人代表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离职的赫尔利。
那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对于这一任命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在两年内完成大使任务后仍回燕京大学。这个要求得到了马歇尔的特批。
据当时任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的陈芳芝回忆，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共产党方面对司徒雷登出任大使持乐观态度。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发表讲话，欢迎对司徒雷登的任命。
以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身份，使司徒雷登无论在哪一派政治势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职、对他怀有敬意的燕大毕业生。但是，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在这段仅仅两年多的大使生涯中，他不得不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复杂尖锐的矛盾令他心力交瘁。单凭一个司徒雷登，已不可扭转当时的大局。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拒绝撤退，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反对，8月2日，他奉调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了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的土地。
8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社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在中国鞠躬尽瘁大半生，彼时成为政治笑料，两头挨骂。他备受打击，中风偏瘫，从此在病榻上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3年。1955年8月因心脏病逝世于华盛顿，他留下临终遗言，希望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内早逝的妻子墓旁。他认为自己 “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半个世纪过去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司徒雷登归葬中国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闻名于世的燕京大学被撤销，其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校园也归属北京大学。
在1956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对司徒雷登的注释是：“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不过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这条注释被删掉了。
司徒雷登的朋友和老燕京大学的校友们为实现他魂归燕园的遗愿，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才出现了转机，可是仍一波三折。
1987年4月，司徒雷登的遗嘱执行人傅泾波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通知，原已批准的决定，由于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上书，反对司徒雷登归葬燕园，此事暂缓办理。一年之后，傅泾波逝世了。
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美国第一位华裔陆军将军，现美国华裔百人会的会长）为了实现司徒雷登的遗愿，同时也是他父亲的遗愿，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国许多高级官员发出呼吁。
1999年初，北京大学在研究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的事宜后，得出结论，“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应予同意，但宜低调进行；并同意再次上报中央有关部门”。然而事情刚有转机，当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关系骤然紧张，司徒雷登骨灰安葬燕园一事不得不“缓办”。
终于，在司徒雷登逝世53年以后，他的骨灰回到了中国。 “2008年11月18日，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杭州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这是某个地方报刊的报道。
“坦白讲，这事上面交代了要尽量低调。我们什么都不方便讲。”杭州名人纪念馆副馆长房友强很坦诚地说。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新闻文化处处长的态度更是坚决：“骨灰下葬事先的一个要求就是低调进行。省内媒体报道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省外任何媒体的采访。”
“低调”仍然令人感受到过去的阴影和政治斗争的痕迹。但无论如何，社会还是进步了，尽管没有安放在他所期望的燕园，尽管在世的当年燕大学生已寥寥无几，司徒雷登毕竟回来了。中国人终于有了重新认识司徒雷登，重新回忆和纪念他的机会。
“我们燕大校友大多明白司徒雷登是个什么样的人。”80多岁的王百强说。至今在他的记忆里，司徒雷登是那个新生入学开学典礼那天，挨个与他们握手，并俯身询问他姓名的老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