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一次读王朔的文字是八十年代中他刚发表的《空中小姐》，好像是《北京文学》。当时他似乎还没那么多话，或者是编辑还不让他说那么多话。读完了只是感觉像是浅层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之后再见王朔，就是影视了。也只有葛优才让王朔的那些话说出来从容，幽默，充满善意。换别人，就是烦，找抽。

最近王朔在一个什么访谈中又谈到了“京味文化”。他指出王蒙不是京味，刘心武京味不地道，邓友梅有一点，老舍才是真京味，其他的都是假的。当然，还有言外之意，王朔是地道的京味。可是，王朔说了一通，究竟什么是京味，却没有说。

其实，一个地域的文化是随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老舍所写得那些人的习惯，行为，环境，甚至语言，都已经变化极大或不存在了。若要认定那才是真正的京味，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老舍是京味的最后一人。其实也正因为这种变化和消失到无可对照，现在人们才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老舍的京味真地道。其实要放在当时，未必人人都这么说。

如果说胡同味才是京味，便又有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胡同味？北京的胡同成百上千，背景和档次大不相同，在一个档次地道的味，在另一个档次的胡同可能很不地道。即便老舍，未必对当时北京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写得准确。而如今，还有多少北京人生活在胡同中呢？

一个作家描写的准确性和语言风格与作家的个人经历不可分割。我没有考证老舍的经历，但相信老舍并没有一直生活在北京。他在北京的时间，未必有王蒙或刘心武长。老舍生活的环境与他所写的环境也未必那么贴近。所以，何必非那么肯定地“厚此薄彼”呢？

王朔一直觉得自己很京味。据传说的和他的作品来看，他是长在文革时的部队大院。部队大院，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军官集中的地方，王朔的父母辈更是普通话都不普及的一代，这些人凑在一起，能把北京话说利落的没几个。大院里的孩子生活环境也不同于别的地方。王朔所津津乐道的京味，不过是“部队大院京味”。它有别于大学家属区的京味，有别于机关团体大院的京味，有别于工厂干部子弟的京味，而这些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的团体。他更有别于工厂工人区的京味，更有别于胡同的京味。所以，王朔未必很清楚那个他自以为明白的“京味”。

在我看来，京味就应该是北京味。大家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生活，在相同的街道中穿行，低头不见抬头见，共同构成了这里的一切。京味中该有街道胡同，该有机关团体，该有大院大学，该有工厂农村，也该有民工游人。

王朔算来该近五十了，可口诛笔伐的劲头依然很足。据说王朔没有受过正规系统教育，这可能是他敢如此傲视群雄的原因。大凡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就如对地理有了大致了解，知道哪些是高峰那里是最高。但有了这番了解，大部分人往往先自灭了攀登的勇气，只在谷中或山腰做些探幽清理工作，唯大智大勇者才敢攀登且多上高峰。而另有一些人，多是对地理所知不多，只寻一条小径便奋力攀登，待得到一峰顶，便仰天长啸，以为已是登极，可以小天下。王朔喜欢谈文化，喜欢粪土别人，这实在不是他的错。只是因为他不知自己有多少文化。